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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敗創業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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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號

停止盲從指標!盡信永續報告不如無報告

Overselling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肯尼.普克 Kenneth P. Pu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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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沢勇(ISAMU SAWA,音譯)
近年來,各大企業致力於編製永續報告,以證明組織符合永續標準,並承擔社會責任。然而,愈來愈多的先鋒人士意識到,報告數量增加,不等於環境得到改善,反而更加惡化。我們編寫的永續報告出了什麼問題?如何才能真正展現永續的成效?

過去二十年間,許多有遠見的學者、顧問、高階主管與非營利組織領導人,都在宣揚一套理論,簡述企業如何在追求更環保,以及擔負更多社會責任的同時,還能創造企業榮景。我把這些統稱為「永續企業」,他們相信,如果企業致力於衡量與公開報告本身在永續方面的績效,就會發生四件事:

1.個別公司的社會、環境與治理(ESG)績效將會改善(因為有接受衡量的項目就會受到管理)。

2.永續紀錄良好的公司,與較好的股票報酬率之間,將出現連結。

3.投資人與消費者將獎勵擁有傑出永續績效的公司,並對這方面表現落後的企業施壓。

4.衡量社會與環境影響的方式,會變得更嚴格、準確,而且被廣泛接受。

久而久之,這種良性循環將產生一個更永續形式的資本主義。

業餘的觀察者可能會認為,這個方法能奏效。2011年,《哈佛商業評論》有一篇名為〈邁向永續經濟〉(The Sustainable Economy)(The Sustainable Economy)的文章,作者表示有信心,永續很快會成為「企業運作的模式」。事實證明,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是對的:採用目前最全面的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標準,來提交企業社會責任(CSR)報告的公司數目,在過去二十年裡增加了一百倍。同時,根據全球永續投資聯盟(Global Sustainable Investment Alliance)的資料,社會責任投資已成長到超過三十兆美元,占所有專業管理資產的三分之一。

提出報告不能代表有進展。衡量作業往往不標準、不完整、不精確,而且會產生誤導。

然而,我們仔細觀察證據後會發現,這項衡量與報告運動的影響力被誇大了。在提交報告與永續投資增加的這二十年中,碳排放持續上升,環境破壞加速(見下圖:「儘管受到高度關注,二氧化碳濃度仍不斷提高」)。社會不平等同樣也在增加。舉例來說,在美國,即使上市公司現在必須揭露執行長薪酬的中位數,與員工薪資中位數的比例,但這兩者的差距仍不斷擴大。

事實證明,提出報告不能代表有進展。衡量作業往往不標準、不完整、不精確,而且會產生誤導。宣揚訊息揭露與社會責任投資的新里程碑,往往只是幻想中的「環保奢望」〔greenwishing,這是借用前ESG投資經理唐肯.奧斯丁(Duncan Austin)創造的詞〕。更糟的是,聚焦在提出報告上,實際上可能成為進步的障礙,因為會消耗投注在這方面的心力、誇大效益,並忽略關注真正需要在心態、法規監管與公司行為上進行的改變。

本文觀念精粹

希望

在過去二十年間,許多人深信,如果企業致力於衡量與報告本身的永續績效,回報將會非常深遠。企業將減少對地球的傷害,也更能造福社會。投資人與消費者會獎勵績效卓越的公司。嚴格的指標將成為常規。久而久之,將會產生更永續形式的資本主義。

現實

那些情況並未發生。永續報告充斥各式各樣的問題,永續投資也被過度炒作。同時,環境威脅持續升高,不平等現象也不斷惡化。

更好的做法

衡量指標可以、也應該改善,而利害關係人的壓力,會逐漸推動永續性。然而,我們也需要更深度的公民投入、更嚴格的法規、不一樣的投資誘因,以及重新思考公司或社會的成功因素。

無法達到期望

我身為永續企業的一名熱心成員,對這項缺失也難辭其咎。1992到2007年間,我在Timberland工作,這家鞋子與服裝公司,致力結合商業與公平正義的理念。在我的任期內(最後7年擔任營運長),Timberland對正義的做法,建立在三個支柱上:尊重人權、環境保護管理、社區服務。

