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多國籍企業以為,自己很清楚在中國營運時會面臨的嚴重風險,也認為自己已經努力降低這些風險,包括:智慧財產權受侵犯、貪腐、透明化不足、潛在政治局勢不穩定等。然而,鮮少有企業董事會討論到其中最大的風險之一,就是中國自然環境的大規模惡化。

讓我們看看問題有多嚴重:2005年12月,一場化學物品外洩的意外,迫使一座東北大城停水四天。外界也非常擔心,明年夏季奧運期間,北京嚴重的空氣汙染,可能會危及運動員的健康。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Energy Agency, IEA)日前宣布,到2009年時,中國將超越美國,成為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的主要排放國,比原先預期的時間提早十年以上。

損失高了
10%的GDP斷送在汙染上

事實上,中國的環境問題,已經嚴重到會抑制GDP(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的程度。2006年6月,中國國家環境保護總局推斷,環境惡化與汙染每年對中國經濟造成的損失,相當於GDP的10%。中國媒體報導提出更具體的成本數字,反映類似的趨勢:工廠因為缺水無法運作,損失的工業生產高達360億美元;酸雨造成的環境惡化與健康問題,付出的成本達130億美元;沙漠範圍擴大造成的損失,高達六十億美元??,例子多不勝數。

對居民的影響更是驚人。根據曼尼托巴大學(University of Manitoba)環境專家法克拉弗.史密爾(Vaclav Smil)的統計,中國每年有超過四十萬人死於空氣汙染,約1.9億人因為飲用水受到嚴重汙染而生病;此外,約四千萬人因居住地區的生態環境難以維生而不得不搬遷。現在,中國的領導階層開始擔心,環境惡化會引發社會動亂:中國媒體曾報導,2005年有五萬件環境相關的抗議事件;這類抗議通常規模不大,但仍有些參與人數超過三萬到四萬人,甚至爆發衝突,抗議行動也愈來愈頻繁。

儘管中國政府清楚這些問題,也意識到可能衍生的不幸後果,政治制度卻無力阻止環境惡化。2006年春,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公布,2003至2005年間,各地呈報的七萬件違反環保法規的案件中,僅處理了約五百件。該局歸咎於各地方政府積極鼓勵企業違反環保規定,並在企業違規時加以保護,讓它們免於受罰(見邊欄「絆住環保的政商大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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絆住環保的政商大石頭
若要有效處理中國的環境問題,多國籍企業必須了解政治制度中的權力分配與獎勵結構。中國中央政府會插手干預經濟的每一個面向,而且北京領導人已經建立起一套驚人的制度,要從計畫式的社會主義經濟,轉型為鼓勵創業的市場經濟,同時仍維持穩定的一黨專政。

這個架構的運作方式如下:中國的政治制度由五個層級組成:中央、省、市、縣、鎮。各級的長官都會對下級官員說得很明白:「我們會給你們足夠的彈性空間,規畫一些有創意的方法,促進你們轄區的GDP成長。」績效良好的官員可以獲得兩種獎賞:正式的獎賞是,每年的工作表現評比,主要是根據每個轄區的GDP成長;非正式的報酬則是,地方官員可以投資重要公司,或擔任重要公司的職位,指派親屬擔任管理職,或者純粹就是貪汙,從GDP成長中獲得財務上的利益。

這個制度帶動了一波「官方創業精神」(official entrepreneurship)的風潮,也漸漸造成共產黨本身的轉型(如果今天要為該黨正確命名,應該叫做「中國官僚資本主義黨」〔China Bureaucratic Capitalist Party〕)。中國共產黨各層級的領導人都不是自由市場論者,而是一些「企業猛虎」,他們與當地的公私企業結盟,傾全力直接運用政治權力促進自己轄區的GDP快速成長。如此一來,政府與經濟的關係成為一種誘因,促使整個政治制度,完全變成一個擋不住的成長機器。

