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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經濟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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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號

精算企業的「環境負債」,讓你的ESG報告更可信

Accounting for Climate Change
羅伯.柯普朗 Robert S. Kaplan , 卡錫克.拉馬納 Karthik Ram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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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文藝術作品/麥可.蕭爾(Michael Schauer)的攝影計畫「遮罩」(Shrouds),描繪了覆蓋在瑞士阿爾卑斯山隆河冰川(Rhône glacier)部分地區的薄毯,這些薄毯是為了保護冰川不在夏季豔陽中融化。
因應氣候變遷危機,各大企業爭相推出ESG報告,但與此同時,這些五花八門的報告有多少可信度,也漸漸受到質疑。而且,無論環境、社會還是治理,全都不算是一種財務衡量指標。我們究竟該如何評估企業廣布在整條價值鏈上的ESG作為?本文將給你解答。

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於2021年8月提出的報告警告說,人類造成的汙染已導致極端事件增加,例如熱浪、豪雨、乾旱和熱帶性風暴等。全球經濟活動排放的溫室氣體(greenhouse gas,GHG),是造成氣候變遷的核心原因,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已經比工業化之前的水準高出50%。

不令人意外的是,企業面對日益加深的壓力,這些壓力來自投資人、倡議團體、政治人士,甚至企業領導人本身,要求企業減少本身營運作業中,以及它們的供應鏈和配銷鏈裡排放的溫室氣體。代表美國一些最大和最知名企業的企業圓桌會議(Business Roundtable),有將近200名執行長回應這種壓力而發表集體聲明,表示要致力實踐「企業目的」,其中包括改善企業在環境方面的表現。這種口頭承諾似乎獲得行動支持:美國的標準普爾500指數企業裡,目前約有90%發表某種形式的環境、社會和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ESG)報告,而且幾乎都包括公司溫室氣體排放量的估計值。

但是,目前形式的ESG更像是流行詞語,而非解決方案。這種報告包含的三個領域(環境、社會、治理),代表不同衡量方式的機會和挑戰,而現有的公開揭露標準,並未充分處理這個事實。因此,很少有ESG報告,真正妥善處理這三個領域內的道德取捨,以及與公司獲利之間的取捨。公司也選擇性地提出一些可用有利方式呈現自身表現的衡量指標,導致各方廣泛認為,ESG報告有「漂綠」(greenwash)的粉飾作用。因此難怪這些報告的稽核人員,經常採用雙重否定詞句,例如:「我們沒有發現證據顯示,這家公司的ESG報告有不實內容」,而且這些報告本身,對企業的活動或外部利害關係人的影響也很小。

本文觀念精粹

問題:氣候變遷對我們的生存構成威脅,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目前的生活方式,但企業雖花費時間和精力提出ESG報告,在減少溫室氣體方面的進展仍然十分緩慢。

何以如此:財星五百大企業有90%以上採用「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的系統來編製這些報告,但這套系統存在許多基本的會計問題,導致現象的誤導。

解決辦法:另一套全面性的做法,是根據既有的會計實務制定的,可讓我們衡量和轉移公司整體價值鏈上的溫室氣體排放。作者說明他們提出的這套環境債務系統,並描述這對企業和廣大社會的重大效益。

我們建議企業用目標更明確、可稽核的方式,來處理ESG報告。企業首先應針對最重要和最迫切的ESG問題,制定一些明確而客觀的衡量指標,而非提出拼湊各種資料的報告,內容常包含一些不正確、無法查證和自相矛盾的數據。溫室氣體排放量,就是這種做法的一個理想起點。這是地球面對的最迫切危險,也是最容易以可靠方式衡量和詮釋的ESG項目。

已在報告中提供溫室氣體估計數字的公司當中,大多數公司(包括2016年《財星》雜誌五百大企業的92%)所採用的方法,稱為「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GHG Protocol)。這項議定書是在2001年推出,經過幾次更新,為衡量溫室氣體建立一套共同語言,讓企業能展開自身的環境報告之旅。這是大部分ESG揭露標準預設採用的基本方法。但正如我們在下文所顯示,這份議定書有嚴重的概念性錯誤:相同的溫室氣體排放,被不同的公司重複申報,而有些公司完全忽視本身的供應鏈和配銷鏈排放的氣體。確實,ESG報告差勁的當責情況,有部分源自這套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本身的缺失。

