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政治加劇，高盛合夥人給企業 5 個求生錦囊

地緣政治是一門不確定的生意。大部分企業領導人曾經習慣的世界秩序，現在正面臨冷戰（甚至是二戰）以來最大的挑戰。歐洲與中東的戰爭，以及印度—太平洋地區日益緊張的局勢，使得世界變得更加動盪、更難預測。愈來愈像可能威脅全球安全與成長的地緣政治情勢急轉直下，少有化解之道。

執行長與董事會在一個更加動盪的世界中前行，因此他們最常用的詞是「風險」。他們的員工、營運作業、股東與其他利害關係人面臨什麼風險？他們如何去除供應鏈的風險？從傳染病到網路攻擊到戰爭，有哪些風險他們還沒想到，或尚未準備好應對？

在過去10年，我們透過更具挑戰性的地緣政治新現實，看到新的企業領導模式。這些模式遵循5條法則，適用於尋求調整適應、創新與成長的企業，即使在維持全球和平與安全的「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正在受到考驗，需要嚴肅對待的領導人來維持的地緣經濟環境中，仍然適用。

1. 尋找一席之地與機會來塑造你的角色

讓全球經濟以歷史性規模成長的自由企業制度，仰賴規則與制度。但是這些規則與制度也是由權力來執行與維護，特別是那些有意願使用這權力的民主國家，也就是美國及其盟友與合作伙伴。

然而，在各國政府保護全球商業的同時，私部門在地緣政治領域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知識與創新驅動的現代經濟中，這點只會變得更加清晰。如今，全球頂尖企業的年營收，超過將近四分之三國家的國內生產毛額（GDP）。其中許多公司擁有政府不具備的能力，從人才到先進技術都包括在內。甚至在2022年俄羅斯坦克越過烏克蘭邊境之前，美國科技公司就在保護基輔免受網路攻擊。而可能在當今大國競爭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科技──人工智慧（AI），主要也是由私人公司與實驗室創造的。

但是，科技公司並非唯一與地緣政治有利害關係的商業參與者。幾乎每個產業，從生物製藥到銀行業，都仰賴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經濟，與執行這些規則的力量。

當世界無法有效運作，企業就不可能獲得成功。它們需要被遵守的規則、被保護的財產權、被理解的法律與規範，以及並非憑空出現、而是得到獎勵與大規模採用的創新。美國治下的和平使這一切成為可能。但在當今支離破碎的地緣經濟環境中，這些條件不能被視為理所當然。當風險增加，企業必須了解自身的供應鏈，研究政府如何看待它們的產業或競爭對手，這麼做不只是經濟成長的手段，也是地緣經濟威逼協迫的工具。私部門在國民生計、確保自由與開放的社會，以及支持自由企業制度方面可以發揮作用，自由企業制度也是讓做生意成為可能的基礎。

2. 向地緣政治搖擺國傾斜

美國與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與軍隊。對大部分全球企業而言，這兩國是首選的貿易與投資目的地。但華府與北京並非地緣政治的唯一參與者。

要了解大國競爭的走向及新興的風險與機會，有時需要把目光投向大國之外。第一個出於安全考量禁止中國電信巨頭華為的國家不是美國，而是在2018年發出禁令的澳洲。在中國限制對美國出口鎵、鍺、銻等稀土的14年之前，北京就對日本實施稀土禁運，促使東京尋找其他地方的市場。隨著全球（不只是美中之間）的貿易壁壘不斷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估計，碎片化的全球經濟可能會使全世界的經濟產出減少7.4兆美元。這相當於法國與德國經濟總量的加總。

新的機會在哪裡？冷戰結束後，出現一類新的國家，即地緣政治搖擺國（geopolitical swing state）。這些國家經常採取多向結盟的外交策略，選擇跨越政治分歧的伙伴關係。大國之所以依賴它們，是因為它們在全球供應鏈中的作用（如台灣與高階半導體），近岸外包、離岸外包或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的優勢（如印度、墨西哥或越南），有獲得資本的管道（如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卡達、挪威與新加坡），或其領導人的全球願景（如日本，自已故首相安倍晉三以來，日本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概念）。

我們已經看到，地緣政治搖擺國的崛起如何重塑了貿易與投資流動。隨著許多西方企業在中國以外的印度與越南等地設立營運與製造中心，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最近降到30年來的新低。與此同時，根據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統計，自2005年以來，中國在全球的投資已達到2.5兆美元，包括從沙烏地阿拉伯建築專案，到拉丁美洲綠色能源與關鍵礦產業務等各領域。幾年來，北京一直在努力爭取新的合作伙伴，想要透過「一帶一路」等計畫在競爭中勝過美國，儘管現在不少人擔心中國經濟放緩，加上一帶一路參與國家的債務與財務困境，將如何影響一帶一路的未來。

