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稅 美國對等關稅來襲,以「雙元」找到生存之道

關稅危機令企業領導人憂心忡忡,這正是讓自己轉型為「雙元組織」的時刻:將「探索新機會」的單位與「專注於現有業務」的單位分開管理。無論是在實際結構層面,還是企業文化層面,「雙元」策略都是此刻的生存之道。

美國政府頻頻祭出「對等關稅」(reciprocal tariffs),加大各產業在後疫情時代的混亂:原物料成本上升、供應鏈被迫重新布局、全球投資暫緩。面對這一切,套一句商業耆老的怒言:「我們不怕挑戰,我們最怕變來變去!」

這波混亂對各產業的衝擊程度卻不相同。傳統製造業立刻面臨短期成本飆升的壓力;科技或能源產業,面臨新市場機會政策風險的拉鋸。企業的領航家,你該「切割」出獨立部門,探索新機會,以因應市場新挑戰?亦或將資源集中在企業全面流程改造,提升現有工作速度或品質,讓裡外全面靈活而為你全面調動?

時間在流逝,市場不等人,你能解決這會拉扯你現有資源,讓你陷入兩難決定的「雙元」(ambidexterity)課題嗎?

什麼是「雙元性」?為什麼跟關稅衝擊有關?

「Ambidexterity」中的字根「ambi-」(拉丁語)意思是「雙方的、兩邊的、兩者皆可」(both, on both sides);「dexter」(拉丁語)意思是「右手的、靈巧的」(right-handed, skillful);「ity」(英語詞綴)用來表示「某種狀態或性質」(the state or quality of)。「雙元性」原意指「雙手都靈巧」,形容一個人左右手都能靈活使用,不偏向某一隻手。

理查.鄧肯(Richard B. Duncan)在1976年的文章提出組織雙元性概念,認為組織需要同時管理「探索」(exploration)與「利用」(exploitation),以在動態環境中保持競爭力。他的研究為後來如詹姆士.馬其(James G. March)(1991)、查爾斯.歐萊禮 (Charles O'Reilly)與麥克.塔辛曼(Michael L. Tushman)(1996)等學者奠定基礎,成為組織創新與變革管理的重要理論。歐萊禮與塔辛曼更進一步說明,少數成功企業會將「探索新機會」的單位與「專注於現有業務」的單位分開管理,並在高階主管層級維持緊密聯繫,這種結構被稱為「雙元組織」(Ambidextrous Organization)。他們認為,「結構性雙元性」側重於組織結構的調整,而「情境性雙元性」則強調組織文化的塑造和員工行為的引導。這兩種方法各有優劣,適用於不同的情境。

是什麼促使企業專注於其中一種模式而非另一種?企業在變革方案中何時、以及如何結合這兩種模式呢?

借鏡德國能源企業案例

揚.奧森布林克(Jan Ossenbrink)、喬恩.霍普曼(Joern Hoppmann)、福克.霍夫曼(Volker H. Hoffmann)這3位學者,在2005年至2016年期間,針對德國4家電力公司(E.ON, RWE, EnBW, and Vattenfall),以個案研究,檢視4家公司在面對綠電要求下,如何進行轉型。

早在1970年代之前,這4家德國電力公司採取區域性壟斷模式,政府授予獨家權力發電、輸電和銷售電力。在2003年前,穩定供應超過4,000萬顧客用電,負責54%以上的電力。一位地方公用事業經理說到:「大到不會倒!」

1998年左右,再生能源技術出現,改變了上游發電廠的格局。德國政府並在社會運動的敦促下,開始逐步淘汰核能。1990年代德國首次推出風能和太陽能的公共示範專案。2000年政府正式頒布〈可再生能源法〉(Renewable Energy Source Act),此時,德國4家電力公司才驚覺法令環境的改變,會威脅到本業,因此開始採用結構雙元策略:開發新的流程進入再生能源領域、成立新的再生能源部門、外聘專業人才。這時的德國4家電廠,都明確了解新機會在哪裡,管理高層有目標地進行內部高度整合,以此統整資源,集中決策資金,決定發展方向。

然而,真正的衝擊來自消費者市場。

德國法令開始允許消費者自行發電、監測,甚至可將多餘電能賣給企業。另一方面,潛在進入者(如Google)也意圖涉足電力市場。這來自下游市場的不連續性變革,帶給業者巨大壓力,在面臨生存之際,4家電力公司進行更積極的轉型:

  • 獨立於原有部門,另成立專責的下游業務部。
  • 特意從其他產業招聘員工,以保持和傳統電力業務的距離。
  • 高層管理者的角色是提供資源,並保護這些新部門不被傳統業務吞噬。

在市場不但要求轉型,且要求快速轉型壓力下,這4家德國電力公司掌握了以下和傳統轉型不同的方法:

  • 依賴第一線員工,而不是由傳統管理者來篩選機會。
  • 在公司內廣泛提供各種創意機會,並鼓勵全員參與創新,而非讓創新外求。
  • 管理者透過資源分配、組織文化變革,提供轉型土壤,並在整個過程中,不斷聚焦戰略議題,避免創意失焦,並隨時掌握創意品質。

整體而言,德國電力公司個案導出兩個重要結果:

  1. 當機會相對明確,企業可採取「結構性雙元」。例如,成立全新的再生能源部門、外聘專業人才。
  2. 當新機會眾多但不明確時,企業可偏向「情境性雙元」。例如,提倡由下而上的全員參與文化,促成組織文化改革。

台灣與亞洲企業的挑戰和因應之道

在這一波關稅波瀾中,我們也觀察到三種典型反應:

  1. 純結構應對:部分電子加工廠選擇在東南亞另設新產線,以因應美國高關稅,這是「結構性雙元」策略,意圖快速降低風險,有效降低成本。
  2. 純情境應對:某些中小型企業開始提倡內部創新文化,鼓勵員工以OGSM表格進行協作,成為自主管理團隊,發揮專業創新。
  3. 混合策略:大型品牌商則採用「結構+情境」混合策略,例如某運動器材製造商在歐洲成立「新事業單位」,負責研究英國、德國、荷蘭的差異性,但同時在台灣母公司也鼓勵跨部門合作,並將現有美國市場經營經驗作內部分享。

領導者的認知成為關鍵

在當前全球貿易環境中,純然地結構性或情境性的策略往往不足。最具韌性的企業,會同時推動「硬的部門切割」與「軟的文化變革」,兼具短期效率和長期探索。

該採取哪種策略,因此取決於領導者對環境的評估。

高階領導者若視這次的不確定時代是「威脅」,就容易陷入保守防禦,自然偏向對現有資源的保守運用;若視之為「機會」,就更可能積極探索,勇敢邁進,往投資布局而去。

在不確定時代,認知框架比資源規模更為重要。

不確定是常態,在雙元性光譜中不斷取得動態平衡

2025年美國對等關稅帶來的市場混亂,只是序曲,主旋律尚未進場。未來ESG規範、數位金融、人工智慧監管、戰爭後的新局勢發展,都將持續挑戰企業的應變能力。台灣企業習慣靠「削減成本」來因應市場,恐怕非長久之計。

我們建議,螞蟻雄兵,一起打群架。

如果企業自己規模太小,是否可考慮相互結盟?如果企業對市場局勢無法掌握,是否考慮放下疑慮,一起建立共生生態系?打群架,也許會讓你找到一條生路。但也請不要忘記,市場只會留下強者。因此請不斷檢視自己,在資源有限下,不斷掌舵,取得動態平衡,才能在不確定時代找到新的確定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