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BR圓桌會：企業如何適應長期關稅戰？

全球貿易正瀕臨深層轉變。川普總統對180多個國家和地區徵收關稅，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徵收的關稅尤其高，導致世界各地的企業紛紛大幅調整供應鏈和製造策略。

幾乎沒有產業不受衝擊。各企業為了因應，開始囤積庫存、調整價格、預測消費者需求的變化、遊說爭取關稅豁免，並重新思考生產作業。儘管關稅可能會對企業造成重大破壞，但有些企業可能也會發現，不斷變化的整體情勢提供了新的機會。

組織領導人被要求調適──並且要迅速調適──否則就會有落後的風險。哪些關稅會持續？對全球商業會造成什麼衝擊？未來可能出現哪些供應鏈中斷？領導人該如何因應？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哈佛商業評論》英文版總主筆殷阿笛與以下專家進行一場即時的線上圓桌會談：

• 史兆威（Willy Shih），哈佛商學院教授
• 亞當．波森（Adam Posen），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所長
• 彬迪雅．瓦基勒（Bindiya Vakil），供應鏈顧問公司Resilinc和境內轉包（onshoring）新創公司 Accio3D創辦人

他們回答線上觀眾的提問並討論以下主題：

• 關稅和供應鏈中斷造成的直接衝擊和不確定性
• 回流、囤貨和供應商協作等等因應變局的實用策略，以及這些策略的成本和缺點
• 長期策略和經濟後果，包括通膨、供應鏈碎片化（fragmentation）和政治不確定性

殷阿笛：大家好，歡迎參加今天的《哈佛商業評論》圓桌會談，主題是領導企業因應新的關稅、貿易和供應鏈現實。我是《哈佛商業評論》總主筆殷阿迪，很高興主持這次重要的對談。

川普政府第二任期上任百日推出的新關稅，正在大幅重塑全球商業情勢。這些措施針對從數百個國家和地區（尤其是中國）進口到美國的商品和原物料徵收額外費用，目前對中國課徵的145％關稅，已導致航運交通和主要港口實質上陷入停滯。（編按：圓桌會於4月底舉辦，討論內容皆為當時的情況。）

世界各地的企業都在重新思考自己的供應鏈和製造策略。幾乎沒有任何產業能夠倖免。有些企業已經開始囤積庫存並提高價格。另一些企業則是轉移生產地點或探索移回本國的可能性。還有一些企業正在遊說爭取關稅豁免。選擇非常多而且複雜。其中牽涉到的利害關係很大。領導人必須調整因應，否則就會有落後和淘汰出局之虞。因此《哈佛商業評論》試著提供協助，召集一個強大的專家小組來協助大家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而且更重要的是，協助大家理解該如何因應這一切。

有很多人報名參加本次會談。我們很高興你們能參加。我們將來會定期舉辦類似的即時會談，只供我們新推出的《HBR Executive》訂戶參加。我們很快就會與所有報名者聯繫，介紹有關這項新產品的更多資訊。現在開始討論今天的主題。

今天一起出席的還有哈佛商學院教授史兆威、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亞當．波森，以及供應鏈顧問公司Resilinc和境內轉包新創公司Accio3D創辦人彬迪雅．瓦基勒。歡迎各位參與這次的小組討論。

波森：謝謝你，阿迪。

史兆威：謝謝。

瓦基勒：謝謝。

殷阿笛：好，現在請觀眾思考一下，這些專家能如何協助你們。你的公司正在考慮採取什麼因應策略？你們在努力解決什麼問題？請在聊天室中提問。我會盡量採用你們的提問。我們總共會討論大約45分鐘。

要說明的一點是，這是動盪的時期。關稅在政治上有爭議性。我對討論這一切的政治面不太感興趣，其他地方也有很多這樣的討論。我比較感興趣的是探討企業可以如何調整因應這個新現實。因此，先感謝大家提出能夠促成富有成效和尊重對話的問題。

那麼，兆威，我想從你開始談。你研究過新冠疫情如何暴露各地企業在供應鏈方面的脆弱性。現在你檢視關稅，至少是檢視目前大家所了解的關稅情形，它們與你過去研究的情況相較之下如何？

史兆威：阿笛，這個問題問得很好。我認為，這次與新冠疫情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相似處，那就是我們看到這種延遲的反應，也就是消費者直到一段時間後，才真正感受到貿易路線上發生的一些事情和進口中斷的影響，因為這些變化需要一段時間才會通過整個供應鏈傳遞出來。

為了讓大家有個概念，不妨看看昨天公布的一項關於空白航班（blank sailing）的數字。你一開始時提到，美國從中國的進口基本上已經停止。2020年3月，跨太平洋貿易實際開始急劇下滑，當月就有51班空白航班。

