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出自

營造快樂競爭力

營造快樂競爭力

2012年1月號

非典型成功

The Economics of Well-Being
賈斯汀.福斯 Justin Fox
瀏覽人數:10007
  • 文章摘要
  • "非典型成功"

  • 字放大
  • 授課文章購買
    購買〈非典型成功〉文章
  • 個人收藏購買
    購買〈非典型成功〉PDF檔
    下載點數 10
以GDP(國內生產毛額)作為評量成就的指標,目前備受大家質疑:它少算了 許多經濟活動,以單一數據代表龐大複雜的系統。另外,它未考慮到經濟和環境的永續性。 但我們找到比GDP更好的指標了嗎?教育成就、預期壽命等,可能比經濟產出更能反映福祉。

金錢不是萬能,但長久以來,衡量一個國家的成就時,金錢幾乎是大家唯一關注的焦點(當然,除了體育以外)。二次大戰以後盛行的具體衡量標準,是一國的經濟產出金額,最早是以國民生產毛額(GNP)來表示,後來改以國內生產毛額(GDP)表示。

這種排名比歷史悠久的軍武排名要好。以GNP和GDP衡量的時代,可明顯看到全球生活水準和財富齊揚的現象。

不過,如今GDP備受質疑,愈來愈多經濟學家和國家領導人主張,以其他指標來衡量國家的狀況,甚至提出「快樂」(happiness)這類看似含糊的概念。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齊(Nicolas Sarkozy)於2008年委託研究GDP的替代指標,2009年由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約瑟夫.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尚保羅.費圖希(Jean-Paul Fitoussi)領導的研究報告,引發全球政壇關注。2011年10月,由世界富國組成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接著提出「過得如何」(How's Life?)的報告,說明會員國的福祉狀況。2007年以來,私營的列格坦研究機構(Legatum Institute)每年都會公布一份全球繁榮指數(Prosperity Index),那是結合經濟與其他指標的複雜數據。各國也紛紛提出自己的看法,英國首相大衛.卡麥隆(David Cameron)發表了衡量國家福祉的計畫,引起最多的關注。數十年來挑戰GDP的指數也不少,例如,聯合國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不丹也堅持致力提升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國民快樂總值),而非GNP或GDP。

企業界的人都知道,能衡量的東西就能管理。所以,儘管更換GDP的討論看似空泛,但由於重要的團體愈來愈相信應該要更換GDP,這可能實際影響經濟政策。這也呼應了有些企業高層致力使用新指標來衡量整體成效的風潮,所以這裡值得來探討一下,這個趨勢究竟是源自何處,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

從快樂運算到GDP

這個故事通常是從傑若米.邊沁(Jeremy Bentham)這位英國學者談起,1781年,邊沁提出一套效益理念,根據行動帶來的快樂程度,來衡量行動的價值。那是啟蒙運動的時代,當時的思想家想以理性科學的決策與生活指南,來取代宗教規定。邊沁建議為任何行動開發一套「快樂運算」法(happiness calculus),衡量12種痛苦(感官的痛苦、尷尬的痛苦等)和14種快樂(友好的快樂、財富的快樂等)。

儘管效益的基本概念逐漸廣為人知,但邊沁的衡量方式並未跟著流行起來。以人與人間相互比較的方式來計算快樂與痛苦,那種做法太難、也太亂了。經濟學家是最熱中採用這個概念的一群,他們後來把焦點放在人類需求和欲望的具體表現上,也就是人類願意花錢享用的東西。

這項工作在1930年代受到推崇,那時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試圖以純數學式說明福利經濟學。約莫在同一時間,美國的經濟學家西蒙.顧志耐(Simon Kuznets)和英國的經濟學家理查.史東(Richard Stone)也在開發國民帳系統,GNP和GDP就是從那些系統衍生出來的。那些系統其實和效益無關,主要的目的是讓決策者管理一國經濟,安度金融危機與戰爭。不過,衡量指標很直截了當,經濟學家相信,支出形態可顯露一切的資訊,再加上經濟學家的影響力和聲望崛起,這幾個因素結合成一股強大的力量。1940年代,新成立的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採用GNP作為經濟成長的關鍵指標,多年來,GNP逐漸成為一國成就和福祉的代名詞。

GDP的初衷,是衡量短期的經濟波動,所以不太可能在短期內遭到取代,甚至還可能愈來愈普及:目前的一大討論是,美國聯準會和其他國家的央行是否該在危機時刻多關注GDP成長,而不是通膨。

不過,當我們不只看短期的波動時,情況變得更複雜。1968年,羅伯.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在總統大選的競選活動上指出:「我們的GNP……計算空氣汙染、香菸廣告、清除公路車禍的救護車,計算家家戶戶大門的特殊門鎖,以及囚禁破門盜賊的監獄,也計算浮濫開發破壞的紅杉林,以及消失的自然奇觀……卻沒算入孩子的健康、教育的品質,或是孩子遊樂的喜悅。」

