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上一回合關稅戰表現如何？專家這麼看

2024年11月下旬，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Donald Trump）公布一項計畫，要對美國三大貿易夥伴加徵關稅。川普在他的社群網路「真實社群」（Truth Social）發文，表示將在上任第一天簽署行政命令，對加拿大與墨西哥所有進口商品課徵25％關稅，此外還要對中國商品額外課徵10％關稅。先前川普曾經威脅要對中國商品課徵60％關稅，並且對其他所有國家進口商品課徵10％至20％關稅。這種保護主義計畫將以近代罕見的方式，大規模改造美國經濟。（譯註：川普於2025年2月1日簽署行政命令，3日起對加拿大與墨西哥以及中國進口商品，分別課徵、加徵25％與10％的關稅，但後來給予加、墨兩國一個月寬限期；中國則在3日宣布對特定美國進口商品課徵報復性關稅。）

甚至在相關新聞出現之前，新增關稅的威脅——中國被認定是主要目標——就已經對企業的行為產生影響。生產鞋子的Steve Madden公司表示，準備將它在中國生產的商品數量——約占它國外生產的70％——削減一半。其他公司則開始增加庫存，為可能的價格波動預做準備。

然而，這樣的變局有一些前例：川普第一次擔任總統期間，其政府推動美國自1930年代以來最具保護主義色彩的政策。其中最顯著的就是對中國商品課徵關稅——中國也以關稅進行報復。結果就是60％的美中雙邊貿易要承受20％的關稅。後來雙方貿易關係恢復穩定，拜登（Joe Biden）政府上台後，大致仍保留川普時期加徵的關稅。

正因如此，研究人員有幾年時間可以研究川普那些關稅政策的效應，了解其運作是否符合政策制訂者與經濟學家的預期。研究人員也檢視最終是誰承擔了因那些關稅而增加的成本。

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UCLA）經濟學教授帕布羅．法傑鮑姆（Pablo Fajgelbaum）發表過幾篇探討美中貿易戰衝擊的論文，他指出：「當經濟學家提問『誰要為關稅付出代價？』他們的意思是『進口商品的價格是否因此降低？』」川普關稅措施背後的理論是，提高關稅將威脅商品在美國的銷售量，迫使中國出口商降低價格因應。

但是哈佛商學院教授艾伯托．卡瓦洛（Alberto Cavallo）認為，關稅的實際運作過程取決於眾多因素。卡瓦洛最近與同儕合作發表一篇論文，研究2018至2019年間的貿易戰期間制定的關稅如何影響物價。他提及的眾多因素包括「關稅的規模與範圍、受衝擊的商品與服務有無替代來源，以及企業對於貿易戰是否持續進行、可能升高情況的預判。」

那麼，川普上一回合的關稅到底有何成果？以下是研究人員的發現：

關稅並沒有壓低從中國進口商品的成本，美國消費者為特定商品支付更高的價格

根據法傑鮑姆、卡瓦洛等人的研究，川普第一任期課徵的關稅，大體上是由美國進口商與美國消費者負擔，其中消費者的負擔較進口商輕。（中國進口商也負擔了一部分的報復性關稅成本。）

卡瓦洛與論文共同作者檢視洗衣機、太陽能板、鋁與鋼等商品受到的影響，發現「美國的關稅鎖定多種具有差異化、難以被取代的中國商品，因此中國出口商能夠保持價格穩定。」結果就是美國進口商必須為採購中國商品支付更高費用，並將其中一部分成本轉嫁給美國消費者。

不過，不同種類的消費性商品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卡瓦洛表示：「對洗衣機課徵的關稅很快就轉嫁為消費者物價，因為稅額很重——最初是20％——而且目標明確。但被課徵10％關稅的其他商品要過很長一段時間（價格才上漲），而且是等到關稅調升為25％之後，價格才開始上漲。」

法傑鮑姆與同事阿米特．坎德瓦爾（Amit Khandelwal）也得到類似的結論。他們在一篇論文指出：「美國的進口商品消費者承擔了關稅的衝擊，因為關稅引發物價上漲⋯⋯貿易戰在美國與中國都導致總體實質收入降低，儘管從國內生產毛額（GDP）來看幅度並不大。」換句話說，效應確實發生，但還算輕微。

其他學者認為川普關稅的衝擊其實更為顯著。紐約聯邦準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勞工與產品市場研究部門主管瑪麗．阿米提（Mary Amiti）與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教授馬修．哥梅茲（Matthieu Gomez）、孔相勳（音譯，Sang Hoon Kong）及大衛．溫斯坦（David Weinstein）在2024年春天發表一篇論文，根據關稅對企業現金流的影響，估計這場貿易戰減損美國人民經濟福祉（economic well-being）達3％。

隨著時間過去，就算川普最新威脅要祭出的新增關稅沒有實施，美國消費者承擔的成本仍然可能會持續上升。卡瓦洛指出：「我們訪談的許多公司在川普第一任期預期新增關稅只是暫時實施，因此延後轉嫁到消費者物價。關稅實施時間愈久，新增成本就愈可能轉嫁給消費者或者出口商。」

