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救競爭力

富有國家的經驗顯示，資本主義濫用了兩個傑出的概念。第一個是股東權益報酬率（ROE），這個指標衡量的是價值創造，讓許多其他較全面的指標備受冷落。第二個概念是競爭，許多人已將競爭視為目的，而不是促進成長與創新的工具。

這兩個概念，起初為解決一個迫切的問題，提供了有效的方法。這個問題就是：如何分配資源，而目的則可借用英國哲學家傑若米．邊沁（Jeremy Bentham）的說法，是要「為最大多數人創造最大的幸福」。數百年來，先進經濟體緊抱這些解決之道，但問題已經改變。這種未能對症下藥的錯誤，已造成許多迫在眉睫的困難，許多人因此宣稱資本主義已經失敗，本質上完全行不通，這不僅是因為世界爆發金融危機，也因為那個危機讓資本主義的缺陷更顯露無遺。

但事實並非如此。廣義而言，資本主義就是私有產權，以及藉由市場分配資源的體制，現在仍是促進繁榮，提升生活品質最有力、最有彈性、最強健的制度。但資本主義能否繼續有效運作下去，則要看我們能否適當調整從企業家、監理機關，到投資人等所有體制參與者的努力方向。資本主義的實踐者必須停止盲目追求ROE與競爭，而這個過程，應從認清這兩者的本質開始。如今，兩者都已成了脫韁野馬。

孔雀效應

「失控的選擇」（runaway selection）是源自演化生物學的概念，生物學家常用雄孔雀的尾巴來說明這個概念。數百年間，雄孔雀的尾巴愈來愈華麗，原因很簡單：雌孔雀喜歡大尾巴的雄孔雀。這在最初是有道理的。華麗的尾巴代表雄孔雀身體強健，懂得照顧好自己；這有點像男人開法拉利，至少在信貸浮濫之前是這樣的。因此，尾巴華麗的雄孔雀有更多交配機會，能將這個特徵傳給後代。因此，平均而言，第二代雄孔雀尾巴變大了。這最初有淘汰弱者的作用，但許多代之後，華麗尾巴成了強者的負擔。這樣的尾巴代價昂貴（一如法拉利），生長及維持都很耗費營養，而且很重，會降低主人的行動速度（好吧，這一點跟法拉利不像），讓主人較容易遭獵殺。

發展過了某一點之後， 儘管雄孔雀的尾巴日益變大，孔雀的數目卻開始下降。康乃爾大學（Cornell）經濟學家羅伯．法蘭克（Robert Frank）在他的著作《達爾文經濟學》（The Darwin Economy ）中指出，同樣的現象導致某種麋鹿絕種：牠們演化出過大的鹿角，結果經常卡在森林的樹叢裡。演化理論學家指出，有些物種會走上「自毀」之路：如果不是人類認為這麼美麗的物種滅絕太可惜，因此插手干預，孔雀很可能也已經遭自然淘汰。

你可能會想：其他物種是如何避免這種失控演化的？長頸鹿的脖子為什麼不會長得太過份？免子的耳朵為什麼不會變成龐然大物？答案是，孔雀是一個異常例子：自然選擇與性選擇出現有趣的錯誤搭配；也就是說，受異性青睞，能獲得較多交配機會的雄孔雀，在自然中生存的能力反而日趨薄弱。經歷數千年演化生存至今的物種，自然選擇與性選擇的方向是一致的；這是必然的，因為兩者如果相互衝突，那個物種遲早會遭自然淘汰。

談到社會系統，例如一家企業，是如何出現類似的失控情況的？無疑地，人類有能力設計出不當的誘因，導致錯誤的選擇，危害企業的長期體質。任何一位經理人，只要有設計薪酬制度的經驗，都會明白這一點；企業發出的獎金，常變成獎勵一些違反組織宗旨和價值觀的行為（見史帝夫．柯爾〔Steven Kerr〕的經典文章〈獎勵錯誤的效應〉〔On the Folly of Rewarding A, While Hoping for B〕，對此有透徹的闡述）。