甘迺迪這段評論在當時並未獲得太大的關注,之後卻出了名,而且實至名歸,因為他幾乎一語道盡了GDP為人詬病的三大缺點:(1)它本身就有缺陷;(2)未考慮永續性或持久性;(3)其他指標更能衡量進步和發展。

以下,我們來詳細探討這三點。

GDP缺點 1:衡量誤差

編制GDP需要做許多選擇,即使是合理的選擇,也可能導致扭曲的結果。統計人員理所當然較偏好買賣的商品和服務(可用市價輕易衡量),而不是必須估計的經濟活動。無償的家務等活動雖有明顯的經濟意義,卻不算在GDP內。政府計畫的價值,包括醫療保健的提供通常會遭低估,休閒的價值也是如此。

然而,這種難以估計的偏誤並未一致遭到忽略,例如,「歸屬租值」(屋主沒有房屋產權時,願意支付的租金估計值)約占美國GDP的10%。

GDP另一個無可避免的武斷性,是1980與1990年代初期從GNP切換成GDP時產生的。GNP是計算一國國民的所得,不管該國國民是在世界的哪一個地方賺取所得。但隨著全球貿易和投資的成長,這種衡量方式和就業、工業生產等國內指標日益脫軌,所以切換成只算國內產值的GDP,是合理的做法,但那樣一改,也改變了許多國家的成長軌跡。在大量吸收外人直接投資的發展中國家裡,GDP的漲幅遠大於GNP,但這些國家不見得能從中獲益,因為投資的獲利大多是多國籍企業所有。

GDP缺點 2:未考慮永續性

就像甘迺迪講的,GDP無法區分提升全國財富的經濟活動,和破壞天然物產(例如砍伐紅杉林)、導致疾病和未來清理成本(例如汙染),或是單純用來改善災害,但成本從未計入的經濟活動(例如救護車)。衡量經濟成長的永續性(包括環境或其他)當然需要估計。史迪格里茲是所謂綠色GDP的主要支持者,他覺得永續性的估計值,未必比GDP目前涵蓋的一些估計值還不可靠,他最近告訴我:「考慮資源消耗和永續性的一些面向,其實很容易。」

追蹤能源使用或汙染的確不難,但牽涉的政治相當棘手。柯林頓(Clinton)執政之初,督促衡量美國GDP的經濟分析局開發「綠色GDP」,但西維吉尼亞州的國會議員阻止了那項計畫,他擔心會傷及該州的煤礦業。中國推動綠色GDP時更進一步,但後來也因反對者的阻撓而停擺。

GDP缺點 3:其他指標更優

生活中有很多重要的東西無法充分計入GDP,但可用健康、教育、政治自由等指標來衡量。1980年代,阿馬蒂亞.森開始區分「商品」(計入GDP)和「能力」(不計入GDP)。幾年後,在大學友人赫布卜.烏哈格(Mahbub ul Haq)領導的專案中,他的想法終於可以落實,得出目前為止,最能取代GDP的衡量方式。

烏哈格於1970年代在世界銀行擔任羅伯.麥納馬拉(Robert McNamara)的首席顧問,1980年代擔任巴基斯坦財政部長,1989年加入聯合國發展計畫。長久以來,他對一國的進步只能用GDP衡量,導致巴基斯坦和其他貧國難以迅速進步而感到失望。所以他策畫一項專案,以進一步追蹤經濟開發程度,延攬森和其他幾位著名的經濟學家來幫忙。他們決定,以預期壽命和教育程度等全世界現成的資料來補充GDP,把數字結合成一個簡單的指數,以便為各國排名,這也是烏哈格的主要貢獻。

2010年,森接受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的訪問時回憶:「我告訴烏哈格:『你有足夠的學識經驗,知道以單一數字來涵蓋複雜的現實狀況,是很庸俗的做法,就像GDP一樣。』他後來打電話告訴我:『森,你說得沒錯,人類發展指數(HDI)會很庸俗,我希望你能幫我開發一個像GDP那樣庸俗的指數,只不過它是代表更好的東西。』」

他們在1990年首度發表HDI,那份數據把當時個人平均所得仍遙遙領先的美國排在第十位,落在日本、加拿大、澳洲,以及幾個歐洲小國之後。那份資料也顯示,幾個國家的生活水準遠高於經濟影 響力,例如,斯里蘭卡、越南,而中國是其中的佼佼者。如今,人類發展指數是開發界的主要衡量指 標,儘管多年來,主要指數沒有多大的改變,但年度的人類發展報告會突顯出多種其他指標,例如,永續性、所得分配。在最新的報告中,美國的HDI 排名第四,但在「加計不平等的指數」中,僅排名第23位。