我們認真實踐這些承諾。Timberland從1995年開始,提供員工40個小時的有償社區服務時間;該公司是首批採用可再生能源為工廠發電的上市公司之一;Timberland率先在包裝標籤上告知消費者,產品對環境與社會的影響,具體做法是在鞋盒上列印「環保指數」(Green Index)分數。此外,Timberland早在2001年,就發表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並從2008年開始,隨著每季財務報告,同時發布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我們認為,衡量與透明度會增加產業內的競爭,業者會競相尋求永續的解決方案,同時,產生來自投資人與消費者的有益壓力。

Timberland對商業與正義的關注,帶來強大的財務結果,並建立有力的文化。我們甚至獲頒企業公民總統獎。但我們了解到,要改變一個產業的競爭規則極為不易,只靠個別行動是改變不了的。此外,提出報告並不能確保環境與社會有改善,儘管人們時常將這兩者混為一談。雖然有一些研究人員確實發現,ESG績效與財務報酬之間有關係,但迄今這兩者之間只確立了相關性。我們實際上並不知道,強勁的ESG績效是不是帶來更好報酬的原因,或者這兩者都是因為良好管理而帶來的結果。

在〈邁向永續經濟〉一文刊出十年後,主要作者伊凡.修納德(Yvon Chouinard),這位巴塔哥尼亞(Patagonia)公司創辦人與不折不扣的環保先鋒,已不再那麼樂觀。他最近感嘆說:「全都在強調成長、成長、成長;就是這一點在摧毀地球。」其他知名的永續領導人,也對衡量與報告所承諾的前景感到失望。奧登.沈德勒(Auden Schendler)是亞斯本滑雪公司(Aspen Skiing Company)負責永續的資深副總裁,也是《實踐環保》(Getting Green Done)一書作者,他表示:「衡量與報告本身已成為目的,而不是改善環境或社會結果的手段。這就像一個人立志要減肥,於是開始瘋狂計算卡路里,但仍舊吃下一樣數量的Twinkies海綿蛋糕與起司漢堡。」

提出永續報告的局限性,在Timberland也變得很明顯。即使領導團隊懷抱善意,但在我的任期內,隨著公司的營收增加,環境足跡也持續增加。在我離職後的某一天,也就是公司在2011年被賣給威富公司(VF)之後,Timberland就不再於鞋盒貼上環保指數的分數標籤,因為計算那些分數會面臨一些挑戰。此外,威富也不再單獨報告Timberland的碳排放情況,儘管它在揭露集團整體碳足跡上做得非常好。

永續報告六大問題

毫無疑問,關注重要的ESG議題,可為個別公司帶來更好的社會、環境與財務結果。這些公司很可能會獲得較低的資金成本(因為更妥善管理風險),而且它們對永續的關注,可以提高利潤率,並強化品牌價值。即使如此,總體來說,企業在永續方面所做的努力,並未對社會或地球帶來太大的影響。此外,提出報告本身,也有一些非常實際的問題。

缺乏指令與稽核。大部分公司擁有完全的裁量權,可自行決定要遵循哪些標準制定機構,以及本身的永續性報告要包含什麼資訊。此外,雖然世界最大型的公司中,目前有90%發布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但其中只有少數有第三方驗證。因此,許多輸入的數據不僅誤導,而且不完整。相反地,財務報告遵循公認的標準,並由仲裁機構(在美國,是證券交易委員會)確保各企業遵循相關法規。

虛有其表的目標。2016年的一項研究,檢視了超過四萬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結果發現只有不到5%的企業,提到了會約束經濟成長的生態限制。更少的人(不到1%)表示,他們在開發產品時,有整合納入符合專家對地球限度(planetary boundary)理解的環境目標。相反地,大多數公司是根據自己的能力或願望來設定目標。在前述那項研究完成之後,以科學為基礎的目標,以及與目標維持一致的企業排放額度,已變得更為普遍,但在現階段,它們仍是理想性的目標。

