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決定前問一句「為什麼」，避開模仿陷阱、奪回思考主控權

2009年，溫提姆．麥凱比（Wenhtim Mccabe）因為鬱血性心衰竭而被送進當地醫院，醫生發現他的心臟和肺周圍堆積了大量液體。5年前，他的妻子克莉絲汀娜（Christina）捐出一個腎保住了提姆的命，但如今提姆的身體卻開始排斥這個腎臟，而且心臟也出現問題。醫生只好幫他接上血液透析，然後等待新的腎臟到來。

於是提姆開始等。一直等、一直等。

提姆又高又壯，頂著一頭棕色的短髮，有著一個雙下巴，淺藍色的眼睛炯炯有神。講話的時候一絲不苟，紐約口音非常濃厚。他在病床上一直等，2010年年中某次洗腎的時候電話響了起來，提姆切到免持聽筒並且擠出微笑。電話的那邊是個推銷員，說他贏得了一趟「免費的巴哈馬旅遊」。

提姆喜歡戶外活動，生病之前經常帶著大兒子打棒球、踢足球、打籃球，「我只要一下班回家，就立刻跟兒子到外面打球，無論白天晚上。」但如今他無法再跟小兒子作一樣的事，他在接受《大西洋》（The Atlantic）訪問時表示，「我現在沒有力氣了。但孩子們不該被這些事情影響。有時候我想到這個就難過。」他在洗腎之後，生活品質掉到及格邊緣，很多事都不能做，稍微運動一下就立刻累垮。

提姆每天都在電話邊等待，希望電話的另一頭不是推銷員，而是「我們找到適合的腎了，過來吧！」提姆說「每次電話響起，你都希望機會來了。但並沒有。」

做決定時，小心「模仿陷阱」

美國每年有10萬個美國人像提姆這樣等待腎臟，但捐贈者每年只有2萬1000人。這些等待腎臟的病患，大約有1/4會在一年內死亡。而且如果你拿起等待名單，映入眼簾的畫面會更慘，你每天平均會看到17個人在等待過程中死去，而且每9分鐘名單上就多一個人。

這時候也許你認為，這只是因為需求遠超過供給而已；但之後你檢查了一下供給，發現將近1/5的腎臟被丟掉了。

這是怎麼回事？這樣的悲劇，是名單的設計缺陷，加上我們對他人選擇的想像共同造成的。當美國出現一顆腎臟，負責單位會先列出適合移植的患者名單，然後根據患者的登記順序，依序詢問名單上的人。也就是說，如果名單上的第一個人拒絕接受移植，第二個人就會被迫在沒有資訊的情況下，決定要不要接受那顆腎，而且幾乎沒有考慮時間。這種制度讓腎臟像是賣不出去的房子一樣，在名單上待得越久，看起來好像品質就越差。想像你是名單上第20位，你聽到這顆腎已經被拒絕19次，會不會懷疑它是因為狀態不好，才會被前面的人接連拒絕？在現實之中，有1/10以上完全健康的腎臟就是因為這樣，在反覆拒絕之後被丟棄。

那19個人明明等著腎臟來救命，卻陷入了一種陷阱，我稱之為「模仿陷阱」（the copycat trap）。他們資訊不夠，所以直接假設前面的人都是深思熟慮之後拒絕了這顆腎臟，所以這顆腎臟一定有問題。也就是說，他們的判斷很可能不是因為那顆腎臟並不適用，只是因為腎臟移植的排隊機制缺陷，以及患者擔心移植到不合用的腎臟，因而過度小心而已。

「模仿陷阱」比我們以為的更常見。例如路上如果有一間狀況很好的房子一直賣不出去，我們通常會認為這房子一定有問題：閣樓鬧鬼、地下室積水、結構年久失修之類。你在公共廁所排隊洗手的時候，如果某個水龍頭一直都是空的，你大概會像其他人一樣，認為那裡的水管堵住了。而如果你失業了，待業時間越久，找到新工作的機會就越低，因為雇主會想，之前的雇主沒把你搶走，一定是你有什麼問題。

當我們覺得資訊不夠可靠，或者自己判斷不夠可信的時候，就會開始根據別人的行為來作決定，陷入了「模仿陷阱」。我們的大腦會下意識地找資料「證實」我們看到的事情，尤其是在不夠確定的時候，只要某些人看起來好像比我們更有知識，我們就會不自覺跟隨他們。此外，我們永遠不可能完全確定自己的觀點和知識百分之百正確，這時候我們也會用模仿來填補空白。

人類很難完全擺脫模仿陷阱。原因之一，就是我們生來就希望確切掌握世界的面貌，我們在幼兒時期就會問「爐子燙不燙？」，而且不想自己找答案的時候，就會去問旁邊的大人。這種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無論在什麼年紀都非常有用，因為我們可以沿用別人的知識，不用什麼都從頭學起。此外還有一個原因：每個人都怕尷尬，即使我們看到國王沒穿衣服，如果講出來可能會很怪，我們就下意識不敢講。理解世界加上害怕尷尬，讓我們只要碰到不確定的事情，就開始放棄自己的知識跟判斷，轉而跟著「大家」一起走。

