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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爾瑪線上挑戰亞馬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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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號

五大典範轉移,帶來全新管理挑戰

採訪整理 ■ 李郁怡 採訪整理 ■ 李郁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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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典範轉移,帶來全新管理挑戰
中國大陸的經濟與產業正面臨結構性變革。2011年,中國大陸GDP成長率跌破10%,結束連續三十年的高速成長,去年跌到6.7%,接近中國大陸官方6.5%底線。由於製造業供給過剩被視作這一波經濟衰退的主因,中國大陸官方在去年開始實施的第13個5年計畫,將經濟結構調整視為首要策略目標。儘管目前成效還不夠明朗,不過在策略改變下,大陸經營環境已發生根本變化。

中國大陸的經濟與產業正面臨結構性變革。2011年,中國大陸GDP成長率跌破10%,結束連續三十年的高速成長,去年跌到6.7%,接近中國大陸官方6.5%底線。由於製造業供給過剩被視作這一波經濟衰退的主因,中國大陸官方在去年開始實施的第13個5年計畫,將經濟結構調整視為首要策略目標。儘管目前成效還不夠明朗,不過在策略改變下,大陸經營環境已發生根本變化。

中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呂鴻德教授為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執行《中國大陸地區投資環境與風險調查報告》(又稱《TEEMA調查報告》),調查中國大陸主要城市競爭力與投資環境變遷已有14年。他接受本刊專訪,分享大陸市場經濟與產業結構典範移轉造成的趨勢觀察,並為台商提出策略與管理建議。

當前有五大典範轉移,正在改變中國大陸的投資環境。第一,驅動經濟成長的動力,已由「資源驅動」轉為「創新驅動」;第二,大陸經濟結構正由「製造經濟」轉為「共享經濟」;因為第二個轉移,帶動企業之間的競爭生態轉向第三個典範轉移,由「供應鏈競爭」轉為「生態網融合」;第四,則是大陸官方致力引導資源,由「需求面刺激」轉到「供給側改革」,以避免落入開發中國家難以避免的「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最後一項典範則是從「引進來策略」到「走出去策略」,深化與全球的連結。

這五大典範轉移已讓中國大陸經濟結構轉型方向更為明朗,值得台商深入了解,並思索對應之道。

典範轉移1

從「資源驅動」到「創新驅動」

經濟成長有四個主要驅力:資源驅動、投資驅動、知識驅動、創新驅動。早年,中國大陸靠的是便宜的人力與土地等資源,來驅動經濟成長。而在過去十年高等教育改革後,現已儲備了相當數量的人才庫,加上市場開放與自由化,讓它的經濟步入了知識驅動與創新驅動階段;而如今,中國大陸企業創新模式也由早年的模仿式創新,逐漸轉為系統性創新。而最為顯著的,就是以平台經濟為核心的商業競爭生態已然成形。

典範轉移2

從「製造經濟」到「共享經濟」

就像美國有Google、亞馬遜(Amazon)、臉書(Facebook)和蘋果(Apple Inc.),即所謂的GAFA;而中國大陸也發展出平台經濟的領頭羊,包括百度(Badu)、阿里巴巴(Alibaba)、騰訊(Tencent)與小米(MI),這四家稱為BATM的互聯網+企業。其中阿里巴巴連結人與產品,百度連結人與訊息,騰訊則連結一切。

以BATM為主體,各種「用戶對用戶」(peer-to-peer, P2P)的服務,出現在消費者眼前。共享經濟在中國大陸早已不是概念,而是日常生活,人們出門會利用滴滴出行隨選服務平台,替代傳統的計程出租車,日常消費會用微信支付等各種電子支付工具,來替代實體貨幣。而這些P2P服務能運作,背後靠的就是台灣現在討論最熱烈的大數據運算、金融科技(Fintech)等。

台灣的製造經濟與服務經濟很強,以消費者為核心的體驗經濟發展得還可以,但共享經濟的運用極為落後,對P2P服務也停留在概念階段。目前優步(Uber)已退出台灣、第三方支付的占比也很低,人們因而難以體會平台經濟與現有經濟體系的差異。如果大家覺得現有的生活形態就很方便,產業變革就不會發生。所謂「漸變的環境只會讓企業失去知覺,突變的環境才會讓企業產生驚覺」。

