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再築關稅壁壘，那麼關稅繞道可行嗎？

川普在就任美國總統的頭幾週，就威脅或真的對中國、加拿大、墨西哥和其他國家課徵關稅。一個關鍵的經濟問題就是，這些被課稅國家的公司是否會把貨物改道（reroute）透過第三方國家出口，以規避這些關稅；一般的做法是把貨物運到關係企業或是獨立的業務合作伙伴，然後再出口到最終目的地。被課稅國家的出口商能夠透過這種做法，把產地標示為未被課徵關稅的地點，藉以非法規避較高的貨物稅。

為了檢視這個議題，我們最近的研究運用高頻貿易數據，分析2018年美中貿易戰之後改道越南的貿易量。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改道貿易確實因為關稅的影響而大幅增加，但是實際數字低於許多市場分析師與記者最初所想。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增加的改道貿易量有將近三分之二是透過越南的中資公司進行。

對於企業領導人來說，我們的研究顯示，根據原產地國課徵的關稅能夠降低來自被課稅國的競爭壓力，但是無法完全消除這種壓力。對於政策制定者來說，我們的結論指出，貿易改道的情況並不如大家所想的那麼普遍。不過，我們觀察到的改道資料仍然顯示，美國消費者負擔的價格會上漲。此外，我們的分析指出，要對付中國企業，針對原產地課稅是效果不佳的工具，而這顯示，根據所有權課徵關稅或是針對企業的制裁，在這方面可能更有效。

衡量貿易改道的情況

我們的研究報告〈出口變裝？：美中貿易戰期間的貿易改道〉（Exports in Disguise?: Trade Rerouting during the U.S.-China Trade War）探討面對美國關稅的中國產品是否及如何改道越南，因而減少對中國的經濟衝擊。

把重點放在這個議題的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過去的研究顯示，中國產品較可能改道透過與中國關係密切的國家來出口，例如地理位置接近、體制架構近似、有共通文化規範的國家，包括有華僑的地方。根據這些標準，越南成為這類貿易改道的最佳候選國。第二，在美國的所有進口供應國中，越南是因美中貿易關係衰退而受益最大的國家。研究顯示，自2017年至2022年，中國損失的美國進口市場占有率，有將近一半是由越南填補。此外，在同一時期越南從中國進口的占比增加了5.5個百分點，在所有貿易伙伴中增幅最大。

雖然這些事實值得注意，不過單憑這些仍無法證實貿易改道的存在或規模。例如，越南公司或許是從中國進口原料，然後製造不同的產品出口到美國。這是重要的區分，因為越南與美國的貿易在貿易戰開打前就已經呈現成長。此外，關稅可能會藉由越南企業的外來新投資或是現有企業的資本增加，而實質促進出口成長。

為了探究貿易改道是否真的發生，以及程度如何，我們使用兩項個體經濟資料庫進行研究，包括越南企業調查（Vietnam Enterprise Survey，VES）以及標準普爾全球（S&P Global）的Panjiva。VES 提供有關企業層級經營情況的見解，像是越南的投資、生產和營收等。Panjiva以8碼的國際商品統一分類系統（Harmonized System，HS）提供產品的進出口詳細數據，我們因而能夠追蹤貨物精確的移動情況。

我們對「貿易改道」的定義是，同一產品在同一季裡從中國運送到越南，然後從越南運送到美國的移動情況。接著我們建構了貿易改道的3項關鍵衡量指標，這3個指標把全球貿易資料解構到HS-8碼的層級。（這些產品分類層級極為精細，比方說有個8碼代表的產品是「自行車輪胎」。）

第一個指標，我們稱為「國家層級改道」，計算經過越南的所有貨物流動情況。舉例來說，如果越南在2019年第四季從中國進口價值800萬美元的自行車輪胎，並向美國出口價值1,000萬美元的自行車輪胎，我們會把自行車輪胎貿易改道的價值計為800萬美元。我們按照這個流程，逐一計算每一項HS-8碼產品（共10,081項）的金額，然後加總得出國家層級貿易改道的總衡量值。

這個國家層級的衡量指標可能會涵蓋到正規的貿易量，因此可能大幅高估實際的改道量。比方說，從中國進口價值800萬美元的自行車輪胎，其中有一部分是賣給越南的最終消費者，而沒有運往美國，就屬於這類情況。

因此，我們也建構另外兩項更嚴格的改道衡量指標。

第二項指標，我們稱為「省分層級改道」，定義是同一產品在一季內從中國經過越南單一省分運送到美國的貨物移動。假設在2019年第四季，從中國進口的自行車輪胎有100萬美元流向順化省，700萬美元流向河內省。而在同一季，順化省向美國出口價值500萬美元的自行車輪胎，河內省向美國出口價值250萬美元的自行車輪胎。那麼，省分層級改道總數是100萬加250萬美元，也就是350萬美元。我們按照這個程序逐一計算越南各個省分、各項產品的金額，得出省分層級貿易改道總金額的估計值。