不透明的供應鏈。追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決定,造成高度分散的供應鏈,其中的商品生產商往往距離最終使用者十分遙遠。在我最熟悉的鞋子與服裝產業,供應鏈已從人們的視線消失。我剛開始在Timberland工作時,我們的靴子與鞋子,絕大部分是由Timberland自營的工廠生產,這些工廠幾乎都位於美國。我們工廠的工人,也是我們的顧客,而有關社會與環境的決策,會對當地造成衝擊。目前已不再是如此。如今,該品牌至少有85%是在海外生產,主要在亞洲。此外,整個產業的供應鏈也變得有更多層次,承包商愈來愈常把訂單外包給轉包商。這造成追溯困難。稽查也無法阻止社會與環境的破壞和濫用。

不透明也困擾許多其他產業,包括食品、汽車與建築業。安迪.魯本(Andy Ruben)是沃爾瑪(Walmart)第一位永續長,他指出:「即使公司擁有如沃爾瑪一般的影響力,也很難真正了解日益全球化與相互連結的供應鏈裡,發生了什麼事。」

複雜性。技術的進步(人工智慧、衛星、感測器、區塊鏈等),提供企業一些新工具,用以衡量與監測它們對環境造成的影響。然而,提出有關永續性關鍵指標的報告,仍存在巨大的漏洞。

以碳衡量這個難解又不可或缺的領域為例。企業若要完整了解自身的碳足跡,必須衡量三種類型的排放:由公司自家的設備與車輛產生,因此自身可直接控制的排放(分類為範圍一);與本身所購買電力有關的排放(範圍二);公司所有其他上游與下游的排放,包括那些由供應商與經銷商、員工商務旅行,以及使用自家產品所造成的排放(範圍三)。根據世界領先的企業碳排放數據統計公司CDP,揭露這些數據的公司當中,只有不到一半確實有追蹤與報告範圍三的排放。

這不是一件小事。對許多公司來說,範圍三的碳排放,代表它們對溫室氣體的一大部分影響。舉例來說,Timberland在2009年估計,它95%的碳排放都屬於範圍三,而且沒辦法追蹤。複雜、缺乏工具,而且上游供應商與下游使用者沒有衡量排放量,導致幾乎不可能取得呈現全面排放概況所需的數據(見下表:「追蹤範圍三碳排放的挑戰」)。

追蹤範圍三排放的挑戰

估算一家企業的範圍三溫室氣體排放量,也就是企業無法直接控制、而且與企業本身所購買電力無關的排放量,是一項極為艱巨的任務。對Timberland來說,這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要詳細列出每家供應商,在每年生產與運送大約三萬個產品組件期間所產生的碳排放。

注:這張圖過度簡化了這項挑戰。全面估計範圍三的排放,還需要有關顧客維護產品與產品報廢階段的數據(舉例來說,一件衣服被烘乾,或一雙被丟棄的鞋在焚化廠被焚燒,所產生的碳排放)。

混淆的訊息。即使是對那些關心永續議題,而且執著於取得永續資訊的消費者來說,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也常讓人困惑。舉例來說,消費者要如何解讀以下報告:巴塔哥尼亞聲明它製造一件羊毛夾克,會產生二十磅的二氧化碳,或是Levi's揭露它製造與後續維護(清洗)一條501牛仔褲,會對淡水或海洋環境增加48.9克的磷?不像溫度或卡路里,消費者沒有直觀的參考點,來幫助他們了解有關環境影響的許多衡量指標。即使是看起來容易理解的指標,也可能引起混淆。例如,製造一瓶一公升的可口可樂需要的水量:依計算方法的不同,可口可樂公司自己的估計,可以從少於2公升到多於70公升不等。

疏於關注開發中國家。「永續企業」在推動公司提出報告方面,主要聚焦在美國與歐洲的上市公司。然而,在消費、碳排放和社會影響方面,未來數十年最大的成長將發生在中國、印度和非洲。開發中國家的製造商,已經更加轉向本國市場來追求成長。如果希望保留關鍵性的全球資源,那些市場裡的公司,必須更有效率地管理各種資源,建立更強力的治理結構。

永續投資五大疑慮

使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存在嚴重缺陷,但對永續投資的需求正在快速成長,並帶來正面的社會與環境影響。對吧?