好消息是,這些缺失可以修補。本文提出的解決辦法,結合了環境工程師在衡量氣體排放方面的最新進展、會計和稽核採用的區塊鏈技術,以及財務和成本會計實務兩世紀以來的進展。如果實施我們這套解決辦法,就能讓溫室氣體報告,更接近目前大眾對企業財務報告所期望的相關性和可靠性。此外,經由這個流程學到的心得,能夠協助企業更妥善衡量自身損害環境的其他產出,以及許多損害社會的產品。

難以衡量的「範疇3」

這份議定書指出三類溫室氣體,並提供明確指引,說明如何衡量和申報這些氣體。

範疇1:由該公司擁有或控制的來源(例如生產和運輸設備)直接排放的氣體。

範疇2:發電設施所排放的氣體,這些設施生產電力,以供公司購買和消費。

範疇3:公司的供應鏈當中的上游作業,以及公司的顧客和終端消費者的下游活動,所排放的氣體。

範疇1的氣體排放最容易衡量,對直接製造大量溫室氣體的公司也最有相關性,這類企業包括:化石燃料能源公司,礦業、冶金和化學公司,以及大型農業企業。大部分其他公司,包括服務業的公司,只製造少量範疇1的排放。

範疇2和範疇3,基本上涵蓋與公司的營運作業有間接關係的所有溫室氣體排放。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把範疇2從範疇3當中劃分出來,是因為前者很容易衡量和分配給特定公司。目前有幾百家公司申報本身的範疇1和範疇2排放。範疇3排放是申報溫室氣體排放的致命缺點所在。這份議定書的制定者納入這種排放,是為了鼓勵企業設法影響自己無法直接控制的氣體排放。例如,他們可以與範疇1排放量較低的公司做生意,並與供應商和顧客合作,在整個價值鏈當中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但是,要追蹤分散在多層次價值鏈上的多個供應商和顧客所排放的氣體,是很困難的,因此公司根本不可能可靠地估計範疇3的數字。

以一家車門製造商面對的挑戰為例。盤查議定書針對範疇3排放報告的規定是,公司必須追蹤其上游供應商各項流程的所有氣體排放,這些流程包括:開採冶金用的煤和鐵礦、把這些礦石運到煉鋼廠、用這些煤和鐵礦及其他原料來製造鋼板,以及把這些鋼板運到車門製造工廠的運輸作業。這家車門廠商也必須估算下游活動所製造的溫室氣體,包括:把車門運給客戶(汽車裝配廠)、汽車最後的裝配作業、把新車運到展示間,以及終端消費者可能持續使用那輛汽車15年的過程。

想估算這些上游和下游活動的所有氣體排放,尤其是對擁有冗長、複雜和跨越多重區域價值鏈的公司來說,很容易出現很大的衡量錯誤,可能導致偏見和操縱空間。此外,議定書針對範疇3規定,價值鏈裡的每一家公司,都必須估計和申報同一項活動的溫室氣體排放。這不僅沒有效率,也導致前面提到的重複申報問題,而這在任何會計系統裡都是明顯的缺失。

難怪有許多提出ESG報告的公司,根本不理會範疇3的衡量方式。但這麼做限制了它們,無法協助大幅減少自身整個供應鏈和配銷鏈的氣體排放。這也扭曲了在採礦、生產和配銷過程中,排放大量氣體的供應商應負的責任,因而免除了它們的客戶和消費者在使用造成嚴重汙染的零組件上,所應承擔的責任。

有個辦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那就是檢視成本和財務會計師如何估算公司的附加價值(value added),這是衡量企業的一種根本做法。

前述那家車門廠商在計算附加價值時,並不是估算散布在公司整個價值鏈各階段裡,所有組織支付的全部價格。而是每一個組織只記錄自己為直接供應商提供的貨品和服務,所支付的費用,以及它自身銷售產品給直接顧客所收取的費用。