經濟掛帥,環保不甩
有了這些系統性的誘因,地方官員得以縱容他們轄區的企業不必切實遵守環保法規,這些系統性誘因甚至鼓勵地方官員這麼做,因為環保法規可能會限制經濟成長。官員的確常會要求轄區內的企業漠視這類法規,以便追求GDP持續成長。

而為了抵銷這些公司違反環保法規的罰款,官員採取多種做法,包括:在向上級呈送的報告中,隱瞞企業衍生的環保問題;干預當地司法,阻止法院作出不利的判決;對受到影響的企業提供稅賦優惠、銀行貸款和其他財務上的援助。尤有甚者,各級環保單位都隸屬於當地政治領導人,而非直屬於較高層級的國家環境保護總局。

在這種情況下,難怪北京下達給地方官員要求保護環境的命令往往如石沉大海。例如,在2005到2006年期間,中央大張旗鼓進行一項計畫,把環境損害納入GDP淨成長率的計算,目的是希望在考核地方官員政績時,除了考量管理經濟的績效外,也要考核他們保護環境的成效。結果因為技術上的困難,地方官員也強烈反對,這項努力宣告失敗。

中國政府並非毫無作為,中國國家領導人在「十一五計畫」(從2006到2010年)中,在發展環保相關的基礎建設與技術上,投資約1,750億美元,希望藉此鼓勵地方配合推動環保計畫。一般來說,地方領導人歡迎這類的投資,因為建設新的設備可以創造就業機會,同時帶來其他好處。中國在硬體建設方面的實力驚人。

這些投資雖然激勵人心,但現有的獎勵結構卻使得地方領導人無法有效運用這些受歡迎的投資。舉例來說,在「十五計畫」期間由北京出資建造的都市水處理廠,目前約有半數閒置,因為市領導人不願意動用地方經費,來支應這些水處理廠的營運。珠江三角洲的許多煙囪清潔器,也因為同樣的原因而未使用;企業發現,付罰款比遵守法規的花費更少。

要改變目前不利環保的政治策略,需要高層領導人花費龐大的政治資本,來改變對地方的獎勵措施。他們必須向地方領導人宣布:「改革的下一個重要步驟,會把錢從你的口袋裡掏出來。」由於中央領導人還有許多其他優先要務,我們難以樂觀期待他們會迅速推動這項議題。

五種方式,爭取商機
那麼,在這樣的政治經濟情況下,多國籍企業如何才能有效運作?

其中一個做法,是幫助中央領導人了解多國籍企業為了達成中國環保目標所作的貢獻,並公開讚揚。這種宣傳的效用廣大,因為儘管各級政府保有彈性空間,但地方官員還是樂於迎合上級的喜好。獲得國家肯定的外資公司,遠比國內企業更容易爭取到地方官員的合作。

幸運的是,中國的政治經濟也提供強烈的誘因,鼓勵各地方政府彼此競爭,吸引值得爭取的外資來投資。

也就是說,多國籍企業如果花時間了解特定地方官員的期望和疑慮,並配合調整企畫案,還是可以贏得地方政府的支持。

外資企業可以用下面的方式,盡量爭取中國的商機:

■ 強調他們提出的環境計畫,可以帶給當地多少經濟成長、就業及財政收益。
■ 承諾宣揚當地政府遵守環保標準、另闢蹊徑的成功經驗,讓地方可以標榜自己確實配合國家級目標。
■ 訓練當地技術人員,擔任環保計畫所需的職位。
■ 協助當地學校設立科學與環保課程。
■ 提議協助宣傳當地未來會擁有潔淨的環境,以便協助當地政府發展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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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的是,眼看著這些問題繼續惡化,可能會嚴重影響多國籍企業在中國的未來發展,卻很少有企業真的遵守當初的承諾,好好關注環保問題。因此,藉由本文,我們希望能幫助企業更了解環境議題根本的系統性因素,說明衍生而來的風險與機會,並建議企業在這種令人卻步的情況下,應該如何在中國經營事業。重要的是,如果不能將環境因素納入企業策略裡考量,中國看似遠大的前景,極有可能會變成噩夢一場。