要是這樣就好了。

我在2000到2007年擔任Timberland營運長期間,執行長與財務長對華爾街發布季度業績結果時,我曾與他們同座28次。每次執行長都會把講稿的三分之一,用在說明Timberland的「正義」(或ESG)事項上。但從來沒有人針對講稿的這部分提問。我最近與一家市值超過三百億美元的上市公司財務長晤談,這次談話讓我相信,這情形並沒有太大改變。根據這位財務長的說法,他之前對投資人的1,200次報告裡,只有收到三個關於ESG事項的問題。即使我們假設大多數投資人都非常關心這些議題,但他們的壓力,是否能帶來真正的社會與環境進步,仍是未知數。以下是部分的原因:

「永續」的無用定義。根據全球永續投資聯盟的數據,被列為社會責任投資的投資金額裡,有三分之二是負面篩選(negative screen)基金。這些基金符合永續標準,因為它們排除一種或數種投資類別(像是煙草或槍枝)。這樣的投資可能會吸引個別投資人,但幾乎無法追蹤、促進,或是獎勵ESG影響。更讓人憂心的是,明確宣傳為永續投資的基金,不見得能實現它們的承諾。巴克萊銀行(Barclays)2020年的一項研究,檢視了二十年的ESG投資,結果發現永續基金與傳統基金持有的投資沒有差別,一項《華爾街日報》的調查顯示,2019年最大的十個ESG基金,有八個投資石油與天然氣公司。

我們幾乎不可能根據 ESG 績效,來比較不同公司。例如,石油與天然氣產業的個別公司,用不同的方式來報告永續性。

不可靠的評級。1994年,永續運動奠基人士之一約翰.艾爾金頓(John Elkington)建議採取「三重底線」架構來提出永續報告。這打開了防洪閘門:自此之後,其他數十個架構也有了進展,標準制定機構與評級公司大量出現。但ESG評級公司的數量增加,並沒有提高可靠性。如前所述,這方面存在結構性的衡量問題與報告問題,因為相關數據是自願分享的,大部分沒有經過稽核,而且並不完整。麻省理工史隆管理學院(MIT's Sloan School)的研究人員,最近對六家頂尖的ESG評級公司進行研究,得出結論:「來自不同機構的評級有很大差異……各項評級之間的相關性平均為0.54,範圍從0.38到0.71。這意味著決策者從ESG評級機構獲得的資訊,是相當無意義的。」此外,評級機構似乎通常不知道公司內部的實際狀況。舉例來說,福斯汽車(Volkswagen)與英國快時尚零售商boohoo在各自的醜聞曝光前,都獲得ESG評級公司的高分(福斯是柴油車碳排放資料作假,boohoo則是剝削工廠的工人)。

標準制定機構、評級公司和數據大量出現,結果產生了與預期相反的效果。PwC(台灣聯盟所為資誠)在2016年的報告指出,儘管100%的受訪企業,對自身提供的資訊有信心,卻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投資人對此有信心。哲學家歐諾拉.歐尼爾(Onora O'Neill)做了一項研究,有助於解釋其中的原因。她指出:「不斷增加的透明度,可能會產生大量未經分類的資訊與錯誤資訊,除非這些資訊能被分類整理與評估,否則能提供的資訊很少,還會帶來混淆。透明度可能增加的是不確定性,而不是信任。」

缺乏可比較性。我們幾乎不可能根據ESG績效,來比較不同公司。例如,石油與天然氣產業裡的個別公司,用不同的方式來報告永續性:佩魯佳大學(University of Perugia)的研究人員指出,在51個相關的GRI指標中,只有四個出現在超過四分之三公司的GRI報告中。有時甚至很難比較同一家公司每年的績效,因為計算方法改變,或是決定使用不同指標或標準來衡量相同的事物。

評估社會責任投資成功的挑戰。衡量股票報酬相對簡單(儘管把報酬歸於特定因素很具挑戰性),但衡量ESG的影響更複雜得多。直到今日,幾乎所有學術研究,都專注探討ESG計畫如何影響財務績效的問題,很少探究ESG如何影響勞工或自然資源。換句話說,如果社會責任投資的目標之一,是帶來正面的社會與環境結果,我們要如何知道這個投資是否有達成這個結果?