用簡化的方式來看,假設這家車門製造商在價值鏈中的所有材料轉移,在每一階段都是以成本進行(排除銷售和轉移的利潤)。在這種情況下,這家製造商向直接供應商採購的成本包括:開採原料的總成本(由採礦公司支付),再加上所有的人力和機器作業的成本,以及那些原料在後來一連串供應商那裡處理和加工的間接成本,直到這些原料送到車門廠商那裡。車門廠商在把車門賣給並轉交給汽車裝配廠時,除了這些採購成本,還加上本身的人力、機器作業和其他間接成本,藉此計算出車門的全部製造成本。這個流程一直向整個價值鏈的下游推進,直到汽車最後賣給消費者。

同樣的概念,可應用於溫室氣體排放。

追蹤價值鏈上的排放

為了說明這點,我們首先來看車門製造商最遠的供應商,也就是採礦公司。假設這是一家設在澳洲西部珀斯(Perth)的採礦公司,該公司開採冶金用的煤礦和鐵礦,最後用於製造車門。這家公司結合化學和工程技術,衡量本身在一個申報期內所有的範疇1氣體排放量,然後結合這種科學與成本會計,把所有氣體排放量,分配計算給這段期間開採的煤、鐵礦和所有其他原料的噸數。後面這個流程,類似公司在標準的作業基礎成本制(activity-based costing system,ABC)會計系統當中,估算本身產出的單位生產成本(以下會進一步解釋這點)。這種計算可以產生一個估算值,呈現所生產的每一種原料,平均每一噸排放了多少溫室氣體。財務會計會把製造一噸原料的金錢成本列為存貨,也就是財務報表中的一項「資產」,但我們把開採每一噸原料所排放的溫室氣體單位,標示為「環境負債」(E-liability),反映其對社會造成的環境成本。

採礦公司把煤和鐵礦交給貨運公司時,貨運公司承接了採礦公司的環境負債,列入本身的環境會計帳簿中(就像是它承接了生產投入,在財務會計帳簿裡列為存貨)。如果採礦公司在這個申報期間,把開採的所有原料都轉移給貨運公司之類的下游組織,它在這段期間結束時的環境負債,會與這段時期開始時相同。

假設運送礦石的貨輪,從珀斯開往英國威爾斯的塔爾伯特港(Port Talbot),貨運公司把推動貨輪引擎所製造的溫室氣體數量,列入自身環境負債會計科目。貨運公司使用基本的成本會計方法,把那艘貨輪產生的全部環境負債,歸給貨輪載運的那些原料礦石。如果貨運公司在塔爾伯特港,把船上的38%鐵礦和6%煤礦,轉移給一家鋼鐵廠,就會在自己的環境負債會計分類帳上,把相同比率的環境負債,轉移給這家鋼鐵廠,現在就由這家鋼鐵廠接手「擁有」這些負債。

鋼鐵廠用煉鋼爐和滾軋機製造鋼板時,也產生了範疇1氣體排放。透過相同的會計程序,鋼鐵廠把自己購買和承接的環境負債,歸給它製造的每一噸鋼板。把鋼板交給鐵路公司運送時,每一噸鋼板都擔負其累積的環境負債,包含採礦公司、迄今所有的運送作業,以及製造鋼鐵流程當中排放的氣體。

幾天後,鋼板運到那家車門製造商位於英國索利哈爾(Solihull)的貨物裝卸區,由車門製造廠接收環境負債,這時每一噸鋼板的環境負債,就轉移給車門製造商;到這個時候,鋼板的環境負債,要再加上火車公司從塔爾伯特港運到索利哈爾所排放的氣體當中,鋼板應承擔的部分。這個流程繼續進行,直到最後,購買新車的消費者會收到一份報告,裡面說明這輛車在整個生產和運送過程中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有些公司可能選擇從大氣中直接消除溫室氣體,例如,採用碳捕集或重新造林。這麼做的公司,可以經過稽核,把這些消除掉的排放量,從本身的環境負債會計科目中扣除,因而減少它在整個配銷鏈當中直至最後,轉移給終端消費者的環境負債。

排放量的衡量和分配

把環境負債分配給產品

這個圖表顯示,成本會計如何把與原料和生產流程有關的環境負債,分配給兩種製成品。為了簡化呈現方式,我們鎖定兩種製成品和兩種溫室氣體(二氧化碳/CO2和甲烷/CH4),不過這套方法能調整擴大規模,應用於多種產品和氣體。

