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因為「知道太多」讓你痛苦?接收資訊常產生的捷思法與偏誤

因為「知道太多」讓你痛苦?接收資訊常產生的捷思法與偏誤

因為「知道太多」讓你痛苦?接收資訊常產生的捷思法與偏誤

Sergey Nivens / Shutterstock

資訊是一項強大的工具,許多情境下,獲取資訊能讓我們過更好的生活;但有時候,少一點會更好。本文摘錄自全球暢銷書《雜訊》共同作者、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凱斯.桑思汀(Cass R. Sunstein)的最新力作,破解資訊愈多愈好的迷思,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更快樂、美好。

我們通常認為「得到資訊」是有幫助的,但到底什麼時候得到資訊是好事?以及究竟好在哪裡?

事實上,我們其實沒興趣知道大量的資訊。很多資訊對我們來說毫無價值,只不過是浪費大腦容量,還可能無聊透頂。甚至有許多資訊我們寧可不知道,因為這些資訊會讓我們感到不悅或痛苦;有時候我們不想要知道,是因為我們沒有動機想要取得某些資訊,因此不會特別主動去得知某些資訊;但也有時候,我們想要不知道,因為我們有動機想排斥某些訊息,於是刻意主動迴避。

「資訊迴避」(information avoidance)的情況相當常見,顯示人們常常寧願不知道某些資訊,或是積極設法迴避資訊。但用了哪些辦法、又付出什麼代價?最重要的問題應該在於「得到資訊能否讓人們變得更幸福」,而這也代表應該個別評估:某項資訊對於所涉及族群(就算只有一個人)而言,會帶來怎樣的影響?當然,接下來得談到幸福的定義。經濟學家總愛將「支付意願」(willingness to pay, WTP)掛在嘴邊,覺得只要知道你願意為了取得某樣事物支付多少金額,就能判斷這個事物對你的得失利益。

但對於將「支付意願」當做判斷標準,我有些不同的看法,而且偏向負面。真正重要的應該是人們能否幸福快樂,而不在於支付意願高低。一個明顯的缺點是:如果民眾本來就沒錢,哪談得上支付意願?但讓我們姑且先擱置這個問題,單純就支付意願進行討論:以這個方法來判斷某人想要某樣事物的程度會有哪些優缺點?從優點來看,至少原則上這項標準應該會涵蓋某人所關心的一切面向。有時民眾會願意為了取得資訊而付出大筆金額;但有時民眾就是一毛也不想出;有些人甚至情願付錢換取「不接受某些資訊」。

要談支付意願,還必須先看看民眾當時是否理性、是否擁有完整的背景資訊。關鍵在於,當他們被問到對於某項資訊的支付意願時,這些人可能根本沒有足夠的參考資訊。也就是說,他們是在「資訊不足」的狀態下,判斷自身支付意願的高低。此外,就算取得某項資訊能讓生活品質大為改進,也可能因為面臨生計困頓,加上太多的不公義,根本無心取得這些資訊。此外,支付意願也會受到各種認知偏誤影響,例如現時偏誤(present bias,只看眼前而不看未來),或是現成偏誤(availability bias,誤以為承擔某些風險比較容易有成效)。

接收資訊就是一場賭注

理想上,要判斷「想不想知道」某項資訊,應該先理性評估所有因素:自己最在意的是平靜、長壽、財富,還是人際關係?最後的決定也反映出評估結果。而如果所處的環境不佳、充滿不公義,就會影響民眾想要取得的資訊類型。例如你面臨生活貧困、資源匱乏或遭受各種歧視,就算知道某些資訊很重要,也可能興趣缺缺,又或是無力去爭取這些資訊。我們最不願看到的情形,就是民眾在不公義中反而被形塑偏好,這時就算是極其重要的資訊,也可能無法勾起他們的興趣。

行為科學家指出,人的決定並不總是出於理性。人們運用各種捷思法(heuristics,也就是心理捷徑),然而這可能會引導他們做出錯誤的決定;他們內心也存在各式各樣的偏誤。捷思法和偏誤深深影響人們想或不想取得某些資訊。其中影響較大的是現時偏誤,意指人們往往只看今天和明天,而忽視長遠的未來。舉例來說,某些資訊雖然讓你當下感到痛苦,長遠來看卻可能對你非常有利。你當然「應該」要取得這樣的資訊,儘管你或許不那麼想。事實證明,我們可能為了逃避短期的痛苦,不想得知某項資訊。(例如逃避站上體重計,或是取消每年一次的醫院健檢,但這是相當不智的決定,而你拖得愈久只會愈害怕。)