當巨額獎金增強個別員工的名聲，而不是增進某種較難測量的整體價值感時，問題就會變得更嚴重。這個回饋環路愈是自我增強，情況就愈難改變。

無論在自然或人為制度中，搭配錯誤不難辨識，也持續不了多久。比較險惡的情況是，衡量制度是否健全的指標起初有效，但隨著情況改變，逐漸過時而失效：沒有人告訴雌孔雀，選擇尾巴最華麗的雄孔雀為配偶，最終會危及孔雀這個物種的生存能力。

隨著時間的推移，指標可能會失效，甚至變得危險，這情況也發生在ROE上。

迷思1 ：傾力追求股東報酬

在美國企業中，最有力的問題就是：「這個計畫的ROE有多少？」社群媒體支出？健康檢查？改善工作環境？放棄在海外行賄？這些計畫能否獲准，可能就取決於ROE評估。相反地，為什麼賣香菸？因為ROE評估顯示，這個生意值得做。

這個標準不僅支配投資決策、整體商業運作，如今還影響政治文化，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ROE開始受重視，是因為在一百年前，盡可能提升股東資本的報酬率，是大有道理的。隨著工業革命的進展，大量生產為社會創造了巨大的效益，中產階層開始負擔得起各種原本屬奢侈品的商品。一如電子商務改變現代商業形態，當年，大量生產改變了一個又一個產業。但工廠跟網站不同，建工廠需要耗費大量資本。工業革命需要股東資本，而股東資本供不應求。在這種情況下，經理人自然會認為，根據ROE預估值來配置資本，可以創造最大利益。

但這不代表ROE就是商業的目標；當年跟現在一樣，商業在社會中的總體目標其實都是促進人類的福祉。但能促進人類福祉的投資項目很多，投資人因此就像雌孔雀那樣，必須從眾多企業中選擇體質最強健者；他們因此需要一個能快速、客觀評估投資績效的指標，ROE就非常符合這項要求。ROE受到重視，便是由此開始。這個回饋環路發展到今天，也就出現了企業對「管理」季度盈餘，以滿足投資人期望的狂熱。

在這過程中，1917是別具意義的一年。在這一年，通用汽車（GM）陷入財務困境，杜邦（DuPont）成為該公司的大股東。通用汽車是杜邦的漆、人造皮等產品的大用戶，而杜邦老闆皮耶．杜邦（Pierre du Pont）當年是通用的董事。杜邦派出由工程師轉任財務工作的唐納森．布朗（Donaldson Brown），前往底特律解決通用汽車的問題，而他也達成任務。

布朗發現一個簡單的事實：ROE的計算公式，可以拆成三部分：銷售報酬率乘以銷售額對資產的比率，再乘以資產對股東權益的比率。這種計算方式稱為「杜邦公式」（DuPont Equation），很快就成為備受商學院重視的理論。這個公式為組織按職能劃分、各自設定目標，奠定財務上的基礎。布朗認為，如果行銷人員盡量提升銷售報酬率，公司獎勵生產部門主管提升工廠產量創造的銷售額，而財務部門則致力降低公司運作所需的股東資金，那麼，ROE自然會有好的表現。

這麼做，布朗為企業內各部門各自為政的做法奠定基礎，而這種做法在現在備受抨擊。激勵機制，促使經理人走上危險之路。為了追求利潤，行銷人員積極提升市場力量，甚至試圖壟斷市場，促使國會加強反壟斷法。工程師對待廠房如上賓，對待工人如奴隸，促使工會集結力量，迫使國會通過新勞工法規。財務經理人在銀行支持下，致力提高負債權益比（負債對股東資本的比率），直到政府制定對資本的規範，喔，不，修正一下，是直到金融市場崩盤，經濟陷入大蕭條，政府才嚴格規範銀行業。許多人顯然不信這當中的因果關係，因此在1980年代再試驗了一次前述的做法，結果幾乎是同樣的致命。