我們其實跟雪雁或沙丁魚很像，情感和行為都與其他人緊密相連，很難撇開群眾獨自行動。而且如果某人看起來比我們更專業、更有影響力、更有名，我們就更容易跟著他走。想要直接對抗模仿陷阱，往往只是杯水車薪。而且除此之外，還有另一個傾向讓我們很容易陷入集體錯覺，那就是我們都很討厭從群眾裡被揪出來。

多問一句「為什麼？」

例如把腎臟直接丟掉的問題，其實就有解決的方法。

而且那個方法簡單到大家都沒想過，直到麻省理工學院的張娟娟提出來，大家才如夢初醒。張娟娟認為，只要排隊的人在拒絕腎臟的時候額外附上理由，問題就能改善。只要多加一句「我剛好要出門旅行」、「我得了重感冒」、「這顆腎的適合度不夠高」，排在你後面的人就能知道這顆腎的真實情況，做出更好的判斷；我們也就不會陷入集體錯覺，因而扔掉一堆可以用的腎臟。這種方法不僅適用於腎臟移植問題，也適用於其他地方，很多時候只要多問一句「為什麼」，就不會跟著前人一起錯下去。當你問完為什麼，你就更能用自己的知識來判斷，不需要直接遵循別人的觀點。你就更能把自己的觀點跟別人的觀點融合，從中找出合理的資訊，做出自己的決定。

有人可能會擔心，問「為什麼」會帶來麻煩。沒錯，這句話問得很直，可能會讓人覺得冒犯；但有趣的是，人們其實喜歡分享自己的觀點，喜歡解釋自己為什麼會做出那樣的選擇。哈佛大學一項研究指出，即使是拿「你覺得可以墮胎嗎」這種非常敏感的問題請對方分享觀點，對方也會產生正面感受。光是彼此請教，就能讓我們更喜歡彼此。

回想一下你最近跟家人朋友的談話，你們都聊了什麼？之後你感覺如何？根據統計，兩人聊天時，我們有40%的對話都在分享自己的個人感受與個人經驗，對方也一樣。而且只要兩個人都沒拿出手機，雙方都會感覺不錯，結束之後神清氣爽，覺得能跟人交流真好。

而且，談論自己所能帶來的滿足感，跟金錢、食物這些更客觀的獎勵所帶來的滿足感，其實是一樣的。這也難怪為什麼社群媒體的貼文，有80%都跟個人意見或私下的體驗有關。科學家發現，我們的大腦喜歡分享個人資訊，每次分享趣事都會啟動腦中的獎賞系統（reward system），讓我們覺得愉悅。也就是說，我們向他人傾吐心聲並不是因為緊張或激動，而是因為喜歡這樣做。

這種分享資訊的傾向是我們的本性，之前讓我們撐過了大自然的演化考驗，如今也讓臉書收益滿滿。它讓我們更容易建立關係、培養感情；並且促進了知識交流，讓我們得以學習彼此，甚至指揮彼此。

總歸來說，多問一句「為什麼」不僅不會引發什麼問題，還能帶來一大堆好處。它能加深你與他人的聯繫，更能防止跟著別人一起錯下去。你一聽到對方在解釋理由時，開始說「事情就是這樣啊」、「因為大家都這麼做啊」，你就知道這個決定可能根本就沒什麼好理由，只是一種集體錯覺而已。一句簡單的「為什麼」，就能揭開行動與判斷背後的真相。

我們第一時間通常都會猜錯其他人行動的原因，當我們問過「為什麼」，我們就不會用這種假設來做決定。我們一旦聽到別人的理由，就能評估對方的狀況能不能套用到我們的價值觀跟優先順序，知道他們的意見能不能拿來參考。

總之，雖然我們應該仔細觀察其他人的行動與意見，但同時也得保持獨立思考，不能直接盲從，無論對方是一大群人還是我們眼中的權威人士都一樣。也許獨立思考很累，但這樣才能讓每一個人成為自己，才能讓社會正常運作、存續下去。

書名／集體錯覺（Collective Illusions）
出版社／平安文化
出版日／2022年12月26日
作者／陶德．羅斯 Todd Rose
作者簡介／美國知名教育發展心理學家，非營利組織「個體機會中心」（Populace）共同創辦人，哈佛大學教授兼教育學院心智、大腦與教育計畫主任，哈佛大學人類發展博士，哈佛大學心智、大腦與教育碩士。
他帶領哈佛大學「個體性科學實驗室」團隊，與非營利組織「個體機會中心」，致力於打破人們對平均值的迷思，推廣個體獨特性的重要，並將其應用於人類潛能、人才發展和社會制度設計等議題上。
譯者／劉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