最後，我們所使用的最嚴格衡量指標是「公司層級改道」，只納入HS-8碼產品從中國經一家越南公司運到美國的貨物流動。再以前述2019年第四季的例子來說，假設河內省有兩家公司A和B。A公司自中國進口價值400萬美元的自行車輪胎，B公司進口金額為300萬美元。A公司完全沒有向美國出口任何自行車輪胎，而B公司出口價值100萬美元的自行車輪胎。在這種情況下，B公司的公司層級改道金額是100萬美元。我們按照這個流程逐一計算在越南每一項產品在每一家公司的改道金額。

研究發現

我們使用這些衡量指標得到3項重要發現：

1. 更精細的衡量指標顯示，貿易改道量遠低於之前所想

我們衡量指標的精細度明顯影響改道程度的估計值。根據我們的研究，2021年越南對美國的出口有16.5％被歸類為國家層級的貿易改道，省分層級為6.5％，公司層級只有1.7％。這些數字分別約相當於159億美元、63億美元和16億美元的改道貨物。

公司層級的衡量指標可能低估改道量，因為公司可以互相合作：有些公司從中國進口，有些公司重新包裝和重新貼標籤，有些公司則重新出口到美國。然而，位於越南國內完全不同地點的公司，不太可能如此協調分工，因為會產生額外的運輸成本；所以國家層級的衡量指標可能誇大貿易改道量。因此，我們偏好省分層級指標，這類指標能反映越南境內地理位置接近的公司的總合活動。

2. 不過，貿易戰關稅仍然造成經越南改道貿易量擴大

中國出口產品的平均關稅增加，因此國家層級的貿易改道提高4個百分點，省分層級提高2.5個百分點，公司層級提高1.5個百分點。雖然這些對策產生效應的程度相當低，但是相較於關稅前（2018年）的影響幅度有大幅增長：國家層級增長22.9％，省分層級增長20.5％，公司層級是15.3％。

重點是，有明確的證據顯示貿易改道正在發生，而且許多營運作業已轉移到越南，明確是為了規避關稅。但這些數字也顯示，貿易改道只占越南這段期間對美國出口總額成長的一部分。其他部分的成長來自附加價值生產活動，一方面對越南人的生計有貢獻，另一方面也讓美國人能買到品質更好、價格更低的產品。

3. 越南的中資企業在企業層級改道扮演特別重大的角色

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因貿易戰而增加的貿易改道有61.4％是來自在越南的中資企業，這表示針對原產地而廣泛實施的關稅，對中國出口商可能只有部分的阻礙效果。美國消費者和企業似乎還是在使用中國產品，但支付較高的價格，因為供應鏈變長、效率變低。這對企業領導人的一個直接含意是，中國商品可能還是會進入美國市場，而貿易戰在降低競爭壓力方面的效果不如華府立法者的期望。

對企業領導人與政策制定者的啟示

對於向被課徵關稅國家採購的美國企業領導人來說，仔細審查非關稅地區的替代供應商會變得愈來愈重要。在嚴密的貿易改道審查下，確保供應商沒有從事這類行為，會是避免供應鏈中斷與意外進口稅的關鍵。

政策制定者則應知道，企業會盡其所能調整以因應關稅，包括嘗試改道第三方國家出口。為了防止這種情況，蒐集有關改道地點更精確的數據非常重要。總體國家數據可能會造成誤解，導致大家以為的貿易改道情況比實際情況更為普遍。高估改道可能會導致過度反應，例如對越南等國家全面採取懲罰措施，這會推升美國家庭購物的價格，同時干擾能創造就業、養活越南家庭的正當經濟活動。

我們的研究顯示，貿易改道的定義更嚴格，估計值就會更低、更準確得多。換句話說，要杜絕產品規避關稅，以所有權為基礎的方法可能比以原產地為基礎的做法更為有效。這樣能讓政策制定者更精準鎖定最有可能從事貿易改道的地點和公司，因而有利於制定目標更精確、更成功的因應政策（如果需要採取這種政策的話）。同時，政策制定者應該切記，提高關稅（即使只是針對公司層級的關稅）還是會傷害美國消費者，可能也會傷及友好國家的其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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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擴大的新貿易戰升溫，我們的研究顯示，有兩件事可能會立刻成真：貿易改道的整體程度低於之前所了解的程度，但是在最近與中國的貿易戰中，改道仍然急劇增加。更重要的是，絕大多數經由越南的改道作業都是透過中資公司進行。這表示政策制定者應該三思，針對從事關稅規避活動的公司進行制裁，是否會優於針對某個國家無差別地實施關稅。

（周宜芳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