問題多了
面臨四個環境惡化大挑戰

相對於眾多的人口來說,中國的資源並不算豐富,平均每人擁有的可開墾土地、森林、草原、石油與水,都不及全球平均值的一半;唯一例外的,只有煤礦。不只如此,經濟發展極度快速,加上大規模的都市化,也都對環境產生新的需求。

中國面臨的挑戰有四方面:水、能源、土壤流失、空氣汙染。

挑戰1
100個城市嚴重缺水

取得充足的可用水源,是中國面臨的最嚴重挑戰。根據新華社報導,中國所有的淡水資源達2.8兆立方公尺,排名全球第六,僅次於巴西、加拿大、俄羅斯、美國、印尼。但根據《中國日報》(China Daily)報導,需求大增、人口壓力、效率不彰、過度使用,以及各區域水資源分布極度不均等種種因素,導致中國650多個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的城市供水不敷需求,一百個城市嚴重缺水。

雖然農業用水還是中國水資源運用的最大宗,不過工業與家庭用水正以更快的速度持續成長。與世界其他地區一樣,中產階級就是水的重度消費者,他們在灌溉草坪、使用洗衣機和洗碗機,甚至連打高爾夫球時都會用到水。而且,中國浪費的水,比已開發國家更多:里茲大學地球與環境學院(University of Leeds School of Earth andEnvironment)關大波(音譯,Dabo Guan)與克勞.胡巴塞克(Klau Hubacek)的研究發現,中國因為水管漏水而浪費的水,高達25%;日本與美國流失的比例,僅在8%至14%之間。

可用的水源不足,對經濟成長造成的風險愈來愈大,尤其在中國北方,情形最為嚴重,甚至影響到現有居民的生活,與經濟活動的水準。依據國際定義的嚴重缺水標準是:每年每人可使用的水量,在兩千立方公尺以下;而每年一千立方公尺,則已經是維持生存的最低限度了。但在中國北方(涵蓋的地理區域從上海到北京,占中國人口總數近40%),目前平均每年每人可使用的水量,僅達1,100立方公尺,而且整個地區的地下水位還在急速下降。根據世界觀察研究所(Worldwatch Institute)及北京全球環境研究所(Global Environmental Institute)聯手進行的「中國觀察」(China Watch)研究計畫,北京地區的平均地下水位已經降到五百公尺以下。

既然地表可用的水如此稀少,中國唯有把目標轉向天空,但北方各地已經為了製造人造雨的權利而你爭我奪,紛爭還可能會愈演愈烈。在此同時,政府投注數百億美元,進行兩項引水工程,將長江水輸送到北京-天津地區。不過,要讓水道(尤其是東部水道)所經地方設置的水處理設施能夠高效率地運作,或是讓沿途會產生汙染的公司永久搬遷,可能性都非常低。

在全中國,僅有約45%的地表水源經過處理後,乾淨的程度足以提供多數產業使用。但也約有40%的水因為汙染太嚴重,無論是一般人、工業或農業都無法使用。此外,更有約90%的地下含水層,現在也遭到汙染。

挑戰2
既需要能源,又怕汙染

目前,中國農村人口大規模移往城市,官方預測,到2020年時,遷徙的人口將達三億至五億人。人口大批遷徙的結果,就是產生龐大的都市基礎建設新需求。道路、建築物、鐵路、港口等新需求,都使得能源與水的消耗量大幅增加。此外,中國都市居民平均每人消耗的能源,是農村居民的2.5倍。還有,會造成汙染的煤,卻是中國的主要能源,雖然中國努力尋找替代能源,但仍計畫在2020年前,將煤的消耗量提高一倍。

挑戰3
土壤流失,沙漠入侵北京

整體而言,中國有40%土地受到土壤流失的影響。全球水侵蝕率最高的地方,就是中國北方的黃土高原。常識環境基金會(Common Sense Environmental Fund)發現,黃土高原每年有16億噸表土被沖刷入黃河;而占中國領土四分之一的沙漠地區,每年擴大的面積達1,900平方英里,目前已經逼近到北京附近了。中國採取了一些積極的作為,包括禁止伐木,還有大規模的重新造林運動,希望能化解這項危機。《中國日報》就指出,過去五年來,森林總覆蓋範圍已經由16.6%提高到18.21%。不過,中國的林業主管官員仍然擔心,由於未能種植各種強健的混合樹種,並持續造林,造林效果其實是大打折扣的。