上述情況都出現了某種失控的情形。各個領域的經理人都根據一個主要指標來評估績效，而因為這項指標的定義如此清晰、測量方式如此客觀、管理上如此有用、獎勵如此可靠，因此回饋環路的運作極為有力。以演化生物學的術語來講，自然選擇與性選擇產生矛盾；社會（企業營運的環境）發現企業的績效指標不合適，堅持應根據較全面的標準來分配資源。但企業繼續專心追求杜邦公式的各個分項，ROE失控情形因此延續下去。

大蕭條讓企業更有必要利用稀有的股東資本賺取報酬，也讓企業更重視可準確衡量的績效指標；儘管這些指標並非最重要的。1930年代，人們希望了解大蕭條是如何發生的，這並不令人意外。令人意外的是，當時沒有一種經濟衡量系統能提供答案。在美國商務部指示下，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的西蒙．顧志耐（Simon Kuznets），向參議院提出一種做法： 國民所得與產出帳（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NIPA）。他的建議衍生了統計國內生產毛額（GDP）的制度。七十年來，NIPA為我們提供經濟表現的概況，並成了各國衡量經濟表現的模式。

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曾說：「起先是我們塑造建築，然後是建築塑造我們。」其實，績效指標更是這樣。政界極為重視整體GDP及人均GDP，以致對反映價值創造的許多其他指標十分冷漠。治安、教育、健康及快樂的排名，都是近年才出現的，沒有人的獎金取決於這些排名。在追蹤各國表現的指標中，美國在非財務領域總是未能進入前十名，各界卻繼續以GDP為決策標準。

財務指標對企業界的思想與行動影響更大。1980年代，是解除管制及經濟價值分析的年代，自那時候起，美國企業領導人重視的績效指標，愈來愈狹隘地集中在ROE上；而七大工業國（G7）的其他國家，這種偏頗的程度較輕。

但全球而言，價值衡量方式正在醞釀變革，原因有二。首先，新的衡量基礎設施正在形成，這跟科技發展大有關係。第二，重視非財務績效指標的人愈來愈多。

1972年，不丹國王宣布，「國民幸福毛額比國民生產毛額更重要」，因此「我國的發展，對國民幸福的重視程度，大於經濟繁榮」。這種說法讓國際社會茫然不知如何應對。許多專家表示，作為管理國民經濟的標準，幸福太主觀、太不確實了。但不丹政府不畏艱難，在沒有自己國家經濟研究局的情況下，建立不丹研究中心（Centre for Bhutan Studies），賦予研擬國民幸福統計法的任務。結果，設計出來的國民幸福統計制度涵蓋九方面，包括生活水準、教育、健康、治理，以及特別難測量的心理幸福感。

到今天，已有許多國家仿效不丹的做法。2008年，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齊（Ni colas Sarkozy）設立一個委員會，由兩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領導，分析法國的幸福指標應包含哪些分項。今天已有41個國家啟動與衡量幸福有關的計畫，包括英國這個美式資本主義的堡壘之一。位於倫敦的非政府組織列格坦研究所（Legatum Institute）已做了「確實」的計量經濟工作，分析幸福的根源，並建立了一個幸福指數，內含約四十個變數，這些變數分成八類，跟不丹的項目頗相似（有關GDP的局限，以及其他國家的進步指標的情況，見賈斯汀．福斯〔Justin Fox〕的文章〈非典型成功〉〔“The Economics of Well-Being,”HBR ,January-February 2012；全球繁體中文版刊登於2012年1月號〕）。

如果你覺得衡量幸福似乎不切實際，想想以1930年代的資訊系統，用NIPA做經濟統計有多麼困難。今天要獲得幸福相關的數據已容易得多，臉書（Facebook）及許多其他技術，都可以幫我們判斷、調查、詢問，以及衡量人們的幸福程度，相對而言，顧志耐當年收集NIPA的數據還更難一些。

講回生物學，某種選擇標準導致演化失控，但失控的情形會受其他選擇標準抑制。在自然界中，這種情況有時會因生態體系遭受衝擊而出現。例如，如果孔雀的棲息地，出現蜜獾這種凶猛的肉食動物，大尾巴華而不實，危及生命的特質就會顯露無遺。大尾巴的雄孔雀很快就會遭蜜獾獵殺，雌孔雀只會剩下真正強健的雄孔雀可以交配。