截至目前，這個月跨太平洋航線已有80班空白航班。這意謂貿易縮減的情況比疫情時期更嚴重。這些效應將會被減輕，因為有很多搶在新關稅實施前進口的行為，企業一直在搶著先進口。但這就像是在說，這是一場大型的中斷破壞。

殷阿笛：我想接著問。我知道這一切還未底定。今天的關稅可能會突然取消或延後，或者透過某種談判解決掉。但是面對這種高度不確定性，企業究竟該如何進行策略規畫？

史兆威：我認為你點出一個關鍵議題，如果你容許我這麼說，這個議題就是用來進行以下投資決策的時間常數（time constant）：我該將我的供應鏈設在哪裡？還是我該建立新工廠？這些是為期非常長的時間常數。而我們看到這些事情每天都在改變。結果是，在塵埃落定之前，沒有人會在現在做出其中的任何決定。

殷阿笛：亞當（波森），我想請你加入討論。川普總統談論關稅很長一段時間了。因此從很多方面來說，我們可以預見現在這情況會到來。但它似乎仍然讓人們、尤其是讓商業界感到吃驚。到目前為止，你看到對關稅政策的反應和影響是什麼？

波森：有許多屬於總體經濟層面的影響，例如通膨或實際收入方面。也有政治上的反應。國際關係出現變化。但我想強調，正如兆威所說的，首先，所有的人都將感受到的主要影響──也是參加這次座談會的許多聽眾都將感受到的──是來自中國的中間產品供應中斷：這些中間產品是用於製造其他產品的東西，或者更廣泛地說，是零售商必須販賣的商品或服務項目需要作為投入要素的商品。

其次，就像兆威所說的，我認為這次的情況在某種程度上確實與新冠疫情有相似之處。你會看到突然的供應短缺和中斷。企業似乎並未認真看待這件事，我對這個事實無從評論。我不會試著猜測別人的心思。我確實知道的是，許多大企業正在進行長期改變。他們沒有等待，因為現實情況是，美國的關稅已經增為原來的3倍，或者對中國已經增為20倍，是過去關稅的數倍。

我們從未見過在沒有國會參與、沒有預先規畫或囤貨的情況下，行政命令出現如此程度的變化。他們認為，這種變化是川普第一任期和拜登任內政策的最終結果。變化大幅加快，交貨的不確定性大增，情況也更加極端，但儘管如此，這仍是不太可能逆轉的事情。因此，企業規畫，特別是美國以外的企業，包括美國企業在海外的業務，都在針對這一點進行規畫。

其次是關於金融方面。正如我們在15至20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看到的，貿易融資枯竭。例如，我們聽到汽車供應鏈的報告指出，由於銀行不提供資金，美國許多供應商都在爭相申請相當於發薪日貸款（payday loan）的資金來支付關稅成本。他們需要這筆錢才能履行訂單。因此，日後將會有很多混亂發生。我認為，人們在美國境外意識到這種情況時，會透過改變貨物運輸路徑，以進行自我保險。

殷阿笛：亞當（波森），接續剛才說的，你基本上是在說，這是一項徹底改變，而且不會回頭。但某種程度上，我們都在想，這全是談判策略嗎？這是虛張聲勢嗎？我的意思是，我們了解川普，他喜歡把人們帶上談判桌而且他喜歡贏。這些關稅真的會發生嗎？

波森：我認為這有兩個層面。阿笛，正如我去年秋天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你不能將不確定性當成武器來進行這種談判。川普團隊在選舉前和選舉後立刻大談如何使用尼克森的「狂人理論」（madman theory）外交政策。

你試圖在人們心中製造恐懼和不確定性，這樣對方就必須和你談判。我所指出的，而且正在成為現實的是，這在經濟領域行不通，即使能行得通，也許是在安全領域。因為你有數百萬個分散的決策者：商人、投資人、家庭。你製造不確定性時，他們會回應。這場談判不是只有美國總統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或另一位領導人坐下來詳談的。

第二個層面是，一旦你──這不是像精靈從瓶子裡出來一樣造成一發不可收拾的後果，不過一旦你掌握行政權，而且是在沒有國會參與之下──這不是從政治立場出發，只是對程序進行觀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和極端程度行事，情況會很棘手。而這位總統、這屆政府正在這樣做，並主張一種司法理論，一種所謂「單一行政權」（unitary executive）的法律理論。

當你這樣做，就會變得像擁有更單一、專制行政權的其他國家一樣。這對企業來說本質上不確定性會更高得多。所以就這一點做總結，我之前非常積極參與英國脫歐的討論，人們不斷地問：「哦，英國脫歐會對我的生意有影響嗎？」「這是硬脫歐，還是軟脫歐？我們將與歐盟達成什麼樣的協議？」但對英國來說，我一直表達的是：脫歐的問題在於脫歐，而不是過渡。因為不確定性一直持續提高。我們從英國投資持續處於停滯狀態，可以看到這點。美國的情況會有所不同，但卻是類似的。除非國會以某種方式重申自己的主導權，否則不確定性將持續提高。