1. 製造商在會計期間的期初環境負債,包括購買兩種原料(RM1和RM2)而接收的負債,這是上游供應商的開採、製造和配銷流程所產生的環境負債。

2. 製造商的製程把7個單位的RM1和6個單位的RM2,轉化成7個單位的製成品A(FGA)和4個單位的製成品B(FGB)。這個流程本身產生了20噸CO2和25噸CH4的排放,包括製造商向電力供應商購買電力而承接的環境負債,以及與資本化設備有關的環境負債貶值。

3. 以下的計算顯示RM1和RM2這兩項投入要素的環境負債,加上製造商的製程所產生的環境負債,如何轉移到FGA和FGB這兩種製成品的CO2和CH4每噸/單位環境負債,這個數字取決於投入要素的數量,以及占生產時間的比率。在這些製成品賣給這家製造商的顧客時,FGA和FGB的CO2和CH4環境負債,即從製造商的環境負債會計科目中扣除(請參考圖表「環境負債報表」),並加到顧客的環境負債科目上。

這種新的會計系統,需要以下兩個基本步驟:(1)計算公司在每個時期製造和消除的環境負債淨值,將其加入該公司獲得和累積的環境負債;(2)把環境負債總額的一部分或全部,分配給公司在這個申報期內所生產的單位產出(units of output)。在第一個步驟,環境工程師能夠估算公司「主要來源」活動所排放的溫室氣體數量,例如燃燒碳氫化合物以產生電力、熱力和從事運輸;製造金屬、水泥、玻璃和化學品;涉及牲口排放氣體的農業活動,以及砍伐林木或重新造林;廢棄物管理。

第二個步驟等同於作業基礎成本制(ABC)的一個做法,就是把經常性開支和其他成本,歸給特定期間內製造的多種產品和服務。假設某家貨運公司只把煤和鐵礦這兩種產品,從珀斯運到塔爾伯特港。這家貨運公司按照噸數,從採礦公司接收與開採這些產品有關的環境負債。這些產品也按照噸數轉移給鋼鐵廠,因此成本計算很直截了當,就是環境負債的轉移,相當於ABC系統中的直接成本。

但正如前面指出的,從珀斯到塔爾伯特港的運輸作業,製造了更多的溫室氣體,這些氣體排放量必須歸算在運送的貨物。鐵礦的密度大於冶金煤,因此運送這兩者的環境負債不同。效法ABC制的分配系統,可以使用與重量、體積和距離有關的成本驅動因素,來計算精確的分配比率。

就如實體存貨一樣,在特定期間獲得或產生,但沒有轉移給顧客的環境負債,會保留在公司,等到日後轉移。這種環境負債會計的特點,讓公司能夠保有工廠和設備等固定資產排放的溫室氣體,讓它們貶值。假設有座鋼鐵廠裝設一具煉鋼爐,因此帶來溫室氣體負債(例如製造和運送用以安裝煉鋼爐的磚頭)。在煉鋼爐使用期間,這些被「資本化」的溫室氣體負債就能按期貶值。成本會計把煉鋼爐的購買和安裝成本,分配給運轉期間的產出,而環境負債系統仿照這種計算方式,把煉鋼爐的環境負債,按比率分配給每一個時期的生產量。

公司申報的環境負債

在進行這兩個會計步驟之後,公司可以申報本身的溫室氣體負債存量與流量,就像申報期初存貨、年度採購的原料、成品產量、銷售成本和期末庫存那樣。兩者的同等項目,就是申報期開始時的環境負債淨值、這段期間獲得的環境負債、產生的環境負債淨值、處理掉(賣掉)的環境負債,以及申報期結束時的環境負債淨值(請參考圖表「環境負債報表」)。

環境負債報表

這個表格,顯示一家車門製造商的環境負債帳目,在一個會計期間內假設的改變。期初結餘,反映這家廠商在以前期間內的活動所造成的負債。廠商的營運作業所產生的氣體排放量,以及它的供應商轉移給它的氣體排放量,包括資本投資產生的排放量,都加入期初結餘。這個數字扣除汽車裝配廠向車門廠商購買的產品所承擔的排放量,結果就是這家車門廠商的期末環境負債數字。