在資本主義這樣的人為系統中，糾正失控情況應該不需要這麼大的衝擊。只要運用智慧，我們就能察覺目的與指標的差別，然後著手糾正做法。我們大可不必向失控低頭。




迷思 2 ：只在乎競爭

經濟體的活力來自哪裡？光是將儲蓄投資在生產能力上，經濟就能獲得某個程度的成長。但經濟的活力，主要來自創新。而創新又是什麼促成的？如果你認為答案是「競爭」，而且只有競爭，顯然就是認同資本主義的第二種危險失控情形。

當然，競爭確實可以促進創新，例如蘋果與Android之爭，就讓智慧型手機用戶對雙方陣營接下來如何接招因應而興奮不已。當然，缺乏競爭也會扼殺創新，例如Verizon與AT&T兩家公司幾乎壟斷美國通訊市場，用戶就沒有什麼可感到興奮的。人們因此很容易推斷：競爭是創新的有效指標，因此是創造經濟價值必需的。

跟ROE一樣，競爭在資本主義初期的意義比今天大。在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世界裡，他的「原子式競爭」（atomistic competition）說法，確實可提高消費者購買的商品與服務的價值。那時候，相互競爭的廠商是價格接受者，因為市場大於廠商。技術發展緩慢，資本稀有，成長因此主要不是靠創新，而是靠資源的有效配置，以及投資促成的價格下跌趨勢。當時，企業的業務局限於小型組織中；馬夫與鐵匠的生意彼此不相干，和通用汽車與杜邦的情況不同。

但就像亞弗烈．錢德勒（Alfred Chandler）在《看得見的手》（The Visible Hand ）中指出，隨著工業化讓企業得以擴張到空前的規模，上述年代就結束了。廠商成了價格制定者，它們的獲利增加，產出減少。企業勢力日增，最終引發社會的反抗，當局於是以法律手段，來瓦解壟斷市場的集團。但整頓之後，市場上的廠商仍面對同樣的誘因，它們因此學會互通消息，串謀限制競爭，讓市場出現由兩、三家廠商支配的寡頭壟斷狀態。在許多產業裡，寡頭壟斷者勢力非常強大，不僅影響市場，還主導政策。

在今天的美國經濟中，倡導免受政府規範的「自由市場」，產生了奇怪的效果，讓本來就已經掌握市場力量的公司，更有能力支配市場。其實，沒有公司喜歡競爭，認清這一點非常重要。每家公司都希望擁有「可持續的優勢」，因為這種優勢使公司不必面對競爭壓力，就可獲得豐厚的利潤、按自己的步調創新、選擇最好的畢業生，並獲得許多其他好處。因此，加強優勢企業的力量，並不會促進經濟中的競爭。

由此而產生的，可能是假競爭。以行動通訊技術業為例，除通訊營運商外，這個領域目前的創新表現十分亮眼。2009年，Verizon花了37億美元在廣告上，AT&T則花了31億。它們傳遞了什麼訊息？真的，好好想想。它們花這麼多錢，想告訴我們什麼？兩者都根據一些必須用放大鏡才看得清楚的數據，宣稱自己更好、更快、更便宜。毫無意外地，兩家公司除了廣告支出相似外，營收也一樣接近：每年每用戶平均付出約35美元。相對地，印度最大營運商Bharti Airtel每年新增數千萬用戶，而這些用戶每年平均只付出不到15美元；當然，他們得到的服務也較不可靠。

我們這麼說，並不是斷言Verizon與AT&T串謀壟斷市場；我們只想指出，在執迷於競爭的商業文化中，維護寡頭壟斷的方法，是花錢嚇阻新業者進場。這必定會損害創新。誤將競爭視為經濟活力的可靠指標，會促成損害經濟活力的選擇，這是典型的失控情況。