殷阿笛：是的，我最近與一位要求匿名的執行長談過。但他表示，這屆政府是美國史上對企業最不友善的政府。這很諷刺，因為這位總統甚至還是商學院出身的。但會這麼不友善，就是因為不確定性很高。

彬迪雅（瓦基勒），我想請你加入討論。你是供應鏈顧問，創立了一家新創公司來幫助企業將製造業務遷回國內。企業現在要做什麼？要了解自己的關稅曝險，第一步是什麼？

瓦基勒：第一件事是實際去了解你立即面臨的直接影響。舉例而言──我贊成亞當（波森）說的每一句話。更複雜的是，在供應鏈中，我們談論的是實際的貨物流動。這些是極其複雜的貿易流程，當中需要產生出大量文件。而且每個進口點目前都充滿了混亂和困惑。有時是缺了文件，有時是處理人員不足。由於公司無力支付關稅，有些貨櫃被遺棄。

然後還有國際貿易條規（incoterm）。我所說的國際貿易條規，是指誰支付關稅，取決於誰是登記的進口者，以及你與第三方物流供應者或者你的供應商簽訂什麼樣的合約。因此，企業必須一批一批貨去處理很多事情。

因此，這對企業日常營運帶來的複雜度非常高。現在，我要說一件事。我創立的Resilinc公司，專門進行供應鏈圖示和多層圖示，能細緻到零件編號的層級，並把這些資訊彙整到產品。這樣你就能真正了解，一項產品中的哪些零件來自中國，哪些零件來自墨西哥等等。

這是我們客戶掌握的重要資訊，他們目前已使用這些資訊來實際評估不同產品面臨的關稅影響。目前的挑戰是，情勢高度動態且不斷變化。因為我們不僅實施關稅，也暫停關稅。一下啟動，一下取消，一下又加倍。

不僅如此，其他國家也紛紛回擊，對我們的產品徵收關稅。因此，企業連第一層分析工作都很難完成時，又要做第二層分析工作，所有文件都必須經過編輯和修改。而且我們在邊境根本沒有足夠人手，來處理所有需要報關的交易。

因此，這將是一段持續3到6個月的極度動盪時期。而且這種混亂將持續很久，遠超出這段時期。因此，即使明天所有關稅都被取消，這場混亂已經讓全球供應鏈在接下來6到12個月遭到中斷。

殷阿笛：那麼彬迪雅（瓦基勒），如果有家公司認定情況太不確定了，那我就假設某種重要的關稅制度會持續實施，我想將我的製造工廠搬到離本國更近的地方。該如何思考這個問題？我知道每個產業都不同，有些產業比其他產業更複雜。但一般來說，這種遷移需要多久時間？成本是多少？人們該思考哪些事情？

瓦基勒：遷移地點──供應鏈的流動不同於金融的流動。金融流動可以非常非常快速進行。供應鏈的流動是幾十年形成的。這些關係需要花很多年才能建立。一座工廠開始運作時，你不只是蓋一棟建築，你要蓋好建築，還要安裝設備。

設備本身可能需要6到9個月，或甚至12個月的前置作業時間，才能完成安裝。然後你必須測試設備，確保品質良好，然後才可以製造、訓練員工，接著再製造和開始出貨。

因此，視產業而定，這可能需要一年到──而如果是像半導體這種複雜的製造業──可能需要幾年。企業必須投入的投資金額很龐大。你需要人手，你需要工人、技術工人來操作設備、維修設備等等。

你需要有人員進來，基本上負責運輸。所以美國有嚴重的卡車司機短缺問題。工廠可以開始作業之前，每天都有很多必須解決的問題。因此回流或境內轉包聽起來是好構想。企業確實需要思考如何做到這點，以創新來超越某項限制。

例如，對某些產品來說，3D列印是很好的策略。對願意採用這種技術的企業而言，這必定非常合適。另一個策略是機器人自動化。所有這些策略的問題在於，你需要大量的資金才能夠擁有完全自動化的工廠，因為從歷史上看，我們沒有充足的人力──我們的人口正在老化。

（美國人）平均年齡為39歲。這表示你沒有足夠的人力為可能需要5,000名工人的工廠配備人員。所以你必須考慮自動化。那麼現在你想實行自動化嗎？嗯，你需要資金來做到。但利率太高。股市重挫。企業要從哪裡取得資金？