挑戰4
十大汙染城市,五城在列

今天中國某些地方的空氣汙染率可能是全球最高的。中國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副局長潘岳表示,全球汙染最嚴重的十大城市中,就有五個在中國。酸雨影響了四分之一土地及三分之一農地,不僅腐蝕建築物,也降低農作物的產量。中國的空氣中懸浮微粒含量,是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認為合理安全上限的兩倍以上,因此造成不幸的後果:慢性呼吸疾病的死亡率,是美國的四倍以上;年輕人罹患氣喘病的比率之高,甚至達到流行病的程度。

中國本身的環境問題日益惡化,對全球環境的影響也與日俱增。中國是造成全球氣候變遷的第二大國,僅次於美國。非政府組織「全球見證」(Global Witness)指出,中國是全球非法砍伐木材的最大進口國;英國《衛報》(Guardian)則指出,中國是太平洋最大的海洋汙染來源;而世界銀行(World Bank)也認為,中國是造成臭氧減少的主要國家。

麻煩大了
在商機之前,先檢視危機

多國籍企業在擬定中國營運策略時,一定要設法解決這些驚人的環境問題;如果能夠成功解決,一定會有所回報。因此,在討論商機之前,先讓我們來想想,在中國如此惡劣的環境下,營運上有哪些風險。

風險1
環保爭議折損企業聲譽

在談到環境議題時,非政府組織與中國媒體總以猜疑的眼光看待多國籍企業。外資企業一旦在中國引發與環境相關的重大意外事件,或是成為一宗備受矚目案件的焦點(例如,為了自家利益,藐視中國的環境相關法令),在這種「有罪推定」的情況下,將大大增加企業聲譽在中國國內和國際社會受到的傷害。

非政府組織與中國媒體指控,在中國投資的企業,特意規避母國或其他國家的環保規定。例如,媒體認為外資企業使用過時的技術、設備與製程;生產的產品早已無法符合其他地區標準;產生有害的廢棄物;將不會製造汙染的研發中心設在母國,卻將會產生汙染的零件製造引進中國。還有人指控說,多國籍企業自中國出口大量天然資源,因此在開鑿礦區時,破壞了森林並汙染了環境。

諸如此類的指控,加上隨之而來的負面媒體報導,會嚴重損害多國籍企業的品牌,還可能引發群眾示威,甚至法律行動。例如,北京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 Beijing)就針對新加坡的亞洲紙漿及製紙公司(Asia Pulp and Paper, APP)非法採伐林木一事,祕密地臥底偵查並舉發,之後,國家林業局便揚言要起訴該公司部分主管。

至於中國企業類似的缺失,國內媒體則會因為政治壓力而不予報導。2006年10月,中國媒體廣泛報導,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列出超過2,700家公司違反水汙染相關法規,其中有33家多國籍企業遭一一點名:包括杜邦(DuPont)、雀巢(Nestle)、松下(Panasonic)與百事可樂(Pepsi)均名列其中。即使是常與多國籍企業同一陣線的非政府組織活躍人士也同聲撻伐,譴責外資公司言行不一。網路這股在中國新崛起的強大勢力也做出反應,多個「網民」團體呼籲,被點名的公司要付出「生態補償」(eco-compensation)。這些公司的品牌受到了傷害,也損及公司的競爭力。

風險2
不完美供應鏈地雷處處

對多國籍企業來說,要確保本身的供應鏈至少符合中國標準(即使不符合國際標準),是個艱難的過程。

大多數外資企業跟一連串中國當地承包商與轉包商合作,來取得產品的原料與零件,但卻無法保證供應鏈的每一份子都能符合、或確實盡到環境相關責任。多國籍企業如果沒有付出極大心力,認真監督供應鏈可能會出現的問題,未來可能會遭遇一些意外事件,付出高昂代價,並且廣受大眾指責。