地緣政治競爭產生了考驗全球成長的各種摩擦。但是從澳洲到中東的阿拉伯灣各國，再到加拿大與墨西哥，搖擺國正在將自己定位為地緣經濟碎片化的受益者，成為從數據中心到汽車製造商等各種事業的設置地點。若想了解是什麼因素驅動國家與企業的地緣經濟利益，就需要麥克馬斯特（H.R. McMaster）中將所說的「策略同理心」（strategic empathy），也就是避免只從自己的角度看待挑戰的傾向，而是從別人、敵人與朋友的角度看待挑戰。

在探索新市場或決定是否撤出某個市場時，高階主管應該問一連串關於世界領導人的問題。另一方想要什麼，以及為什麼？他們的動機與痛點為何？他們的國家抱負在哪些方面，與經濟上及地緣政治上的現實或理想發生衝突？

3. 不要把各個危機劃分開來

企業用來對地緣政治風險進行分類的許多架構，都是有助益的。但這些架構也會讓人們難以了解一個更加複雜的世界。例如，風險指數通常單獨看待各個風險，而沒有顯示風險之間的關連，也沒有顯示它們也許會如何影響未來的可能事件。

彼此互相關連的各個地緣政治現實，並不是新鮮現象。北大西洋公約組 （NATO）成立於1949年，當時美國擁有核壟斷地位的短暫時期結束，而且許多人認為傳統戰爭已是過去式。但1950年6月韓戰爆發，加上美國對共產主義在國內影響力的政治擔憂（無論是真實的還是想像的），都賦予北約在成立之初不存在的目的。當金日成與毛澤東的數十萬軍隊沿著朝鮮半島向南進軍時，美國與其北約盟友都感到震驚，將這視為對東亞與西柏林的威脅。杜魯門（Harry Truman）總統派遣第七艦隊通過台灣海峽，以阻止衝突蔓延。韓戰也改變了北約。成員國對歐亞大陸另一邊發生的事件感到震驚，於是增加在歐洲的國防支出與軍隊規模，北約任命了第一位最高指揮官，他們團結起來，在一場他們已經加入、但尚未準備好獲勝的冷戰中競爭。

從阿富汗到烏克蘭再到東亞，今日的衝突與緊張局勢也是相互關連的。當哈馬斯（Hamas）在10月7日襲擊以色列一個月後，胡塞（Houthis）叛軍開始在紅海發動襲擊，這對全球商業造成打擊，蘇伊士運河的貿易流量減少了約50％。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芬蘭與瑞典加入北約，目前有創紀錄的高達23個成員國將GDP的2％用於國防。就像韓戰一樣，歐亞大陸一側發生的事情會波及遙遠的海岸：2022年底，東京承諾到2027年將國防支出占GDP的比率提高一倍。根據高盛（Goldman Sachs）的研究，日本在實現這目標上正在取得進展，在2023年將軍事預算增加16.5％。這些投資是由地緣政治驅動的。正如日本首相石破茂最近所說的：「今天的烏克蘭，就是明天的亞洲。」

在這個連結更緊密的世界，遙遠國家的爭執會對國內產生影響。未來可能會有更多衝突與競爭。即使這些事件發生在千里之外，高階主管也應該了解，這些事件可能會如何升級，他們企業所在的國家可能會如何應對，以及他們每天打交道的其他政府可能會如何在國外產生影響。

4. 不要依賴預測——應針對轉折點做規畫

企業領導人尋求確定性。但在地緣政治中，更常見的是偶然性。中國是否會入侵台灣，繼續透過其他方式施壓，還是會維持現狀？中東會爆發全面的地區戰爭嗎？我們會在其他地區看到意想不到的衝突嗎？政府、社會與商品及資本的流動，將如何做出回應？

預測改變世界的事件，通常充其量只是一種有知識基礎的猜測遊戲。但專家可以協助企業領導人恰當地提出重大的策略構想。然後，他們可以齊心協力測試這些構想，在整個企業中溝通說明，並調整與實施新策略。這類活動可以讓企業深入了解今日的挑戰，找出可能影響公司營運的衝擊，協助長字輩最高階領導人了解這些衝擊的可能性是提高還是降低，並提供資訊據以制定計畫。正如艾森豪總統（Dwight D. Eisenhower）所說的：「計畫本身毫無價值，但制定計畫的過程極為重要。」

至少從18世紀開始，軍隊就開始使用沙盤推演來為潛在的未來情境做規畫。這些形式現在已經被企業採用。它們的優點之一，是可以用制度化的方式讓不同領域的利害關係人彼此對話，這些利害關係人可能必須面對同樣的問題，但很少處在同個空間裡。

這些推演可以重新配置，讓這種做法成為常態，而非例外，以便讓各領域的專家聚集在一起，評估未來的潛在衝擊，並找出轉折點，好讓公司不但能針對未來可能情況進行創新，也能預見那些情況的到來。找出轉折點，包括從領導人變動到未來潛在衝突的各種轉折點，並溝通說明那些轉折點且預做規畫，可以協助高階主管更妥善地保護員工、增強企業的復原力，並帶來更好的策略與成果。