製造業工作並沒有回流美國

哈佛甘迺迪學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教授戈登．漢森（Gordon Hanson）與同儕發表一篇論文，分析這場貿易戰的經濟面與政治面影響，他說：「川普政府做出保證，對中國商品課徵關稅會讓製造業工作回流美國，而且我們不必太過擔心中國的報復行動。我們發現，這兩種說法恐怕都不是事實。」

漢森與論文共同作者研究的是，美國關稅與中國報復性關稅以及美國政府補助受衝擊產業的措施，對於美國各個地區產生的影響。他們觀察幾個一度蓬勃發展、但在全球化時期沒落的工業重鎮，是否出現明顯的正面經濟效應；同時也觀察幾個農業重鎮，是否因為中國的報復性關稅而遭殃。

他們發現，川普政府想要幫助的工業所在的那些美國地區，就業或盈餘情況並沒有因為川普關稅措施而受到影響，正面或負面影響都沒有，但是中國的報復性關稅確實傷害了美國農業，而且美國政府的補助只能減輕一部分傷害。

漢森指出，關稅導致的成本上升並沒有促使製造業移回美國，原因有幾個。首先，川普關稅是鎖定中國，因此進口商直接轉向越南等其他國家尋求貨源，而不是將生產作業移回美國。其次，美國工廠並沒有閒置產能可以輕易取代中國進口商品。當美國製造業衰退，企業並不只是縮小營運規模，還會關閉工廠、解僱員工，因此企業若要恢復生產，多半必須投資建立新設施，而不是提高現有的產能。

第三，如果企業要將生產作業移出中國（或者其他被課徵高關稅的國家），未必會回到美國的後工業化城市，這些城市在20世紀後半期成為製造業重鎮。漢森表示：「這些城市過去是在20世紀的工廠生產布料、鞋子與家具，以同等價值的產出來比較，過去使用的勞動力遠多於今日的生產技術。」企業如果要投資建立新的製造設施，會有很多選擇，可能是轉往海外如越南、瓜地馬拉等國家，或者是在美國尋找最有利的方案，而昔日的製造業重鎮未必能夠讓這些工作回流。

漢森表示：「川普經濟政策的前提——製造業工作流失對美國造成傷害，我們的工業心臟地帶尤其深受打擊——很有道理。」但是，對於挽回流失的製造業工作，「關稅其實是可行性很低的做法。」

報復性關稅鎖定的產業受到重創

漢森表示：「你課徵關稅時，不但是鎖定一個產業，而且是鎖定一個地區。中國報復性關稅對就業的衝擊相當明顯。中國鎖定它有信心可以造成傷害的產業。」具體來說，中國鎖定的是美國農業，中國是美國大豆、玉米、小麥、豬肉與牛肉出口的最大市場，這些商品後來都被中國課徵25％關稅。漢森與論文共同作者發現，報復性關稅不僅減少了農業的就業機會，也打擊到受影響地區的運輸、倉儲與商業服務。

卡瓦洛認為，中國之所以能夠做到，是因為它鎖定可以向其他地區採購的商品，迫使美國出口商壓低價格以保持競爭力。這些不是特殊商品，中國能夠為這些大宗商品找到美國之外的貨源。如此一來，美國生產業者面對來自其他地區的競爭，很難維持價格平穩不變。卡瓦洛與論文共同作者發現，受影響的美國出口商降價幅度約7％。

中國報復行動是意料中事，但美國政府減輕傷害的措施成效不一。漢森指出：「有些拿到補助的地區其實並無需要，有些地區確實需要卻拿不到補助。」補償計畫集中在美國中部地區，其中涵蓋一些受影響輕微的州，例如北達科塔州和蒙大拿州，但大致忽略了受到嚴重衝擊的密西西比河谷南部（Lower Mississippi Valley）與加州中部。

「政府分配補助所根據的公式，並未充分掌握美國各地的產業分布狀況，」漢森表示：「並不是只有川普政府如此。這是普遍存在的問題——對於美國的工業群聚與工業供應鏈的現況，商業部缺乏確實、定期更新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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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過去情況對於我們預判未來情勢發展有何幫助？漢森指出：「如今我們對於貿易政策已經達成新的共識，那就是要對中國商品課徵高額關稅。民主黨與共和黨都認同這一點，就算沒有列入政綱，實際政策面也是如此施行。」儘管如此，很少專家預測到美國會這麼快就對墨西哥與加拿大祭出高額關稅，有些專家甚至認為根本不可能這麼做。漢森表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與《美墨加協定》（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USMCA）協助北美洲發展出世界級的航太、汽車與醫療裝置供應鏈。」

對許多企業而言，新的情勢使得它們必須大幅重新思考自家營運模式，因為企業要依循新的典範來運作。「過去30年來，我們花了大半的時間打造出全球供應鏈，憑藉的是商品能夠順暢跨越國界，」漢森表示：「不到10年時間，商品跨越國界的困難度大增。我們難以針對特定狀況進行規畫，因為各種可能狀況天差地遠。但我們正進入一個不確定的時刻，而無論情勢如何發展，企業都必須針對商品產地問題做好避險工作；川普再度上任之後，這種避險工作比過去更加重要得多。」

雖然企業還有時間為一場新的美中貿易戰做準備，但漢森指出，最新發展可能會打亂它們的計畫。他表示：「『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一開始被視為可以為反全球化風潮做到避險，但現在看來恐怕不再是如此。貿易不確定性將會長期持續。」

（閻紀宇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