所以，我們面臨的是非常困難而且非常具有挑戰性的情況。因此，我們預期，就我們所見，許多企業會進行評估並表示：某些產品不適合進口到美國。因此，我們作為消費者，會看到某些產品將不再買得到。我認為我們已經開始看到許多企業暫停向美國出貨。

這也表示有許多企業的供應商受影響──所以這就像反向長鞭（reverse bullwhip），對吧？如果你處於供應鏈中，我們會考慮：如果你的需求下降或需求增加10％，你供應商的供應商的供應商就會看到需求增加30％、40％、50％。在反向長鞭效應中，情況發生逆轉。如果一級（tier 1）公司將需求減少10％，那麼供應商的供應商的供應商可能會看到需求在9個月內消失。這意謂其中許多供應商可能會陷入財務困境。因此這對供應鏈來說是非常、非常大的衝擊。

殷阿笛：好的。我們看到沃爾瑪（Walmart）等一些大型量販店的負責人已經開始警告，貨架將會空無一物。在某種程度上，美國幾乎在一夜之間就變成了蘇聯。亞當（波森），我想問你，我們已經討論過負面後果，包括空貨架的事情。儘管這種方法在短期內並不穩定，但就長期而言，它是否對美國製造業或經濟實力是合理的做法？甚至可能在全球都是合理的？我只是想公平一點。

波森：但有時現實就是現實。企業需要現實。投資人需要現實，而不是需要公平或假裝。這是糟糕的政策，是對政策的糟糕處理方式。但這些目標根本沒有道理。美國製造業持續進步，我相信參加這次座談會的許多人都參與其中。

從美國在流程中所處的位置來看，美國製造業的附加價值已經上升。你可以提出理由證明，這產業有過度集中和依賴的問題。有些公司過度依賴美國市場，或者全球過度依賴某一個地點來生產半導體，或是過度依賴中國進行所有的稀土元素加工。

但關稅並未解決上述任何問題，只是讓情況變得更糟，因為這就像在新冠疫情期間一樣，我相信兆威可以談論這部分。你開始實施出口限制時，最終也會間接實施進口限制。結果你會因為要因應短缺而變得較沒有韌性。

認為製造業中的任何特定行業應該享受特殊待遇和偏袒，同時犧牲其他企業──而非按照市場的運作方式──這種想法根本是錯誤的。所以行不通，人必須公平，但也必須注重實際。

這項政策的目標、方法和淨效益都行不通。這就是為何這個領域的絕大多數專業人士都反對這項政策。我認為，這也是為何這麼多企業不敢相信總統團隊真的這麼做了。

殷阿笛：我們已經提到過新冠疫情。亞當（波森），歷史上有沒有其他類似情況，可以幫助我們思考這件事會如何發展？我想知道你認為這會對通膨造成什麼影響。

波森：關於通膨，我認為最重要的類似情況是，看看拉丁美洲和印度。我了解那是一個大陸，不僅是一個國家。但在1960年代、70年代到80年代初，拉丁美洲許多國家和印度都採取所謂的進口替代政策。這基本上就是川普團隊現在推動的做法。

你設立進口壁壘，對在地企業提供某種程度的補貼和偏袒。然後你嘗試創造競爭力，或者至少讓情況變成這樣，如果你要買車，就買美國製造的車。

這導致了大規模和持續的通膨，無論是印度、巴西、阿根廷或其他走這條路線的國家都是如此。這在直接層面上會使本國企業失去競爭力，降低效率，並導致成本大幅提高。在間接層面，因為你減少競爭，並造成稀缺性，所以導致大多數企業認定自己大到不能倒。

他們是國家冠軍企業，因此可以抬高價格，從消費者和其他人身上榨取利潤，而無需承擔責任。他們還利用遊說和政治過程來強化這種情況。所以這是非常糟糕的動態發展。我在彼得森經濟研究所的同事莫妮卡．迪博爾（Monica de Bolle）和合著者剛剛出版一本名為《新經濟民族主義》（The New Economic Nationalism）的書，其中非常詳盡地介紹這類例子。我們上週剛在piie.com 上發布這本書。但不管怎樣，歷史上已有紀錄顯示，你若提高關稅，會先引起一波初期通膨，但也會產生一種往往導致持續通膨的動態發展。

瓦基勒：實際上我只是從歷史的角度談論美國，如果你想想1930年代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它與目前的情況非常相似且一致，當時實施約20％的關稅。它其實並沒有導致大蕭條，但確實使經濟危機惡化。它減少了國際貿易，並引發關稅戰。這非常類似我們將要看到或已經看到的情況。

殷阿笛：那麼兆威，從戰術面來說，處在這種環境下的公司必須做出一些艱難的決定：是否吸收關稅成本、是否繼續生產、是否轉嫁這些成本。這其中有品牌風險，一切都有內在風險。你是否有應對手冊或方法，公司可以用來思考如何在未來幾個月處理這些非常棘手的問題？

