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如何才能創建自己的矽谷

How Europe Can Create Its Own Silicon Valley
雷利.唐恩斯 Larry Downes
瀏覽人數:1101

歐盟已經花了20年的時間試圖創造一些市場條件,以便創造出數位經濟中和其他地方的那種爆炸式成長。到目前為止,前述的努力都沒有奏效。所有能做的努力,歐洲幾乎都已經嘗試過了,最近期的是歐盟執委會主席當選人尚克勞德•榮克(Jean-Claude Juncker)所提出的新架構。

在今天最大的15家上市網路企業中,沒有一家來自歐洲。十一家總部在美國,其餘的都是中國企業。

這個問題經常簡化為一個問題:歐洲如何創建自己的矽谷?

自從網際網路革命以來,我就一直在北加州定居及工作,無論是在國內或國外,我常被問到上述這個問題。我的答案可能會讓你大吃一驚:通過對的法律。

當然,加州之所以能獨領風騷,矽谷生活的某些突出特點扮演了重要角色,而這些特點,有一些是精心設計的,有的純屬巧合。最重要的,是兩所主要的研究型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和史丹福大學,它們是矽谷的職業學校。而吸引更多人才到該地區,北加州的天氣和優美的景色絕對是優勢。然後就是1960年代電腦和反主流文化的意外交流。正如約翰•馬可夫(John Markoff)在他2005年出版的《PC迷幻紀事》(What the Dormouse Said)當中指出,蘋果(Apple)和微軟(Microsoft)這些電腦公司的使命和性格,都源自於嬉皮生活方式和迅速改善的半導體性能與價格,這兩件事意外地混合交織在一起;而半導體性能和價格之所以能迅速改善,是根據一項後來聞名全球的當地法則「摩爾定律」(Moore’s Law)。個人的成長,原來是需要靠個人電腦。

不過,在歐洲也有很多一流的大學,歐洲的生活品質很難以超越,而且不乏許多哲學想法能提高人們對很多議題的重視。政府和私人投資者已經建立了創業育成機構,主辦「駭客松」活動,並付出大量的種子資金。那麼,為什麼歐洲仍一再失去創建矽谷的機會?

矽谷,其實是建立在兩個不同的基礎建設上的。第一個是實體的,集中在史丹福大學的校園和研究園區,以及從史丹福大學棕櫚大道(Palm Drive)向外擴散的Google、蘋果、臉書等閃亮新興的公司所組成的企業社區 。

而第二項基礎建設,則是與第一項同樣重要的一套法規架構,其中包含了數十年來採行的法律和政策,甚至連矽谷的居民可能都沒有注意到它的存在。這些規則極少是為了電腦或甚至科技而制定的。但所有這些法規共同引導了矽谷的發展方向,影響力高於矽谷重鎮帕羅奧圖市(Palo Alto)大學大道兩旁所有中、高檔餐廳午餐聚會裡做成的所有決定。

我在這裡先提出四個對加州科技產業格外重要的法規,這些都是與人力資本或金融資本有的的法規:

非競爭條款—加州是世界上唯一斷然拒絕執行非競爭條款的司法管轄範圍,此條款被編入《加州商業及專業守則》(Business and Professions Code)第16600條。雇主不能依法阻止員工加入競爭的公司,即使短暫地阻止都不行。該法律的源起可追溯到1872年所發生的歷史事件,這條法律讓工程和創業人才能在矽谷內不斷流動。新創企業可以聘請他們需要的明星人才;而既有的公司必須致力加強創造讓人才覺得值得的工作環境,以吸引和留住人才。他們都不需要工會。

就業的意願—反過來看,在加州就業被認為理所當然是「隨意」的。僱用和解僱對雙方來講,都是一個相對簡單的過程(明確的例外情況是年齡、種族及性別歧視)。隨著新的企業擴大規模,他們可以很有效率地快速增加人手。如果新創企業失敗或變得與原先規畫很不一樣(這些情況經常發生),縮減規模也一樣地容易。在矽谷變換工作頻繁,構想及人力的交換往往透過創投公司做仲介。

