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刻意製造的不確定性，我們需要「策略可選擇性」

消費者情緒低迷、金融市場不穩定，以及四處出現令人失望的總體經濟數據，這些都引發人們擔憂美國經濟衰退。福斯新聞（Fox News）的瑪麗亞．巴蒂羅姆（Maria Bartiromo）最近問川普總統，是否預期今年會出現經濟衰退，他也說「討厭預測這樣的事情」，並沒有反駁之意。

目前沒有任何證據顯示，自川普總統接掌政權8週以來，美國經濟的基本面已經突然惡化。真正改變的是，白宮刻意引入政策變化的不確定性，當成一種政治策略。川普曾經寫道：「我不想讓人知道我究竟在做什麼，或者在想什麼。我喜歡讓人無法預測。」

所有這些都表示，目前企業高階主管面對的情勢裡，風險上升、能見度下降。川普刻意製造的不確定性，增添了新風險，但是當前的經濟擴張是否已經寫下句點，並不像輿論喜歡描繪的那樣明確。

風險上升，但經濟還沒走到末路

關稅——何時實施、適用範圍、稅率高低，以及維持或調升的程度——對美國經濟構成相當大的風險。關稅是對外國生產商課稅，會加重進口貨的成本，而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成本會轉嫁給消費者。

關稅的適用範圍和持續時間長短的不確定性，引發通貨膨脹再起的疑慮。他在2018年實施的關稅，當時正值通膨偏低，只造成物價一次性提高。如今，即使是一次性關稅也會導致不受歡迎的價格上漲，而一再調高關稅，則會在更長的期間內使物價節節上揚。

但對於急著想宣布經濟崩潰的人，明智的做法是在宣布之前先考慮一下最近的一連串假警報，包括2022年、2023年和2024年廣泛報導經濟衰退「不可避免」（我們之前在《哈佛商業評論》發表的文章就談過這件事）。這種經濟衰退的論調，往往是著眼於消費者：照理說，通膨會使消費者緊縮支出（實際上並沒有）。消費者可能會花光疫情期間保留的儲蓄和現金（實際上並沒有這種情形）。利率升高會引發一波破產和信用卡違約潮（我們沒看到比正常情況更高的數字）。

冷靜觀察消費者基本面，就會發現儘管風險正在升高，但經濟衰退仍是相對較高的門檻。下調預期經濟成長率是恰當的，但不能就此認為衰退不可避免。勞動市場保持穩健，是當前經濟擴張的基石，而且即使勞動市場供不應求，企業仍繼續聘用人才。這使得薪資成長保持強勁，並在通膨率回跌之際，實質薪資反而上升。

結果就是，經通膨因素調整後，消費比2019年的水準增加2.2兆美元，達到16.3兆美元。企業不是犧牲利潤率和獲利以支付更高的薪資，而是靠生產力成長：雖然我們還沒見到人工智慧（AI）許諾的生產力大增，但已經見到不計其數的調整，而這些調整有時是在AI的協助下，改善了生產、營運和行政管理。這並不表示經濟衰退不可能發生，但明白顯示最起碼經濟仍在持續擴張。

不只考慮關稅

關稅可能帶來阻力，但必須放在更廣泛的背景下觀察，因為其他的政策領域可能緩和消費者所受的不利影響。關稅會抑制消費，但減稅可望產生相反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延長2017年減稅及就業法案（Tax Cuts and Job Act, TCJA）的減稅措施，不會產生額外的有利影響，因為這只是現行稅率的延伸。但其他提案，例如讓小費、社會安全收入和加班費都免課稅，可以抵消關稅造成的部分、大部分或全部傷害。

然而，家庭、企業和投資人在2010年代習以為常的一項有利因素，不再那麼容易出現，那就是聯邦準備理事會（Federal Reserve）出手相助。2010年代，貨幣政策制定者很容易先發制人地降低利率，出手挽救搖搖欲墜的景氣循環。所謂的「Fed賣權」（Fed put），也就是只要市場大跌，Fed就會放鬆政策，而當時這麼做幾乎不必付出代價，因為通膨率實在太（過於）低。目前通膨率仍然明顯高於2％的目標，因此這一次Fed賣權沒有不必付出代價的空間。

綜合來看，經濟衰退雖未成定局，但風險已經升高，而且能見度下降。對加拿大和墨西哥徵收25％的關稅，以及對中國額外徵收20％的關稅，可能使通膨增加100個基點（basis point；譯註，1個基點等於0.01％）以上，並使經濟成長率減少80個基點——這是嚴重的阻力，但本身不太可能導致衰退。全球鋼鐵和鋁的關稅、對等關稅和其他的衝突升級行動，將加劇這些影響，但是豁免某些項目（例如針對加拿大能源）、暫緩執行（例如針對汽車製造商），或撤回部分政策（例如不影響美墨加協議的商品），都有可能減輕衝擊。同樣地，稅收減免措施可能逐步幫助消費者（延長TCJA），或取消對小費或社會安全的課稅，或者提高SALT（州稅和地方稅）扣除上限，可以大幅幫助消費者，從而為經濟成長提供財務推力。