史兆威：我認為，關於成本，我必須提醒人們，對很多人來說，例如，我已經與許多（農業）生產者交談過，關稅遠高於他們的利潤。因此他們別無選擇，不是停止進口（這將產生更長期的影響），就是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

我認為人們了解這些成本必須被吸收。這不僅僅是關稅問題。你看到針對貨運船加徵的新費用，若不是中國承運商負擔，就是美方港口收取的。每個貨櫃就要花費數百美元費用。我認為人們會有錯覺，以為這些都是外國承運商，而且他們會吸收這些成本。

但事實並非如此，這些成本必須被轉嫁出去。我想與我談過的大多數人都認為，消費者已認清這個現實。這種影響現在尚未顯現，因為先前累積了大量庫存。我算了一下，以一部從中國進口的微波爐為例，因為現在大多數微波爐都來自中國，一部售價350美元的中國製微波爐。關稅或現行稅率將會高於這部微波爐的價值，這將使成本增加一倍以上。所以我們會看到，沒有人能夠吸收這項成本。從去年秋天到「解放日」到來之前（編按：解放日是指川普總統宣布提高關稅的那一天，2025年4月2日），我的想法是，你真的必須考慮將生產區域化。我一度認為：應該在美洲生產並供應給美洲，在中國和亞洲生產並供應給亞洲，在歐洲、東歐、土耳其生產並供應給歐洲。現在我還必須思考：針對那些市場，我該主打什麼產品？例如，這一切為加拿大人凸顯的重點之一是：我過度依賴美國市場。正如德國人已經明白他們過度依賴中國市場。

因此，你不僅必須重新思考購買貨物的來源。我認為你還需要重新思考：我在哪裡銷售商品？我如何進入那些市場？未來那些貿易集團的走向如何？然後，基於先前關於了解產品原產國的評論，特別是在細節層面，特別是當我們有關稅疊加並且零件跨境流動時，我需要了解所有這些事情，為塵埃落定時做好準備。屆時我就可以擬定新策略。

殷阿笛：亞當（波森），兆威提到德國過度依賴中國的觀感。今年在達沃斯（Davos）論壇上，一位德國實業家的言論引人注目，他說，如果美國和中國之間發生貿易戰，德國企業很可能會站在中國那一邊。那是在關稅公布之前。我提到，從實際層面來說，企業可以如何在某場大規模貿易戰中，避免被迫在美國和中國之間做出選擇？

波森：嗯，恐怕這在某種程度上取決於公司的業務是什麼，阿笛。彬迪雅（瓦基勒）可能對這一點也有些意見。但在某些技術產業，國家安全（無論是合理的還是誇張的形式）將成為討論的焦點。同樣地，無論對錯，美國都會爭取主要盟國一起發聲：不要把那種產品出口到中國，不要從中國進口投入生產的東西。

這將與連接網路的設備，以及具有廣泛雙重用途（民用和軍用）的產品有關。另一方面，很多企業面對的問題不會如此明顯，而比較像是成本和保險平衡的事情。如果你能針對北美或美國市場採取不同的做法，不同於針對歐洲或東南亞市場的做法，你就應該這麼做。

我請兆威和彬迪雅（瓦基勒）來釐清這部分，我並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但我認為最需要考慮的事情是，企業在很大程度上不應該必須根據國籍來選擇。重要的是，企業要在自己的國家中發聲，對他們的政府和川普政府表示，這種做法是有害的。我的意思是，這件事還未底定，應該要抵制。我明白沒有哪家公司願意引人注目或引起注意。我很抱歉讓這件事政治化，但我住在華盛頓，這就是現實。

我想從商業角度說明的最後一點是，商業活動可能還是會繼續進行，但世界將會變得更碎片化，在這種世界中，規模經濟將變得更難以實現。久而久之，標準的一致性將會出現分歧。同樣地，這與英國脫歐類似，但規模更加全球性。身為企業領導人，我們必須思考如何取得平衡。

殷阿笛：彬迪雅（瓦基勒），我很想聽聽你對以下這種說詞的看法：我是否必須在美國和中國之間選邊站？企業是否也是這麼想？或者說，要達到那個程度，還需要什麼條件？

瓦基勒：現實地說，如果你是產品製造公司，那就沒有選擇餘地。我的意思是，沒有在美國和中國之間選邊站的餘地。因為Resilinc的資料顯示這一點──我們追蹤數百萬個零件和產品，以及自家解決方案中那些零件的組成來源。每種產品在供應鏈的第一層或第二層都至少有一個零件仰賴中國或美國以外的國家。其實，一種產品可能有許多來自多個國家的零件，而我們現在對所有人都加徵關稅。所以根本沒有選擇。此外，企業不僅從中國採購，也向中國銷售。如果你觀察一家在全球營運的典型公司，可能會發現它20％的營收來自中國。因此，你目前在維持營收上已經依賴中國。你需要中國供應鏈來出貨。而你的供應商全部──如果你不是在中國生產，那麼你已經完全去風險──你的供應商仍然在與中國合作，並且極度依賴中國。