謹慎人規則 (The Prudent Man Rule ) —1978年間,美國勞工部放鬆了對機構投資人的一大限制,也就是被稱為「謹慎人規則」的規定,這項規定禁止退休基金和其他信託基金參與高風險的活動。其結果是大量資金流入,包括從加州州政府公務員的退休基金CalPERS等機構。這徹底改變了創業投資活動,並創造了矽谷龐大的創投引擎。創投公司提供資金,促成了那個區域內、外每一個重要的創新。並且效果很快顯現。私人投資者運作的速度像閃電般迅速,完全不同於政府提供資金的單位。

差別資本利得率—資本利得與普通收入的稅率,通常被認為是對創投資本流動最重要的影響因素。聯邦稅法在1978到1981年間,將這種收益的稅率從49%(哎喲!)降到20%。不同的稅率有助於抵消創業投資的較高風險,迎來大量的資金投入新科技的新時代。根據美國國家創業投資協會的資料,單是2014年就高達480億美元。放寬「謹慎人規則」,讓機構投資人得以參與;降低稅率則進一步吸引他們參與。

我所列出的項目並未涵蓋所有因素。威廉•拜格雷(William D. Bygrave)和傑夫•提孟斯(Jeffry A. Timmons)1992年出版了一本書《創投面臨十字路口》 (Venture Capital at the Crossroads),書中介紹了其他幾項政策優勢,包括簡化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對股票發行和店頭市場(例如​​納斯達克[NASDAQ])的程序;以合乎效率的成本來保護勞工與環境的基本法令;平衡智慧財產權和反托拉斯法;以及政府資助基礎科學研究,其中大部分,是在冷戰期間來自美國國防部的資金,這在加州已有悠久的歷史。

特別是針對網際網路革命,我們還應該加上柯林頓政府時期所採用有遠見的兩黨政策,讓網際網路經濟(包括硬體、軟體和網路基礎建設)大部分都不受法規管制,也不必課稅,也就是美國喬治梅森大學馬凱特斯中心(Mercatus Center)的亞當‧希勒雅(Adam Thierer)所謂的「無須許可的創新」(permissionless innovation)。

歐盟,就如新的數位單一市場的提案所指出,終於看到了這項政策的智慧(諷刺的是,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正威脅要撤銷這項政策)。歐盟也看出本身需要一個順暢的「無摩擦市場」,好讓資訊產品和服務在成員國之間自由流動。美國消費者認為這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另一項柯林頓時代留下來的智慧,是美國的一條法律,稱為Section 230。它是1996年通訊傳播法案的一部分,讓網路公司、網站主機和網路服務供應商,不必承擔使用者所發布內容的法律責任。很難想像,若是沒有這個法規,如何能夠發生臉書、推特(Twitter)、Instagram和Reddit等共同創造的社交媒體革命。這就是為什麼這些公司沒有一家來自歐洲,因為那裡沒有這樣的保護。

這並不是說美國,甚至矽谷,想到了所有能使創新蓬勃發展的法律工具。例如,美國移民政策,無知地將剛剛完成學業、準備好可以開始創新的工程和商管學生送回母國,即使他們更願意待在美國從事創新工作。同樣適得其反的,是迫使外國收益在境外花掉的稅法,而不是讓它回流,並在本國投資更多的創新。

歐洲人,或者其他任何人,可以從美國的這些錯誤中學習,在全球數位市場獲得競爭優勢,所花費的成本,低於建設校園和種子投資。但是,他們首先必須懂得要在網路經濟裡創造經濟價值,法規(或欠缺法規)扮演的重大角色。(潘欣譯)



雷利.唐恩斯

雷利.唐恩斯 Larry Downes

美國喬治城大學商業與公共政策中心(Georgetown Center for Business and Public Policy)專案主任,與保羅.紐恩斯(Paul Nunes)合著《大霹靂破壞式創新》( Big Bang Disruption: Strategy in the Age of Devastating Innovation, 2014 , Penguin Portfolio)。


本篇文章主題商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