HDI的出現促成了許多模仿者,從單一議題的排名(例如,傳統基金會的經濟自由指數、國際透明組織的貪腐印象指數),到廣泛衡量福祉的指標(例如稍早前提到的列格坦繁榮指數)都有。任何有足夠統計技能和時間的人,都可自製一套符合個人關注重點的國家排名。其實,OECD的網站讓 沒統計技能的訪客也能參與,自己決定最重要的指標,得出個人化的國家排名榜單(澳州在我的榜單上是第一名)。

衡量快樂

除了用計算數據得出「庸俗」的指數以外,你也可以找出更好的方法來呈現那些指數。1990年代末期,漢斯.羅斯林(Hans Rosling)在發展中國家行醫數十年後,開始在瑞典的卡羅林斯卡學院(Karolinska Institute)教授全球健康課程。他努力傳達自己親眼目睹的進步故事,邀兒子和兒媳(兩位都是藝術家)一起來幫忙,開發出一套軟體,後來被Google收購。那套軟體可繪出不同指標隨時間變化的動態,搭配上羅斯林類似體育播報員的激動旁白,變成一套充滿吸引力的系統,足以取代GDP。多有吸引力呢?羅斯林2006年在TED大會上的演講,已吸引380萬以上的人次點閱。

以指標儀表板而不是單一數字或排名,來呈現經濟和其他資料,這種想法已在專家與決策者之間流傳多時。在2009年,薩科齊的GDP替代指標報告中,「儀表板」一詞出現了78次。但儀表板的概念並未引起大眾想像,反倒是另一個在演講中僅出現29次的字眼「快樂」(主要是出現在參考書目中),引起了大家的關注。

或許,這點沒什麼好驚訝的,畢竟,快樂就 是當初邊沁想致力提升的東西。1950和1960年代的心理和社會學家再次提起「快樂能否量化」這個問題。當時,民意調查進入衡量大眾觀感的全盛期(在少數情況下,民調甚至成為大眾觀感的決定因素),顯然,民調是做此嘗試的工具。

經濟學家理查.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把快樂的討論納入學術研究中。在1974年發表的論文裡,他指出國家快樂程度的民調結果,和個人平均所得並非息息相關。在同一國家中,富人通常比窮人快樂,但富國不見得比窮國快樂,而且財富超過一定的水準後,長期而言,所得增加並不會增加快樂。

「伊斯特林悖論」(Easterlin Paradox)經過好一段時間後,才引起其他經濟學家的關注。不過,近來重視心理研究的行為經濟學崛起,導致快樂與幸福方面的研究暴增。不丹更進一步促成這個趨勢的發展,不丹的前任國王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gchuck)即位後不久,就在1970年代開始談論國民快樂程度。1987年,他接受《金融時報》的訪問時,引起全球注意到他的觀點,各國紛紛派出快樂考察團到不丹取經,最後,促使不丹國王把國民快樂程度轉變成可用發展指標和民調資料來衡量的具體數據GNH。大家對快樂調查的興趣,也促使研究人員開始檢視伊斯特林悖論。經濟學家貝琪.史蒂文生(Betsey Stevenson)和賈斯汀.沃弗斯(Justin Wolfers)重新衡量數十年的調查資料後,反駁伊斯特林悖論(至少反駁了富國人民沒比窮國人民快樂的那部分),還因此登上了2008年的新聞。他們無法確切反駁「長期而言,所得增加無法讓人更快樂」的論述,但他們收集的證據,的確掀起了波瀾。同時,其他研究人員開始區分請受訪者衡量個人生活滿意度的調查,以及衡量特定時期情緒狀況的調查,前者和所得密切相關,後者則否。

心理學家和行為經濟學的先驅丹尼爾.卡內曼(Daniel Kahneman),以及經濟學家艾倫.克魯格(Alan Krueger,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現任主席)合作,規畫美國的「國民時間帳」(national time accounts),這會結合2003年以來勞工統計局做的時間運用調查,以及經濟價值的衡量,可能也包括快樂程度。那個概念是把數字運算的精確度,應用到福祉的研究上,不過是使用不同的數字:分鐘。更重要的是,利益團體並無明顯的理由反對這種衡量方式。不過,經濟分析局(BEA)願意投入的程度仍有限,幾位BEA官員的2010年報告決定,任何GDP的擴充都應「把焦點放在非市場活動與類市場活動的經濟面……,而不是衡量那些互動的福祉效應。」即便如此,他們也警告:「國民帳的規模擴張,不該占用維護、更新、改善現有GDP帳所需的資金。」金錢不能買到快樂,但或許能買到衡量快樂的能力。

(洪慧芳譯自“The Economics of Well-Being,”HBR, January-February 2012)



賈斯汀.福斯 Justin Fox

《哈佛商業評論》集團編務總監,著有《理性市場的迷思》(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Market, Harper Collins, 2009)一書。


本篇文章主題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