所以我認為別無選擇。我的意思是，我們必須隨機應變，接受那些必須做的事情並想辦法解決，盡可能與供應商協作，並釐清如何在這個新的生態系統中應對處理。

殷阿笛：接下來，這是來自馬來西亞的觀眾葛莉絲（Grace）提出的問題。囤貨？人們應該囤貨嗎？考慮到美國的不確定性，他們是否應該囤積來自亞洲和歐洲的貨物？現在囤貨還來得及嗎？你對這一點有什麼看法？

史兆威：我可以對這個問題提出答覆嗎？因為我實際上對人們沒有考慮到這一點感到失望。因為如果說我們在疫情期間應該學到一些事，那件事就是，我必須要有安全庫存。每個人都說，精實生產（lean production）效果不太好。

如果你和豐田（Toyota）的人員交談，你會發現，他們在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和海嘯中學到的一件事就是：等一下，我們依賴來自地緣政治和地質不穩定地區的半導體晶片。因此，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延長這些晶片交貨的前置時間，對嗎？後來疫情爆發，許多其他汽車製造商減少晶片訂單，沒有考慮到前置時間。當他們回來重新下單時，對方說，哦對了，你的前置時間是一年。

所以現在的情況是，很多人開始考慮這些風險，但他們不知道如何為供應鏈中斷和庫存不足的風險定價。而且這個問題和價格有關，所以他們忽略了它。我們應該在疫情期間就汲取教訓。

所以我認為這凸顯了這一點，你現在看到的是，針對未來的關稅而搶先囤貨的行動，人們說：我要盡可能累積庫存。這種搶先行動從去年秋天就大規模展開，一直持續到3月。有些人正在這樣做，但也有很多人沒有。這是我們應該學到的教訓。

瓦基勒：我可以補充一下兆威剛才說的話嗎？在經濟可行的情況下囤積庫存，確實會占用現金。它將寶貴的現金綁在實體的、非流動性的資產上，這種資產價值不斷減少，而且有到期日。因此，我雖然從事供應鏈風險業，但其實並不喜歡囤貨策略。話雖如此，我覺得我們過度採行精實路線已經很多很多年了，疫情確實給了我們寶貴的教訓。我認為企業確實做出這些調整。

我認為，在疫情過後我們的庫存已經達到最佳水準，而現在這種程度的囤貨，超出了為因應疫情所進行的囤貨，我覺得庫存太多了，尤其是現在這種欠缺流動性的時候。利率很高。我們看到，在過去兩年裡，許多公司因無力償還債務而破產或陷入財務困境。

你持有的庫存愈多，就愈難償還債務，你現在對利息支付的依賴程度愈高，需要的資本就愈多。這表示你現在正陷入掠奪性放款（predatory lending）。這就變成惡性循環。因此，我不太喜歡庫存。我認為當時非常需要修正，疫情迫使我們做出這項修正。但現在這種庫存程度太過頭了。

史兆威：我可以補充一下嗎？因為我同意你，我同意彬迪雅（瓦基勒）剛才說的。因為我預測，隨著許多這種搶先囤貨行為出現，我們將再次看到長鞭效應朝著反方向發展。我們將不得不再次經歷這種痛苦。

我說囤貨，指的是：我必須仔細分析前置時間。前置時間實際上是說：「我需要花多少時間，才能夠從供應中斷的情況中恢復？我是否有其他來源和類似的東西？」並且更廣泛地思考這個問題。我同意你的觀點，盲目囤積庫存並不是正確的答案。但你確實需要考慮前置時間，以及那些我們未曾預先估算的風險。

我們早已觀察到中美兩國經濟分道揚鑣的趨勢。所以我會說，很多事情並不令人意外。其中某些行動突然發生才令人意外。

波森：但我能針對這個補充一點嗎？我尊重彬迪雅（瓦基勒）和兆威在庫存問題上的意見。你必須將庫存視為昂貴的部分保險。它們的保費很高。但這些保費值得嗎？

我想針對這最後一點來談。我在彼得森經濟研究所的同事瑪麗．洛夫利（Mary Lovely）和其他人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實際上我們已經看到很大規模的脫鉤（decoupling），也就是歐洲和東南亞國協從中國獲得的投入品愈來愈多，而美國從中國獲得的投入品愈來愈少。