隨著一個又一個的產業發展到寡頭壟斷的地步，刻意維持競爭就失去意義了，而且會產生另一個問題。我們將因此忽略創新的另一個重要力量：協作（collaboration），自然也就未能促進協作。在當前這個緊密相連的世界，協作對創新是非常重要的。

微軟公司（Microsoft）處理自家產品Kinect的方式，是企業從競爭轉向協作行為的一個突出例子。Kinect是Xbox 360遊戲主機的附加設備，採用新的3D感測技術，讓遊戲玩家不需要拿著控制器，就能以自身的動作玩遊戲，例如，打網球時的揮拍。Kinect也提供聲控功能。這項技術對機器人及其他機械的愛好者非常有用，特別是Kinect只需要遊戲機的價錢就能買到。問題是，這項技術深藏在微軟的專利產品中。

Kinect推出當天，開放原始碼硬體公司Adafruit Industries由莉莫．佛萊德（Limor“Ladyada”Fried）這位充滿魅力的駭客領導人宣布，任何人只要能駭進Kinect，將程式碼公布在網路上，將可獲得一千美元的獎勵。微軟第一時間的反應，顯示了它的競爭本能：它威脅控告以未經授權方式使用Kinect的人。這促使佛萊德將獎金加倍。短短48小時內，Kinect的程式碼已出現在網路上。世界各地的創新者，很快就開始在網路上發表Kinect感測器的各種神奇應用，從讀X光片到為洞穴繪圖都有。值得稱讚的是，微軟改變立場，接受Kinect新的開放應用。微軟體認到這不但對社會有益，還能擴大商機。我們聽到的最新發展，是日本的一個團隊將Kinect技術應用在服務盲人的機器狗上。

抑制失控

只要簡單地改變某些觀念，資本主義就可演變，改為致力追求符合社會整體利益的新目標，並在這個過程中，消除各種選擇之間的矛盾，適應新環境，並繼續壯大。例如，想像一下，有天人們不再認為，競爭是資本主義的核心要素；想像一下，人們認為創新才是關鍵。屆時，像維基百科（Wikipedia）及Linux這種好東西，就不再那麼難出現了。競爭仍將是體制的重要部分，但不再是核心要素，協作因此有了更大的發展空間。再想像一下，有天人們不再視財務利益為資本主義的核心目標，改為追求價值，也就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新模式並不排斥追求財務利益，只是將兼顧其他方面的利益。

這聽起來很簡單，但這種觀念轉變其實很難發生。克雷頓．克里斯汀生（Clayton Christensen）在談論破壞式創新的文章中就告訴我們，即使有充分的理由需要改變思維習慣，市場上的既有業者仍幾乎不可能做到。要改變一家公司的觀念如此困難，若要改變整個經濟體的運作方式，甚至是G7的資本主義文化，會有多高的難度，就可想而知了。

幸好經濟學家保羅．羅默（Paul Romer）致力研究這問題。他的理論是，經濟轉變只有兩種原因。首先，是科技發展改變了投入與產出的關係，要求新技能，並可能讓經濟勢力由一地轉移至另一地。例如，冷藏技術取代了香料的防腐功能，合成橡膠用於製造輪胎，就曾先後重創印尼經濟。經濟轉變的另一原因，是規則改變。羅默舉社會對待債務人的方式為例：以前欠債不還會被送進監獄，如今則可以透過破產法庭重整債務。在任何重視報復性正義（retributive justice）的社會，這都不是受矚目的規則改變，但它顯然有利於涉入其中的各方：面對一種沉沒成本，新規則致力於盡可能以有益的方式向前走，而不是耗費更多社會資源囚禁債務人，因此而使得債務不可能償還。

羅默與克里斯汀生都認為，人們多半會堅守他們熟悉的規則。兩人因此都建議，促進變革最好從新領域開始。對克里斯汀生來說，這意味著在公司中成立獨立專案小組（skunkwork）。羅默則在試驗「特許城市」（charter city）的做法，也就是找一塊空地，以各種最佳實務的規則為基礎，並採取法治規範，來建立新社區。PayPal創辦人彼得．蒂爾（Peter Thiel）也有類似的構想，他發起海上家園機構（Seasteading Institute），希望能建立浮在海上的國家，根據自身的社會、政治與法律制度來運作。