5. 了解商業在地緣政治當中的力量是有限的

各個領域的眾多領導人都希望國家元首能更像執行長那樣行事，將經濟成長最大化的置於地緣政治野心及修正主義意識型態之上。1920年，英國首相勞合．喬治（Lloyd George）認為商業可以改變蘇聯，他主張：「我們未能用武力讓俄羅斯恢復理智。我相信我們可以透過貿易改變它。」一個世紀後，「透過貿易促使改變」的想法並未消失，俄羅斯與西歐之間的北溪二號（Nord Stream II）天然氣管道專案證明了這一點。然而經濟聯繫不見得一定能促進國際善意——反而也可能造成地緣政治的脆弱點，因為普丁（Vladimir Putin）等領導人想要的不是和平與繁榮。

但僅僅因為商業在地緣政治中的力量有限，並不意謂它不能帶來變革。在美國及其盟友投入推動下，德國與日本在二戰後最終重返全球經濟，是建構穩定戰後秩序的標誌性成就。因此，歷史對經濟互相依存度與和平之間關係的評價是好壞參半的。

今日，商業塑造世界事務的力量，可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大，這使得連結商業與國民生活的漢密爾頓策略（Hamiltonian  strategy）很適合最近的情勢。然而，高階主管必須實事求是地理解世界，並了解地緣政治帶來的機會與責任。

台灣在全球事務的重要性就是一個絕佳的例子。台灣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為它在第一島鏈中的位置或是它的民主治理。台灣距離美國數千英里，人口只有2,300萬人，是美國第10大貿易伙伴。台灣製造了世界上大約90％的最先進半導體，因而在全球晶片生產中的角色超過了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在世界石油市場中的角色。台積電的重要性如此之高，以至於學者們爭論它是否為台灣提供一道「矽盾」，保護自己免受入侵，還是它的存在實際上提高了被侵略的風險。

台灣半導體產業的成長，對整個全球經濟都有商業影響。這也是一個出於地緣政治原因，造就具地緣政治重要性的事實。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當時越戰使華府對投入亞洲事務持謹慎態度，而台灣領導人努力加強與美國的關係。隨著冷戰的演變發展與結束，新的公司賦予台灣在國際事務中的重要地位，這個事實可以激勵當今的企業領導人思考自己在國民生活上的角色。

創新將商業與地緣政治連結在一起。隨著人工智慧（AI）革命持續發展，從中東到加拿大，再到北歐，那些位於向來並非傳統技術領導者地區的公司，正將自己定位為建立AI基礎設施（尤其是數據中心）的樞紐。打造AI基礎設施需要高度可靠與可負擔的能源、有利的法規監管體制，以及良好的投資環境。能滿足這些條件的市場，將成為更理想的合作伙伴。

隨著商業在地緣政治中的重要性提高，新的公司與地理區將擁有新的重要性。如今，荷蘭在亞洲扮演的重要角色，或許是從荷蘭東印度公司時代以來從未有過的。這不僅是因為北約或歐盟等政治機構，還因為荷蘭是艾司摩爾（ASML）等世界領先公司的所在地。ASML製造高階半導體生產所必須的極紫外光刻工具。

國有企業與公私伙伴關係也在打造這樣的全球聯繫。中國的一帶一路計畫正面臨阻力，但它已經讓北京在150多個國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國家留下足跡。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與卡達由雄心勃勃的領導人帶領，擁有不同的地緣經濟腳本，並啟動了轉型與經濟多角化的計畫，像是「願景2030」（Vision 2030），將自己定位為創新領導者，不僅出口石油，也出口技術。它們相信AI可以加速自己的經濟多角化。這些計畫的一部分，是要與東亞及美國西岸的公司建立新的連結，並在這個過程中應對複雜的地緣政治環境。

經濟治國方略為政策制定者與企業領導人創造了混和的角色。高階主管與政府官員的關係不同於傳統外交官，但他們也在國內與國際生活發揮作用。而且，他們也同樣要應對市場、政治與全球體系的競爭要求。

現在該是時候進行新的策略思考

隨著大國競爭的回歸，全球政治的特性已然改變。全球商業的特性也是如此。正如19世紀英國地緣政治策略家哈爾福德．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所觀察的那樣，「民主拒絕進行策略思考，除非出於防禦目的被迫這麼做。」

企業也需要新的策略思維，否則就會失去競爭優勢。新的策略思維有賴於現實主義，以及對利益、風險和機會的理解。全球企業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沒有改變——企業仰賴在全世界安全地旅行、投資與營運的能力。動盪的地緣政治帶來新的風險，但也提供機會可以重新致力推動自由社會的基本原則，而這些原則是讓做生意成為可能的基礎。如果世界上的競爭愈來愈激烈，那麼競爭正是企業最擅長的事。

（王怡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