我們對於市場及商業運作方式的理解,來自於大約一百多年前的一群歐洲經濟學家──包括英國的馬歇爾以及其他同時代的歐陸學者。這種理解完全奠基於「報酬遞減」的假設:在市場中領先的產品或公司,最終都會遇到極限,因此產品價格與市場佔有率會達到一種可以預測的平衡狀態。這項理論大致適用於馬歇爾時代偏重大規模加工、煙囪林立的經濟型態,而且在今天的經濟學教科書中仍屬顯學。然而在本世紀中,西方經濟穩定而持續地,由大宗原料的生產轉變為科技的設計與運用──由資源加工變成資訊加工,由應用能源變成應用理念。隨著這種轉變,決定經濟行為模式的基本機制,也由「報酬遞減」轉變為「報酬遞增」。
企業主管薪酬一直是熱門話題。此外,由於股票選擇權(譯注: stock options 或譯為股票期權或股票認購權,為一種契約,依此契約,當事人享有在一定期間內以協定價格出售一定數量特定股票之權利)佔企業主管年薪的比例正快速增加中,績效給薪制引起更熱烈的討論。股票選擇權已佔美國大企業執行長年薪的一半以上,在資深營運經理人的年薪結構中也佔三成左右。董事獲得的薪酬當中,股票選擇權與無償配股(stock grants)也佔了近一半。
當會議季節又來臨時,董事會的成員們(包括我自己在內)可能會感到些許的忐忑不安。我雖然已經擔任董事職務長達三十年以上,卻很少感受到人們用「被動」、「懶散」、「癡肥、愚蠢、怠惰偷安」等評語來描述我們這些董事(而這只不過是最近對於董事會的評語舉隃)。無論如何,對於董事會的嚴厲批評是有相當的理由的,的確有太多公司的董事會沒把該做的事情做好,我們不能再繼續坐視不顧。
關於商業與環保的爭論已經被過份簡化成一道是非題,即:「投資環保是值得的嗎?」許多商學院與環保領袖對此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然而,企業界人士對此則抱持懷疑的態度,這是理所當然的,既然他們能在其他方面揚棄直覺式的非有即無(all-or-nothing)的想法,例如:下一個廠建在新加坡是值得的嗎?要增加負債平衡比例嗎?要對違反專利權的競爭對手提出告訴嗎?可想見的,答案當然是:「看情況。」對於環保問題應也應是如此,即:正確的政策取決於企業當時所處的情勢以及企業選擇的策略。
在過去十年中,每種類別的消費品與消費性服務,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地發展,而且這種風起雲湧的態勢,似乎沒有稍緩的跡象。大部分的公司都在全力地追求產品擴張策略,特別是產品線的延伸。然而,在同一時間中,有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假如未妥善加以管理的話,這種野心勃勃的戰術可能會有如下的陷阱存在:隱藏性成本增加、削弱品牌形象,並為經銷商和零售商之間的關係帶來麻煩。
為了加強與顧客互動,葛倫米迪公司大手筆投資在前端促銷業務上; 但如此一來,就擠壓到產品創新,投入的資源跟著大幅縮減。 而從長遠來看,產品必須不斷創新,才能留住顧客,進而創造愈來愈多忠實的老主顧。 行銷力和產品力之間,究竟能不能找到一個平衡點?
本文將俄羅斯和波札那礦工的愛滋病疫情視為財務問題,提出計畫來改善員工健康,並降低礦場成本。
每家公司都宣稱他們致力於創造股東價值,卻很少有打造股東最大價值的實際作為。公司究竟該怎麼做,才能成為頂尖的價值創造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