這些創新者獨立構思的概念，是產生體制巨變的聰明方法。但世界上有一個規模大得多，而且並非特意人為創造的新領域：新興經濟體。

資本主義的新環境

當然，新興經濟體並非大片的空地。我們想指出的是，依它們預期成長率看來，新興經濟體會是新規則扎根的沃土，而這些新規則更適合資訊時代的經濟體。而且，這些經濟體有足夠的力量，可以影響世界其他地區。

想想金磚四國，以及高盛（Goldman Sachs）提出的「新11國」（Next Eleven）。這15個經濟體，從2004到2009年間成長了22％，同期G7經濟只成長1％。2000年，世界GDP有超過四分之三由富國貢獻。到了2050年，這個比率估計將跌到32％。在此同時，世界各國的網路普及率愈來愈接近。每一百人擁有85支手機，這聽起來像是G7的數字，但其實是新興經濟體的情況：G7平均每一百人擁有109支手機。換句話說，新興經濟體民眾可以取得並運用資訊。最後，我們估計世界人口在2050年前，將增加三十億人；這是另一成長來源，但其中只有九千萬人是在富國。

新興經濟體將奉行什麼發展模式？十年前人人都認為，正在發展經濟的國家都應該以「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為發展的藍本；這共識強調不受約束的「高效率」金融市場，並由國際貨幣基金會（IMF），以及其他西方機構維持秩序。但這一套做法如今已遭到屏棄。至於該改採什麼做法，應由那些快速成長的新興經濟體來決定。不過，有一些要素是我們可以預見的。

工業生產為農業經濟引進新規則，例如在工作的組織、會計等方面，主要是因為大規模生產，需要投資巨額資金購置廠房與設備。夜班工作、標準成本、差異分析，以及編制預算，因此成了商業文化的一部分。以資訊為基礎的生產方式，又與工業生產不同，因為資訊不像實物商品那麼稀有。經濟學家指出資訊資產是可共享的，因為它們可以由許多人同時享有，不像鞋子之類的實物商品那樣。在市場經濟中，稀有資產的價格，是經由各對手之間競標之後決定的（未必有明確的競標程序，但性質如此）。但維基百科新增一條資料，則意味著全世界都多了一條資料可用。這正是資訊經濟的消費者，挑戰工業經濟既有規則的基礎：後者致力維持一套智慧財產法，未來，這套法規將有如把違約債務人關進監獄一樣不合時宜。

資本主義可藉由以下方式，克服失控問題：哪裡有錢賺，資本家就會出現在哪裡。因此，無論他們來自何方，資本家必將在貢獻世界大部分經濟成長的新興經濟體做生意。

這些經濟體正在快速成長，因此會遠比已開發經濟體更早改為採用現代基礎設施；因為年輕，它們也會比老化的西方社會更早產生數位本土文化。它們一定會發現界定資訊年代的經濟規則。但它們的抉擇，將不受西方國家視為理所當然的許多假定約束，包括本文闡述的兩種失控的執著。它們將率先徹底接受新科技，並研擬出利用新科技的規則。而這些經濟體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因此它們研擬出的規則會擴及其他地區。

在這種情況下，新興經濟體對資本主義的重要性，並不在於它們可為全球型企業提供廉價勞工，甚至不在於它們是讓人興奮的市場，為這些企業提供了增加營收的大好機會。這些經濟體的關鍵意義，在於它們將告訴我們，什麼樣的經濟模式適合資訊科技主導的世界。隨著愈來愈多交易發生在新興市場，由不一樣的人執行，衡量新成就及從中學習的新機制將會浮現。相信資本主義可適當調整、不屈服於現行體制下各種過分做法的人，將持續尋找新的健康指標，並分享新的規則。我們有能力共同設定資本主義的新路線。畢竟，我們不是雌孔雀。

（許瑞宋譯自“Runaway Capitalism,”HBR , January-February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