舉例來說,沃爾瑪(Wal-Mart)儘管已經在他們的工廠進行環境稽核,但在2006年11月,中國媒體的報導仍使用了它不樂見的標題,因為沃爾瑪和其他幾家零售商販售的衣服裡,遭人發現使用含有致癌物質的染料。讓問題更加複雜的是,這些受汙染的衣服並不是出自供應鏈中的某一家惡質廠商,而是來自不同省份的好幾家供應商。

風險3
運輸出意外,汙染外洩

運送有害化學物品、有毒廢料和其他汙染物,問題也愈來愈嚴重。根據《中國日報》的報導,在中國,道路交通事故比全世界其他地方都來得多,而且常有報導指出,這類意外導致化學物品外洩、汙染水與土地。就像2006年12月浙江省發生的一起意外,一輛卡車撞上一輛載有三十噸硫酸的槽車,結果外洩的濃煙嗆死司機。一家大型化學公司駐北京的高級代表曾表示,他每天一定會瀏覽中國媒體,尋找有關這類意外的報導,因為他擔心發生意外的卡車會不會是運送化學物品到他的工廠,或是從他的工廠送貨出去。維持可靠的運輸系統因此變得不可或缺,像是聯邦快遞(FedEx)、殼牌石油(Shell)和其他好幾家多國籍企業,一直在中國積極推動有關道路安全的計畫。

風險4
壞環境讓生產力流失

嚴重的水汙染與缺水問題,會使生產相關的投資陷入險境。德國通訊社(Deutsche Presse-Agentur)曾經報導,中國大約每兩、三天,就會發生一起汙染物外洩到供水系統的重大事件。因為可用的水資源不足,有時整個地區的企業被迫關閉,還得重新安置大量的居民。

環境受破壞而引發的相關健康問題,也會以各種形式影響到生產力,包括曠職、士氣低落、工作表現不佳。同時,也會帶來醫療與相關保險的昂貴成本。像是來自廣東的空氣汙染,就影響到邊界對面的香港,使多國籍企業難以說服外派人員留在香港工作。其實,外籍員工與家屬,對香港和中國許多地方的空氣汙染程度都相當恐慌,因此常會要求公司提供津貼,好讓子女到國外環境比較安全的地區上學。

因此,中國的製造業必須小心確保能取得充足且乾淨的水與空氣,才能達成生產目標與標準。在某些地區,可能只需要水和空氣的過濾系統就夠了,但有些地區,或許怎麼做都達不到標準。此外,企業還有清潔場地的法律責任,因此在取得新地產之前,要經過詳細的環境稽核,企業通常必須要為此付出昂貴的代價。

風險5
官商勾結,外資退避三舍

在中國普遍存在的官商勾結,往往令外資企業退避三舍。例如,美國達拉斯一家合資企業「美騰能源集團」(Tang Energy),在協商取得建造一座風力發電廠的土地使用權後,該縣的首長卻撤銷它的權利,好讓一家中國的電力公司在隔年興建風力發電廠。更麻煩的是,這家美國公司還依規定在初步申請時,提供對當地風力能源的評估報告,評估分析的工作既耗費鉅資又曠日費時,但分析結果卻被當地政府無償提供給中國的競爭對手。由於地方政府可以影響當地的司法制度,因此美騰根本不可能訴諸法律來解決。

風險6
被不穩定政局逼入險境

很多因素都可能會引發環境問題,連帶造成政治不穩定,讓多國籍企業陷入險境。例如,居民可能會抗議當地貪官汙吏包庇企業汙染水源,導致作物產量下滑,出現「癌症村」,生活品質大幅下降;居民可能會要求關閉這類企業。2006年1月,數百名農民為了抗議貴州一家鋼鐵廠造成空氣汙染,打開工廠的儲水槽放水,結果好幾名農民被捕。2005年,浙江省的數萬名農村居民,激烈抗議13間化學工廠造成汙染;這些工廠最後關門了,但當地一個非政府組織領導人也遭到逮捕,那個組織正是為了監督企業是否遵守環境規定而成立的。