有些環保行動派人士可能擔心,把一家公司所有的範疇1氣體排放轉移給下游顧客,會讓這家公司得以逃避溫室氣體密集型作業活動的檢視。但是,正如優良的財務分析師能看透公司的淨利,據以分析出售貨品的成本,以及庫存量的變化,同樣地,環境分析師也能解讀公司購買、產生和處理環境負債的細節。

環境負債會計作業的三大效益

環境負債會計系統提供幾項效益。最重要的是,這種做法消除了重複計算排氣量的問題,這種問題存在目前的範疇3衡量方法裡。環境負債會計系統也減少了作弊和操縱的誘因。公司無法僅透過生產作業外包,就減少所申報的範疇1排放量,然後像現在可做到的那樣,直接忽視範疇3的排放量,只因這種衡量方式很容易有錯誤,而且無法接觸到遠方的供應商和顧客。在環境負債系統裡,外包供應商產生的任何溫室氣體排放,都會在公司採購時轉移給公司。此外,公司無法藉著低報轉移給顧客的環境負債而受益,因為公司本身的期末環境負債淨值會穩定增加,顯示公司的產品所產生的汙染,超過顧客所能接受的程度。相反地,公司如果企圖多報轉移給下游顧客的環境負債,會遭到更想與汙染較少的供應商往來的買主抗拒。

這個系統也可以自行設定對「重大性」(materiality)的判斷標準。目前,有好幾種主要的ESG報告標準都規定,只要有任何環境考量對公司構成重大的財務風險,公司就必須公開揭露。這使得許多溫室氣體密集的流程,只要對公司的財務報表沒有重大影響,就可以不申報。環境負債系統可以針對溫室氣體訂定「重大性」的門檻,不論是否對財務有影響。

最後,公司的期末環境負債結餘可接受稽核,就像財務資產和負債科目接受稽核的那種方式進行。外部稽核人員(稽核團隊裡最好包括環境工程師和成本會計師),能查證公司內部的溫室氣體衡量結果和分配模式,以及採購和轉移,尤其是對溫室氣體密集產品和服務的採購和轉移,並核對這段時期開始和結束時的環境負債結餘。稽核人員能對客戶的環境負債交易,與財務會計科目裡的相應活動,進行交叉查核:如果根據公司的客戶在某個期間內存貨活動的規模,這家公司的環境負債與同行相比似乎少得出奇,就表示其中大有問題。

從生產作業第一階段開始,區塊鏈技術就能用來統計和轉移環境債務在每一階段的情況,減少整個系統的會計和稽核成本。區塊鏈特別適合用來記錄每一階段的範疇1氣體排放量,因此後續的環境負債轉移,都必須符合一個價值鏈裡的整體範疇1數字。環境負債系統不可能引進繁重的保存紀錄作業,因為它能利用公司現有的財務報告和成本會計基礎設施,只是採用不同的衡量單位,也就是溫室氣體排放量,而不是現金和約當現金之類的金額。

在整個經濟體系推行環境負債

一直以來,提出永續性報告的壓力,主要是針對股票公開上市公司,而施壓的是這些公司的投資人和分析師。但是,僅限於要求這類公司申報溫室氣體排放量,可能會促使一些公司轉為私有(私有公司則會維持私有地位,不讓股票上市),以迴避環境指標的衡量和揭露。因此,應該鼓勵所有公司都申報本身的環境負債,包括大型私有公司,如貝泰(Bechtel)、博世(Bosch)、嘉吉(Cargill)、科氏(Koch)、瑪氏(Mars)等,以及那些由合資、有限合夥、創投資金或私募股權基金融資創辦的企業。只有獲得和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微不足道的很小型公司,才能免除申報環境負債。

但是,企業並非溫室氣體排放的唯一交易者。國有企業和政府機構,包括國防、交通、能源和醫療機構,都產生和消費許多噸的氣體排放,因此也應申報環境負債。

可靠的溫室氣體報告作業,也能協助銀行和投資基金順應要求,申報自身投資組合內所有公司的氣體排放。制定標準的組織,像是國際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的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工作小組(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等,已制定一些準則,以決定如何根據一些特性(例如證券的性質,這方面的一個例子是負債權益比),以及投資工具對這種證券的控制程度,來衡量各種投資資產。不過,這些準則雖然有用,但根據前面提出的理由,目前對潛在汙染物質(公司的範疇1、2、3氣體排放總合)的衡量方法,仍有根本缺失。環境負債系統提供一個較可靠的方式,用來計算投資組合內各公司所管理資產的總汙染,呈現這些公司期末環境債務的加權總數。採用這種系統的銀行和投資基金,會擁有更好得多的基礎,可以去影響和申報自身投資組合內各公司的環境衝擊。