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很少有證據能支持這一點。這項研究的作者指出,絕大多數的ESG投資都分配給共同基金,這些基金不是避開特定產業(主要是煙草與武器),就是把ESG數據納入它的股票購買決策中(主要是為了優化財務績效)。但研究顯示,這兩種投資,都沒有產生有意義的社會與環境結果。

真正有效的影響力投資難以擴大規模。社會責任投資裡有個規模小但成長迅速的分支,那就是「影響力投資」,這種投資特別聚焦在解決社會挑戰上。一些從事影響力投資的人,明確表示願意在財務上做出取捨;還有一些公司承諾,要在不對市場報酬造成負面影響的情況下,處理社會與環境議題。這方面同樣也有些問題。即使你相信這些投資中,有一些會帶來社會或環境的進步,但分配到影響力投資領域的資金還是遠遠不足,難以解決我們面臨的巨大挑戰。只要我們容許企業忽略外部效應,也就是它們的營運對社會造成的外溢效應,前述說法或許就是正確的。

焦點要放在何處

Timberland大部分的永續作為,都是在衡量與改善公司有一定控制程度的領域。例如,它在自己一些建築上安裝太陽能板,在辦公室與零售店安裝LED燈泡,並限制承包商工廠工人的工時。其他真心嘗試改善社會與環境績效的公司,通常也有類似的行為:它們關注的是系統思想家所稱的「參數」,可以在不改變更大系統的結構之下,調高或調低參數來改變績效。

但研究人員發現,這些參數很少能真正產生影響力。已故的《成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一書主要作者、美國達特茅斯大學(Dartmouth)系統動力學傑出教授唐妮拉.米道斯(Donella Meadows),分析12種會影響系統績效的干預措施,得出的結論是,參數最不具威力。她寫道,或許99%的努力都用在參數上,「但它們並沒有太大的槓桿效應。」

過分相信指標與口號

能帶來改變的高槓桿效應干預措施,多半不受個別公司的控制。

這樣的干預不會在企業界風行,因為若要這麼做,必須改變治理公司行為的規則,也必須為資源重新定價,以解決市場失靈,還要重新調整公共資產與權力分配的方式。

遺憾的是,永續公司把焦點放在衡量與報告,以及採取「以市場為基礎的改變就足夠」的基本前提,可能會促使延後進行這些更迫切需要的結構轉型。同樣促成這種延遲的因素,還包括人們對一些過度炒作的方法懷抱錯誤的信心,像是「創造共同價值」與「循環經濟」等方法;這些方法被吹捧為雙贏且無痛的解決方案,但支持者提出的證據是個案研究,而非實證研究。2019年,氣候變遷行動派人士格莉塔.桑柏格(Greta Thunberg)在COP25的演講精明地指出:「最大的危險不是無所作為。真正的危險在於,政客與執行長看似在採取認真的行動,而實際上,除了精明的會計與有創意的公關之外,幾乎什麼都沒做。」

這不表示投資人與公司不能做出改變。企業致力投入以科學為基礎的目標,這就是一條有前景的改善之路。好消息是,像蘋果與微軟等公司正投入淨零碳(net-zero)的發展路徑,包括範圍三碳排放,並採取符合地球限度架構的實施時間表。最近BMW宣布,供應商的碳足跡,將成為它未來採購決策的關鍵因素;而部分由Google資助的氣候追蹤(Climate TRACE)聯盟,正在開發一項以衛星為基礎的工具,可即時衡量所有的碳排放,包括範圍三的碳排放。這些都是讓人欣喜的進展。