典範轉移3

從「供應鏈競爭」到「生態網融合」

如果說供應鏈連結的是某一類產品,平台連結的就是產品、訊息與人。一個平台可以連結N×N項產品,一個生態圈可以連結N個平台。而平台擁有訂定競爭遊戲規則能力,平台參與者既競爭也合作,彼此之間不是過去供應鏈上下游的關係。而平台與平台之間也有競合,阿里巴巴、騰訊等網路平台企業崛起,小米、樂視則從智慧裝置起家,這些企業各擁平台、各從自己的利基發展虛實整合的服務體系,而呈現跨產業、跨虛實的「生態網融合」。兩岸產業體系因而重構,不少台商卻很難在新的生態體系裡找到新定位。

由於單一企業或供應鏈很難靠單打獨鬥在新的生態體系中求存,台灣的市場規模也很難養得起像BATM這樣的大平台。因此,對台商來說,審視當前市場尚未被滿足的需求,重新布局融入大陸的生態圈之中,是比較可行的。

典範轉移4

從「需求面刺激」到「供給側改革」

中國大陸宣布的十三五規畫,積極從過去側重投資、進出口和消費的「需求面刺激」,轉移到「供給側改革」,即在適度擴張總體需求的同時,加強供給側的改革。在2015年人們首次聽到這個名詞時,包括《經濟學人》與《紐約時報》等西方媒體馬上聯想到了美國前總統雷根在20世紀80年代實施減稅、放鬆管制、關閉或減少那些產能過剩的企業、嚴格控制殭屍企業信貸補貼等的供給面經濟學政策。

而中國大陸的供給側改革,主要在於「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短處)」,台商必須思索中國大陸供給側改革帶來的產品升級、品質升級、模式升級等的獲利空間,以及對未來傳統產業造成的衝擊與影響。

典範轉移5

從「引進來策略」到「走出去策略」

近年來大陸官方積極從事「引進來策略」,從外國引入技術、資金與國際連結,而如今採取的是「走出去策略」,以企業為主體走出海外,進一步運用全球資源,建立品牌,發展全球布局能力。人們熟悉的「一帶一路」,以及中國標竿企業近年大量的海外併購,都可以視為「走出去策略」的體現。

在資源有限下,有些企業選擇與陸商交叉持股或策略聯盟打入新體系。例如,台商上緯企業和大陸風力發電龍頭新疆金風科技子公司戰略合作,一方面引入資金,另一方面協同開發新產品,已打入一帶一路帶動的基礎建設供應鏈。

台商應將吸引人才視為優先要務

過去台灣品牌在大陸擁有15%到30%溢價空間,但目前這個空間已經不再。不管大陸是否經濟轉型成功,台商低成本製造模式已漸漸不可持續,所以儘管競爭激烈,台商沒有其他選擇,必須讓品牌與技術再升級。

但轉型升級需要人才,而台商對人才的吸引力現在甚至比不上指標型陸商。舉例來說,阿里巴巴、小米為了打破職業經理人「被雇用」的心態,普遍實施「合夥人制度」,創始員工與核心人才,或是持有企業股份,或是共同承擔盈虧,甚至可以否決董事會人選;另一個例子則是華為,98.6%股份都是由員工持有,利潤45%用於分紅。現在許多大陸企業都看得到台灣人才的身影,台商應重新思考引才、留才、育才的人才策略。

政府有責任提出創新策略引領未來

期望台灣政府能打破當前產業及企業發展的僵局。近年,台灣的創新都是企業主動進行,政府較缺積極的產業創新策略觀。諸如:許多產、官、學爭論,2002年提出「兩兆雙星」規畫初期極為成功,但沒有後續的「產業換軌」策略,導致兩兆雙星後期成效不如預期,最重要的就是政府、產業與企業如果死守著最初的計畫一成不變,沒有因時、因事進行調整,就將導致轉型不利、升級不足的後遺症。

在大陸這波經濟與產業典範轉移之際,台灣不可能忽略,必須重新思考自身在生態圈的地位。如果錯過時機,恐怕未來台灣人才外流會更為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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