因此，當前的兩難困境是，美國現在從中國獲得的東西，主要是難以替換的東西，或者說替換起來非常昂貴，從短期來看這兩者是一樣的。正因如此，最近有報導說川普總統可能會降低一些針對中國的關稅，結果得到市場的正向反應。

但我們又回到最終的問題，那就是，基於各種原因，美國有很多人不想如此依賴中國。但他們──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減少這種依賴。因此對企業來說，這將是一場艱苦的戰鬥。我認為你必須把它視為類似處於洪水區的情況。你要投保多少保險，還是要承擔搬遷的固定成本？對於這個問題，你必須從龐大且無法回收的沉沒成本角度來思考，而不僅是關注短期的資本和庫存管理。

殷阿笛：那麼，當企業與供應商重新談判時，誰現在有優勢地位？我很樂於聽聽意見，也許可以請兆威和彬迪雅（瓦基勒）回答，現在誰更有優勢位地？

史兆威：嗯，這得看情況，對吧？每個供應鏈都不同。那些關鍵投入品在哪裡？就會依賴那個產業，非常依賴那個產業。哪裡有替代選擇？

我一直在為大家指出的一個重點是，比方說平板顯示器。漸漸地，除了向中國購買這些產品之外，別無選擇，因為所有的補助都投注在那裡。所有大尺寸螢幕的製造，特別是75吋及以上的螢幕，都將來自中國。

對了順帶說一下，我們談論回流時，我覺得這有點好笑，對吧？這就像是說，我們要徵收關稅，在美國生產你們的產品，把產品帶回來生產，帶回國。而其中某些產品，從未在美國生產過。

所以現在你談論的是，我必須培養這方面的能力。但回答你提的問題，答案主要取決於哪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開發這些替代方案需要多久時間？

殷阿笛：有一個問題，也許要請亞當（波森）回答，這問題在構想上可能偏向政治性。這是觀眾凱利（Kerry）的提問：人們考慮在關稅實施中的情況下重新調整供應鏈，並據此擬定長期策略時，是否可以問，4年後新政府上台，一切是否會被推翻？在我看來，這就是現在與美國打交道的現實情況，新政府上台後，將完全推翻前任政府的關鍵政策，比過去更徹底。

波森：這是一個合理的問題。正如阿迪一開始指出的，有些人認為目前發生的事情純粹是談判手法，在這種情況下，你會認為這一切都不會長久維持。最後將會有一個正面的結果，或至少是一個穩定的結果。

我的看法──而且這個看法，藉著本週與在華盛頓參加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IMF World Bank）會議的世界各地政策制定者和商界領導人交流，剛剛獲得證實──那就是，少數一些情況至少會持續到2028 年。

第一是全面徵收10％的關稅。第二，不論說法如何，美國對中國徵收某種形式的高額限制性關稅，並中斷多種關鍵商品的供應。第三是川普和拜登政府（無論對錯）都認為是關鍵的幾個產業：汽車和汽車零件、鋼鐵和鋁、半導體、製藥，然後第五個產業是什麼，可以再討論。那些產業及相關政策不會改變。

我認為，即使美國商會或其他貿易團體提起的訴訟能夠迫使部分關稅被撤銷，坦白說，那也不可能會影響對中國的關稅。而且它不可能影響針對特定產業的關稅。這些訴訟案件的重點，主要在於影響總統在採取一般性的行動而非特定措施時，宣布緊急狀態的能力。

但談到2028年，我並不是政治預測者，而是總體經濟預測者，所以顯然我不知道選舉會帶來什麼結果。希望選舉會舉行並且是公平的選舉，無論結果如何。但我認為，我們已經看到，商業行為、投資人行為將發生許多持久的轉變，政治面也是。

因此，如果這件事以某種可怕的方式爆發，而不僅只是壞事，也許可以成為一個教育的機會。也許這樣一來，國會或下一任總統（無論是誰）都想改變現狀。但如果不是這樣，就會有一個被削弱的世界貿易體系，美國將充斥著不信任。許多企業，無論是美國企業或美國以外的企業，都在做出長久的改變。我認為這一切不可能很快就會恢復原狀。

殷阿笛：我想以一輪快問快答來結束討論。彬迪雅（瓦基勒），我會從你開始。這其實是之前討論過的問題──回頭談是無妨的。但如果你正在看這場討論，你經營一家公司，感到有點困惑，面臨一些挑戰，晚上睡不著。你為了把事情做對，要採行或思考的第一件事是什麼？

瓦基勒：第一件事。首先，你要知道這件事會很困難，但你會渡過難關。我想說的是，真的要把你的資料整理好，因為你需要確保資訊正確無誤，這樣你才可以採取正確的行動，並量化對你業務的影響。