解套難了
解決環保問題,要有積極作為

儘管這些挑戰令人望之卻步,中國仍致力解決環境問題:首先,投入大量經費,以便採用更有效率的替代能源、水處理廠、監督並減緩汙染的設備,以及許多環保科技計畫。此外,環保法規也更趨嚴格,要求汽車製造商提高燃料的使用效率,並降低所生產車款的廢氣排放標準(至少是中國的標準),而類似要求未來也將逐步擴大實施到其他產業。

儘管許多中國企業會設法規避這些新規定,但外資企業最好別起而傚尤,以免惹禍上身。在中國處理環境議題時,多國籍企業應該採用兩種方法:第一種是被動防衛,也就是說,企業應該盡力降低傷害。第二種是主動出擊,也就是必須致力於環境保護。兩種做法都有必要,但第二種方法可能獲得的回報最大,往後企業甚至可以將在中國實施的環保解決方案,應用在其他地方。

做法1
被動防衛:降低傷害

在被動防衛的部分,企業應該採用業界的標準,以免出現負面的媒體報導。像蘋果(Apple)不久前才受到教訓:它先前拒絕加入一個電子廠商的聯合組織,在2006年夏季,因為它的一家供應商「富士康」(Foxconn,即台灣的「鴻海」)的員工生活條件問題,而在中國內外引發一場負面的輿論風暴。同樣也向富士康採購的惠普(Hewlett-Packard),卻逃過了負面的輿論,因為惠普遵守電子廠商聯合組織設定的標準,持續稽核富士康旗下供應惠普產品的工廠,確保它們符合業界標準。

另一種防衛性做法是,設法減少對中國環境的影響。例如,惠普和美泰兒(Mattel)都推行長期策略,不只要加強遵守當地的環保標準,也要求供應商採用它們內部的全球共同標準。他們試圖透過供應鏈傳播知識,尤其是提高資源回收與降低消耗量方面的知識。美泰兒已經展開一些計畫,來降低水與能源的使用量,並減少有害廢棄物。

即使是看似不重要的步驟,也會有所助益。譬如,提升芭比娃娃眼睛塗漆的技術,就能淘汰噴漆槍,提供美泰兒中國員工一個更乾淨的環境,並減少製造流程產生的有害廢棄物。可口可樂體認到缺水與汙染是最大的環境問題,因此在中國設置最先進的裝瓶廠,運作時不會造成水資源淨流失。另外,由於中國大眾對基因改造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GMOs)的疑慮很深,可口可樂的玉米糖漿便不使用基因改造的玉米;而這項做法,目前可口可樂其實尚未在其他國家全面實施。因此,北京綠色和平組織並未將可口可樂列入使用基因改造生物的黑名單。

做法2
主動出擊:致力環保

企業可以採取更積極的做法,像是擬定計畫,建造並開發中國環保法令規定的設備和技術。這類計畫可能可以提供外資企業獲利的機會,還可以為他們在中國的環保聲譽更添光采,同時又能提升他們自身的綠色科技能力。企業會發現,和中國科學家與企業家合作,開發並改善相關製造流程與產品,是很值得的。他們也可以與中國政府,以及外國和當地的非政府組織聯手,贊助以社區為主的環保計畫。

這種積極主動的做法,有著全球性的意義。美國與其他先進工業國家的法令規章,往往使得企業測試綠色新科技的費用高得驚人。中國或許能提供一個更好的機會讓企業測試新技術,之後,這些技術也能在美國與其他地方開創廣大的市場。