四大努力方向

但如果我們想讓全球碳排放的曲線轉而向下,並有效處理日益嚴重的環境與社會挑戰,就需要更積極的方法。可以從以下的建議開始著手。

衡量愈少愈好。當前過多的ESG衡量機構與架構,對公司是棘手、混淆的情況,而且造成沉重負擔。令人鼓舞的是,五家主要的標準制定機構與衡量機構,包括GRI與永續會計準則委員會(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正在合作精簡和協調編製報告所用的標準。歐洲委員會與國際財務報告標準基金會,正在進行其他努力,以改善提出報告的做法。我希望,最後產生的標準將包括一項承諾,就是在符合自然的限制下,透明地採用以科學為基礎的嚴格目標。無論最後採用什麼標準,都必須由獲得授權的仲裁機構強制要求企業提出永續報告,並負責稽核。

真正的危險在於,政客與執行長看似在採取認真的行動,而實際上幾乎什麼 都沒做。

動員。既得利益與系統慣性,一直是前進時難以跨越的障礙。自我規範的嘗試,帶來漸進式的收穫,而這些收穫被沿用舊有做法的行為,以及要求成長的強大壓力所吞沒。然而,隨著愈來愈多證據顯示氣候變遷有害,而且不斷加速,要求採取行動的草根性全球運動,像是日出運動(Sunrise Movement)與350.org,正在製造民權英雄約翰.路易斯(John Lewis)所稱的「好的麻煩」。

把政府資金用在正確的地方。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的資料,2017年,全球對化石燃料的補貼超過五兆美元。在美國,數百億美元用在補貼生質能源上,包括乙醇。這並不合理。我們正在用納稅人的錢,補貼那些加速未來環境破壞的能源。

想像一下,如果政府將這些資源,改為投資在碳捕獲的研發、翻新建築物的激勵誘因,或是能刺激可再生能源更快速成長的基礎建設,結果將會如何。

改變系統。高階主管與投資人的做法,會遵循系統的規則與激勵誘因。如果要改變他們的行為,政府制定與執行的規則也必須改變。更具體來說,其中部分做法包括:應防止公司勾結法規監管機構;對碳排放應該要設限或徵稅,以彌補排放造成的社會成本;應該給予農業產業誘因,鼓勵他們從碳排放轉為碳封存;立法者應禁止建造新的火力發電廠,做為主要的能源來源。

此外,正如米道斯在討論系統干預措施可施力的「槓桿點」時指出的,我們對世界如何運作的心態與假設,是產生深遠影響的潛在來源。一個永續的系統最終需要進行典範轉移,把主要目標從創造財富,轉變為追求福祉,把焦點從國內生產毛額(GDP),移轉到類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美好生活指數(Better Life Index)。投入再生農業、再利用與集體價值之類的概念,正是朝正確方向邁進的第一步。

別留下環境赤字

經過二十年的嘗試之後,情況已經很清楚,只靠市場無法解決不斷惡化的社會與環境挑戰。英國經濟學家保羅.柯利爾(Paul Collier)爵士把情況歸結得很好,他說資本主義「不會自動運行。在它250年的歷史中,資本主義時常脫離軌道。當這個情況發生,就需要公共政策讓它回到正軌,需要靠公共政策與一般公民、企業與家庭的努力。」

終究,公司存在於一個更廣泛的系統內。執著於股東利益優先,已經造福了高階主管與投資人,卻為年輕世代留下一筆巨額的帳單。這張逾期未繳的付款通知,包括環境破壞、生物多樣性喪失、收入不平等與氣候變遷。展望未來,若想要穩定與繁榮,高階領導人就必須呼籲結構性改革,好讓他們不只專注在下個季度的數字上。畢竟,就像「永續企業」的成員一樣,他們也想傳承給下一代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王怡棻譯自“Overselling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HBR, May-June 2021)



肯尼.普克 Kenneth P. Pucker

美國塔夫斯大學弗萊契學院(Fletcher School at Tufts University)資深講師,也是波士頓大學奎斯特羅姆商學院(Boston University's Questrom School of Business)講師。他是波克夏合夥公司(Berkshire Partners)顧問董事,並曾擔任Timberland營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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