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必須找到定義自己的新方式。
在漫漫歷史裡，絕大多數人都是出於必要而工作。許多人在辛勤工作當中找到安適、價值和意義，但有些人把工作視為能避免就避免的必要事項。數百年來，從歐洲到亞洲社會裡的精英份子，都志在免於從事有酬的受雇工作。亞里斯多德把「自由人」定義為人類存在的極致，也就是一個免於為生活必需品憂慮的個人，而且擁有近乎完整的個人主體性。（令人訝異的是，他不認為富商是自由人，因為他們滿腦子想的都是獲取。）
人工智慧和自動化帶來的可能性，為工作在人類生活裡的定位，提出了新問題。在未來數十年，大多數人仍會專注在實體和金融的產出活動，但隨著技術以空前低廉的成本提供服務和產品，人類勢必要尋求新的角色，而這些新角色不見得與我們今日對工作的認知緊密相關。
一如經濟學家布萊恩．亞瑟（Brian Arthur）提出的，有一部分的挑戰「不在經濟層面，而屬政治層面。」技術的利益會如何分配？亞瑟指出，今日在美國和歐洲的政治動亂，部分源於社會精英與其他人之間的隔閡。這個世紀稍晚之時，社會將會探索如何分配技術的生產利益，原因有二：一是到時會較容易分配；二是他們必須分配。隨著時間過去，技術能以較少的犧牲，來達到更多的產出。而且歷史顯示，財富集中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