很少見過情勢如此多變，能見度卻那麼低。面對刻意營造的政策不確定環境，企業領導人如何應對？

我們需要策略可選擇性

經濟學家經常認為（企業）「暫緩」投資和（消費者）「暫緩」消費，是面對不確​​定性的自然反應。確實，這種行為有時被認為是剝奪經濟動能，因而破壞經濟循環。

事實並不完全如此——關稅調漲造成的反應更為複雜。不妨想想關稅稅率上漲之前，商人為了囤積庫存而導致進口激增，或者消費者提前購買以避免價格上漲，或者生產商爭相尋找新的供應商，並開始建立生產彈性。這些規避行動和「暫緩」的行為相反。

面對一次性衝擊時，暫緩投資或消費也許是合理做法。但如果政策不確定性是刻意的策略性手法，就不能把「挺過風暴」當成基本策略。看似已經解決的問題，可能被逆轉或衝突升溫。或者，領導人可能被迫面對完全不同的不確定領域。

面對刻意製造的不確定性，我們看到的應對方式是轉向「策略可選擇性」（strategic optionality）。這種方法至少需要投資以做好準備，例如，設計替代性採購計畫、增加持有更多的庫存，以及建立財務緩衝。

準備是個起點，但這還不夠。要調整因應充滿刻意不確定性的世界，可能需要重新思考產品組合、設計和行銷。如果主動重新構思價值鏈，所有這些都能做到。以合理的成本培養應對不確定性的能力，並在不確定性中尋找機會，如此一來，甚至可以轉化為競爭優勢的新來源。

隨著現有的方法受到質疑，企業應該加快腳步去創造更多選項，以改善它們在各種政策結果中的營運能力。制度化的不確定性，必須以制度化的可選擇性來應對。

不妨想像，擁有全球供應鏈和營運活動、競爭激烈的任何產業（例如輪胎、機械、家具等）所面臨的挑戰。在美國的生產足跡不大的一些公司，正在積極探索（也就是勘查土地和工廠選址），並為需要數年才能完成的這場轉型過程搶先布局。這或許會帶動投資，但可能推高價格，消費者必須支出更多。其他的選項可能是退出美國市場，並努力在報復性關稅可能創造機會的地區爭取市場占有率，或者透過併購等策略性交易來調整全球價值鏈。更激進的行動是，企業也可以重新構思產品和生產流程本身，使它更加模組化、在地化和具有彈性。對某些企業來說，這是不可能做到的，但能以創意方式創造可選擇性的企業，會發現自己占有優勢。

現在，可選擇性的成本更值得花

經濟學家有句話說：「可選擇性有價值」，而另一方面則是，它往往（甚至總是）伴隨著成本。隨著策略可選擇性的價值上升，企業應該願意支付這項成本。能夠以最有效方式打造策略可選擇性的公司，更有可能找到繁榮發展之路。

應對刻意製造的不確定性，不管經濟是否陷入衰退，都會使系統層次的成本上升，並導致經濟潛力和收入下降。隨著企業從效率轉向可選擇性，它們的產量會減少。

新的挑戰也伴隨著新的機會。隨著時間推移，以低成本創造可選擇性的能力會成為新的競爭構面，決定誰勝誰負。誰能更清楚了解自身能在哪些方面承擔風險（例如，適合簽署固定價格合約），誰站在更有利的位置把風險轉嫁出去（例如調整價格、使用替代性產品或投入要素）？在更不確定和更動盪不安的世界中，這一切都會更加重要。

在應對這個刻意製造不確定的新世界時，高階主管該應牢記以下幾點：

• 認清不確定性的本質。不要把「不確定性上升」和「壞結果確定發生的可能性提高」混為一談。
• 不必過度在意悲觀論者。關注經濟實力的基礎，並思考它們可能如何斷裂。問問如果沒有任何矯正性政策反應，經濟突然崩潰的風險有多大？問問什麼事發生，才有那種黑暗的結果，而不是問這種黑暗結果發生的機率。
• 拒絕主模型。 經濟仍然非常特別。各種模型生成不出最終的答案或扎實的預測可作為參考依據。只有在你妥善了解模型的缺陷和限制時，才使用它們。
• 不要只求順利度過風暴。要學會應對持續不斷的動盪不安。領導企業和解讀經濟是仰賴分析的判斷藝術——它們不是精確的科學。
• 擁抱可選擇性。要明白在比較不確定的世界中，以前不值得付出的代價，現在可能值得。

政治和政策對商業的影響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企業領導人知道法規的重要性，而且幾個世紀以來他們一直參與協助制定政策。政治人物和企業領導人之間的關係也時而緊密，時而疏遠。

今天不同的是刻意製造的不確定性（而且最近幾週的規模和速度都高得異常）這使經濟能見度更加模糊，企業規畫更難進行。暫緩投資和消費不能做為基準策略，向前邁進且著眼於可選擇性才是基準策略。

（羅耀宗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