用環境負債系統來處理溫室氣體會計作業,可消除把某些產業貼上過度簡化標籤的做法,例如把化石燃料和採礦列為「罪惡」產業,講求道德的投資人不應投資這些產業的公司。這種做法不可能有助於減少全球氣體排放,因為如果「清潔」的公司(範疇1氣體的排放量低),本身生產和消費時都不使用那些「罪惡企業」的產品,後者不可能有如今的規模。我們建議的做法,體認到整個經濟體系裡汙染活動的性質是整合在一起的,並鼓勵所有企業,不論屬於哪個產業,都應該在做出有關產品設計、採購和銷售的決定時,考慮到溫室氣體的排放。

在等待環境負債報告的新法規之際,大公司,尤其是簽署企業圓桌會議企業目的宣言的公司,可以履行它們的承諾,志願採用這套系統,並規定本身的大型供應商和顧客跟進。這能向注重環境的消費者和投資人顯示,目前公司對於減少整個價值鏈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有了可供稽核的進展,如此可為公司創造競爭優勢。根據環境負債報告的資訊,供、需面的市場和競爭的力量,能鼓勵企業採取可查證的氣候變遷應對行動,而不只是發表漂綠的ESG聲明。

如果政府認為,強大的環境揭露作業所釋放的競爭力量,還不足以達成減少全球溫室氣體的目標,那麼環境負債系統也許能提供一些軌道,讓各種以碳為基礎的稅賦列車,可以在這些軌道上運行。政府單位可以對一家公司轉移和獲得的環境負債差額,課徵類似加值稅的稅捐。公司如果企圖把汙染嚴重的產品外包生產,以逃避這種稅捐,很可能會面對較高的採購價格,以彌補供應商承擔的較高稅捐。如果顧客不願購買製程汙染嚴重的產品,導致一家公司期末環境負債結餘大增,政府也能對這家公司課徵類似資本利得稅的稅捐。第三種可能方案,就是對消費者購買產品和服務的整體環境負債課稅,以進一步提高消費者的環境意識(發放個人碳稅紅利,可減少低收入消費者的負擔)。

但是,碳稅並非沒有問題。在全球徵收和施行碳稅,可能會促使企業把一些活動移到沒有徵收這種稅的國家。在現行國際貿易法之下,很難使用汙染關稅,來抵銷不守法的行為。地緣政治考量和執法問題,使得推行全球碳稅看來遙不可及;執法問題的例子像是,國有企業規避碳稅,尤其是在那些司法體系不太透明,並且已經因暗中補貼本國員工而破壞全球協定的國家。透過提出環境負債報告,來推動企業採取以市場為基礎的行動來因應氣候變遷,可能是開始有系統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最快速方式。

不只關注環境

從廣泛施行環境負債責任會計作業所得到的見解,可協助針對更廣泛的ESG報告作業制定標準。當然,沒有任何一種申報方法的解決方案,適用於ESG報告的所有項目:如同前述,ESG並非單一的概念。從申報的觀點來看,E(環境)、S(社會)和G(治理)這三要素的唯一共同點,就是三者都不算是財務衡量指標;要為這些都不算是財務指標的指標,發展出一套申報、評估和投資的系統,實在很難成功。

這三項要素缺乏共同的架構,導致甚至在一份ESG報告裡都充滿矛盾。比方說,一家公司受到利害關係人施壓,要求它減少旗下化石燃料車隊排放的溫室氣體。這家公司可能改用電動車,導致碳足跡減少。但若是電動車的電池供應商,使用無薪囚犯開採的錫、鉭、鎢和黃金等爭議性原料,該怎麼辦?再比方說,有一家公司的ESG報告顯示,它發生職場意外的比率偏高,因此遭到批評,並被排除在投資組合之外。這家公司可能會採用自動化和作業外包,以解決問題,結果次年的報告顯示職場意外大減。但是,該公司並未衡量和申報原先的勞工因此失業的情況,以及這對當地社區和供應商造成的經濟衝擊,這又該怎麼辦?