在取得資訊上,有些最發人深省的研究特別提醒該注意「策略性的自我忽視」(strategic self-ignorance),也就是「以無知作為藉口,過度沉溺在一些令人歡愉、但可能對未來的自己造成傷害的活動。」這裡的重點在於,如果有些資訊會讓現在的活動變得較不具吸引力,我們可能會因為現時偏誤的影響而逃避資訊;那些資訊可能會讓人覺得內疚或羞恥,又或是讓人覺得如果經過全面考量,就不該進行哪些活動。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有一句名言:「願上帝令我禁色,不過明天再說好了。」而有著現時偏誤的人也會說:「請讓我看清相關風險,不過明天再說好了。」每次我們想做什麼一時爽快但長期有害的事,可能會先迴避重要的資訊,並且覺得晚點知道也無妨。有些讓人覺得難過或生氣的資訊,或許也會引發同樣的反應:「請告訴我需要知道的事,不過明天再說好了。」

行為科學家也指出損失規避(loss aversion)的心理,也就是我們會特別不喜歡損失;實際上,在得與失的程度相等的時候,我們對「失」的厭惡,將會遠高於對「得」的喜悅。出於損失規避的心理,當我們判斷某項消息可能是壞消息時,會特別想要迴避。像是該去檢查是否罹患癌症的時候,有人或許會說:「我現在感覺都好好的啊,這樣就好了吧?檢查之後聽到壞消息怎麼辦?去檢查幹嘛?」當然,現時偏誤也可能與損失規避同時出現、互相加成,因此人們更極力避免接收資訊。往往在這種情形下,人們容易犯下錯誤、迴避或不願面對資訊。

這裡值得一提的重要發現是:當我們聽到壞消息的時候(例如某項健康問題的風險高於預期),雖然一開始的痛苦指數很高,但我們也恢復得很快。要是我們只預期會產生痛苦、卻沒預期心情平復的情況,就會錯失或許能救我們一命、而且或許根本不會讓我們持續感到難受的資訊。有一項回顧研究調查過去15項針對預測性基因檢測(predictive genetic testing)的研究結論,結果發現:一般可能以為會讓人感到痛苦的檢測報告,事實上民眾幾乎不會感受到嚴重的痛苦。這些研究鎖定幾種不同病症的檢測:遺傳性乳癌與卵巢癌、亨丁頓舞蹈症(Huntington’s Disease, HD)、家族性腺瘤性瘜肉症,以及脊髓小腦萎縮症,幾乎所有對象都是成人(只有一項和兒童有關)。大致的結果顯示,在檢測後的12個月內,無論結果顯示是否有相關的基因,幾乎不會增加痛苦程度(也就是在一般或特殊情境下感受的痛苦、焦慮與憂鬱)。檢測結果出爐超過一個月後,只有其中兩項研究的受試者會為此感到痛苦。研究結論認為:「接受預測性基因檢測的人並不會承受不利的心理後果。」但同時也指出這些研究的參與者屬於「自願參加、並且同意參與心理學研究的族群」。

就算加上這個重要的條件,我仍然相信一般人如果並未接受基因檢測,大概很難料想到這樣的研究結果;從結果看來,當預測性檢測結果不如人意時,人們的反應其實並不如他們以為的負面。而結果之所以出乎人們預料,除了可能的現時偏誤與損失規避心理,也可能出於聚焦錯覺(focusing illusion)。我們常常會因為太重視某些事,於是過度放大這些事對於我們感受幸福感可能的影響程度。正如大衛.施卡德(David Schkade)和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所說:「你關心的任何事所造成的影響,其實都沒你想像的那麼大。」不管是寒冷的雨天、閃亮的新車、上調的薪水,甚至嚴重的病痛,可能都讓人以為會對生活造成重大影響,但其實這些影響會迅速淡去,就像家具一樣融入生活的背景。因此我們常常高估壞消息的影響力,於是寧可選擇拒絕承擔壞消息帶來的風險。

與此同時,我們也可能因為過於樂觀,影響自己想要取得資訊的欲望。要是我們以為好消息的可能性較高,就會更想知道。此外,人們多半會抱著不切實際的樂觀,往往會認為自己的未來(健康、安全等面向)比起平均值要來得好;而且至少好過統計上的現實結果。不切實際的樂觀可能會抵消損失規避的心理,讓人們願意取得那些非常有用的資訊。

當我們評估機率時,常常會用上「可得性捷思法」(availability heuristic),也就是拿最快想到的例子作為參照。舉例來說,洪水、墜機、塞車、恐怖攻擊或核災的可能性究竟多高?當我們不知道統計數字時,會先回想過去聽過的例子。因此,就算A、B兩類事件發生的頻率完全相同,若我們較常聽到A類事件的例子,就會覺得A類事件的發生頻率較高;若你察覺有人常收到某項壞消息,那件事的發生頻率在你心裡就會膨脹,好消息也有類似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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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資訊超載的幸福與詛咒(Too Much Information)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2022年7月29日
作者/凱斯.桑思汀(Cass R. Sunstein)
作者簡介/哈佛大學法學院羅勃.沃姆斯利大學講座教授(Robert Walmsley University Professor),也是世界衛生組織行為洞見與科學科技顧問小組主任。曾任歐巴馬總統的白宮資訊法規辦公室主任。著有《成本效益革命》(The Cost-Benefit Revolution)、《改變的發生》(How Change Happens)、《推出你的影響力》(Nudge,與理查.塞勒合著)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