與供應商進行密切協作。而且也要對客戶非常透明。與客戶討論你遇到的挑戰，因為你永遠不知道哪個客戶可能願意找到更有創意的解決方案，來幫助你解決問題。我認為整體而言，要參與一些向政府遊說進行變革的產業組織。這些是我可以談論的一些關鍵事項。

殷阿笛：很棒。兆威，同樣的問題。你經營一家公司，你現在會採取什麼步驟來讓情況變得更好？

史兆威：嗯，我想強調彬迪雅（瓦基勒）所說的話，也就是與供應商協作並對客戶保持透明。同時，我一向建議人們從宏觀角度看待事物，並且更廣泛地思考整體情況。例如，大多數人思考供應鏈時不會採取宏觀角度──他們認為物流是理所當然的。

我非常密切關注物流，因為它讓我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和機會，並了解其他人在做什麼。我認為，如果你仔細思考，實際審視所有機會並思考一下，你會想說：我要在哪裡進行實質的轉變？我要在哪裡創造很多價值？我的地理分布是什麼樣的？

我認為，創意地思考這件事，就會有機會存在。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之一是，如何降低製造業的最低有效率規模？這樣我就可以更廣泛地細分我的生產作業。有沒有新的生產技術可讓我利用，讓我可以做這類事情？我認為現在正是時候該展現更多彈性，真正廣泛尋求構想，並與客戶和供應商密切合作。

殷阿笛：亞當（波森），你要回答的問題是一位觀眾提問的。從短期和中長期來看，誰是美國這項策略的最大受益者？我談論的是國家、企業。誰是贏家？

波森：我只想呼應兆威所說的最後一點，也就是關於考慮縮小供應鏈的最低規模，我認為這是正確的直覺。關於誰是贏家，人們曾一度認為，墨西哥、越南和其他能夠接受中國的投入品，並將這些再出口到美國和其他市場的中低收入經濟體，將會獲勝。

但美國政府──同樣地，這部分並非只是川普政府的政策──想要阻止他們這樣做。正如我們所見，那些是受到最大傷害的國家，例如越南和墨西哥。除了墨西哥以外的大型新興市場可能是最大的贏家，因為他們擁有最多的自主權和最大的規模，例如巴西、印度、印尼、土耳其。如果墨西哥最終達成協議，他們也會是贏家。他們可能是這場貿易戰中相對最大的贏家。我認為，西方、非美國的企業品牌，特別是歐洲、日本和韓國的品牌，不僅將在消費者層面獲勝，而且在可靠供應商關係方面也將獲勝。

最後，同樣地，這部分偏向兆威和彬迪雅（瓦基勒）的專業領域，勝利將屬於那些能夠調整適應的人們，而且要適應一個你必須進行更多自我保險的世界。你必須縮小最低規模，你必須多角化，但又不能預先占用所有資本。這將是極具挑戰性的。但對那些走出困境的人來說，市場仍然會存在。需求仍然會存在。對各種商品和服務（包括綠色商品）的需求仍然會存在。當這一切塵埃落定，除了持續封閉鎖國的美國之外，世界都將充滿機會。

殷阿笛：好的。

瓦基勒：我可以就這個問題提出異議嗎？

殷阿笛：最後再說幾句。

瓦基勒：我的分析是，可惜這種做法會產生反效果，中國將會獲勝。他們在供應鏈中太根深柢固，他們太強大。他們擁有我們日常所依賴的一切的供應鏈：我們的藥品、我們的關鍵材料、我們購買的所有東西、我們的原料。一切都來自中國，一切，我們在全球市場上沒有保持競爭力。我們的出口將缺乏競爭力。而最終，這種做法會產生反效果。

殷阿笛：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顯然是指美國。

瓦基勒：是美國。

殷阿笛：我要感謝出席我們座談會的亞當（波森）、彬迪雅（瓦基勒）和兆威的精彩討論，也感謝觀眾的收看和參與。我們討論了許多方面，地緣政治、總體經濟、供應鏈細節，希望也有涵蓋領導韌性，這對關注此事的每個人都有幫助。

如果有什麼值得帶走的重點，我希望這個重點是：不確定性並不一定意謂癱瘓，而是可以成為催化劑，促成更明智的規畫、更強大的系統，或許還有長期競爭優勢。就讓我們繼續對話，與你的團隊分享見解。

像往常一樣，我們將繼續為你提供指引，希望能幫助你在這個不斷變動的情勢中調整適應和蓬勃發展。同樣地，我們將為HBR Executive的訂戶推出更多類似的對談，這是我們為高階領導人提供的新服務。我們將向與會者提供更多相關資訊。

我要感謝大家參加本次《哈佛商業評論》關稅圓桌會談。我是殷阿笛，期待很快再次見到大家，謝謝。

（林麗冠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