一些倡導ESG報告的人士,希望超越單純的揭露資訊,進一步估算這些組成要素的金錢價值,納入公司的損益表當中。他們主張,這種報表是更全面的衡量標準,能呈現公司的真實獲利情況。但是,估算許多ESG組成要素的價值(例如,公司勞工措施的影響、人力多元性和公司治理),困難度遠大於根據未來的現金流(這是編制基本財務報表所用的基礎資訊),來估算應計項目(accruals)。

來看看一個情況。一些會計師花了幾十年努力推動,只為了把人力資源納入公司的財務報表,希望藉此把執行長提出的「員工是我們最珍貴資產」的聲明加以量化。這些努力都失敗了,因為員工價值的衡量指標,有些並不具相關性(例如過去在聘雇和訓練員工方面的花費),或是失之主觀和無法查證。

此外,要尋找一套公式,以合計ESG各種不同要素的總價值,不但更難以做到,甚至根本不可能做到。因為若要做到這一點,需要一些獲得普遍接受的道德準則,以處理前面提到的ESG各種要素之間的取捨。ESG擁護者把各種非財務績效視為單一概念,等於是阻礙公司從根本上嚴謹地思考,如何以最佳方式來衡量和揭露ESG的每一個不同的要素。

因此,我們要如何繼續推動ESG報告?我們建議首先從少數幾個重要層面著手,大家對於這些層面的表現如何算是「好結果」和「壞結果」,可以達成共識,而且已經能妥善衡量這些層面。在ESG的三項組成要素中,「環境」是最能接受嚴格的公司申報檢驗的,因為它使用一些客觀和實體的指標,來衡量公司使用和產生的氣態、固態和液態物質。這是個好消息,因為這個最容易衡量的要素,也對人類構成最迫切的威脅。

衡量公司的「社會」衝擊,也適用前面概述的做法,但是要申報這種衝擊,帶來的挑戰更大得多,因為針對哪些企業行為是可取或不可取的,各方看法差異極大。正如對溫室氣體排放的做法,我們可以先著手處理的,是在社會衝擊當中,那些幾乎大家都同意應該減少或消除的不利表現,例如:不安全的工作情況、童工和奴工,以及賄賂和貪腐。儘管幾乎各方都一致譴責這些實務做法,但許多公司仍然默許自身的全球供應鏈這麼做。社會負債系統若能掌握價值鏈中的這種事件,就可以促使公司和消費者更主動消除這類作為。

ESG的「治理」要素,是三者中問題最大的一環。治理是一種過程,而非結果。良好的治理必須要能帶來更好的財務、環境或社會結果,這種治理才有價值。在倡議良好治理的人士提出可用以衡量結果的有效指標之前,我們認為,目前企業應該像對待沙賓法案(Sarbanes-Oxley)下的內控做法一樣,來對待「治理」這個要素,也就是揭露有關公司遵守相關法定標準的質性資料,以及外部稽核的結果。

即刻行動

我們把焦點放在衡量溫室氣體,但並不否認其他環境惡化現象的相關性,例如水、土和生物多樣性的情況。至於改善公司的社會影響和治理實務可帶來效益,我們也無意淡化這一點。但是,我們主張應專注於我們現在就能做到和必須做的事情:用完整、全面並可稽核的方式,改善對溫室氣體排放的衡量和申報。從應用我們的方法當中學到的心得,終究可做為一種模式,用來衡量和追蹤企業營運作業所造成的其他環境和社會後果。

(黃秀媛譯自“Accounting for Climate Change,” HBR, November-December 2021)



羅伯.柯普朗

羅伯.柯普朗 Robert S. Kaplan

哈佛商學院資深研究員、領導力發展榮譽退休講座教授。他和同事大衛.諾頓(David Norton)發展出平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card)。曾為《哈佛商業評論》撰寫多篇文章,包括與史帝芬.安德森合撰的〈時間驅動的作業基礎成本制度〉(“Time-Driven Activity-Based Costing,”HBR, November 2004)。


卡錫克.拉馬納 Karthik Ramanna

哈佛商學院企業管理副教授,並擔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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