一些大型公司已經開始把握這類機會。奇異採用多層次的做法,呼應它全球性的綠色科技新主張計畫(Ecomagination),同時,也掌握到中國對能源相關基礎建設發展的大量需求。奇異透過好幾種提高能源效率的方法,致力於降低營運時的溫室氣體排放:與沃爾瑪合作,銷售五千萬個小型化螢光燈省電燈炮(compact fluorescent lightbulb, CFL);透過風力發電計畫,加強採用替代燃料;提供燃料使用效率更高的飛機引擎與火車頭;與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密切合作,提升全國的基礎建設。在此同時,奇異也與上海的科學家聯手開發各種技術,例如,潔淨煤、水質淨化與水資源重複利用。儘管這些創新原本是針對中國市場,但長期來說,也可以擴大應用到世界其他地方。

荷蘭皇家殼牌石油(Royal Dutch Shell)也把重點放在用環境永續的方法,協助中國發展經濟。例如,殼牌起初與中國石油天然氣公司(PetroChina)合資,將天然氣由新疆輸送到上海,當時就完成了一項詳盡的環境影響評估,遠超過中國石油天然氣公司最初的研究範圍。結果,輸油管線重新擬定,繞過具有生物多樣性的重要地點。此外,殼牌在南海的石化工廠,發電過程所產生的液態與固態廢棄物,有將近90%會重複使用或回收再利用;這些工廠消耗的水,也比中國同業少25%。

對多國籍企業來說,積極思考如何協助中國以環境永續方式發展經濟,進而建立起「乾淨企業」的良好聲譽,是聰明的做法。其中一種方式,是贊助環境教育,像殼牌在這方面,就投入前所未有的努力。過去幾年中,殼牌進行了幾項計畫,其中一項就是贊助好幾個中國城市的學童參加環保計畫的競賽,迄今已有超過三十萬名學生參與。殼牌還與自然之友(Friends of Nature)及北京地球村(Global Village of Beijing)等中國非政府組織合作,支持他們的環境教育工作。同樣地,可口可樂也贊助寧夏的一項集雨計畫(rain-harvesting),以及一項強調儲水與廢水回收的教育性活動,單是北京一地,就有十萬名學童參與。

外資企業所有的環保努力,都有助於改善它們和中國政府與民眾的關係。

國際的合作伙伴如果能達到或超越政府環保目標,就會獲頒獎項,受到媒體表揚。例如,殼牌就因為南海的石化計畫,獲得中央電視台的「最佳投資人」(Best Investor)獎項;而可口可樂則因為對環保的貢獻,獲得中國政府頒發「大地獎」(Mother Earth Award)。這些努力,顯然可以把大型多國籍企業與中央政府的重要目標,及中國民眾普遍的理想連結在一起。如果中央政府認可這些多國籍企業是對環境友善的公司,它們的計畫提案也更有可能獲得各地方政府批准。因此,企業只要多做好事,適當建立與政府和公眾的關係,就能順利營運。

前景亮了
率先推動環保,商機再下一城

從中國的治理制度看來,幾乎不提供任何政治上或經濟上的誘因,鼓勵地方官員和企業領導人遵守政府的環境法規。而中國大多數地方的環保意識仍然相當低落,非政府組織雖然活躍且持續成長,但規模仍小。另外,中國的法令規章經常改變,使多國籍企業難以針對新的環保技術進行長期策略規畫。而且,中國政府還堅持,這些業務的大部分利益都要留在國內。

對多國籍企業而言,儘管有這些難題,不做正確的事代價卻更大。中國政府領導人、非政府組織和媒體,都期待國際社會能率先帶動環境保護工作,然後迅速且公開地敦促那些不肯跟進的公司改進。此外,環境惡化雖然招致風險,但也提供商機,這些都應該納入企業策略的考量。在處理這項議題時,企業也必須考慮,中國政治經濟的基本結構會帶來什麼挑戰與機會。不過從正面看,多國籍企業在中國的努力成果,可以運用到其他市場,仍是有利可圖的。

最根本的一點是,環境因素會嚴重影響到中國未來整體的發展方向。身處在中國這個全球最重要的成長經濟體,多國籍企業處理這些環境議題的妥善程度,將會影響到他們在中國發展的前途。

(林奕伶譯自“Scorched Earth: Will Environmental Risks in China Overwhelm Its Opportunities?” HBR, June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