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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說你了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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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號

西方思維讀不懂中國?打破三項根本錯誤觀念

What the West Gets Wrong About China?
芮納.米德 Rana Mitter , 艾爾思貝思.強森 Elsbeth Joh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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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畫/杜鈺凱(YUKAI DU)
中國已經崛起,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許多西方政治人物和企業高階主管,還是不懂中國。中國與西方世界有什麼根本上的差異?西方觀察中國又存在什麼盲點?

1990年代初期,我們第一次到中國旅行,當時的景象與今日非常不同。即使在北京,不管走到哪裡,許多人都是穿「毛裝」、騎單車;只有中國共產黨高幹使用汽車。鄉村生活保留許多傳統元素。但在接下來的三十年間,由於採取以開發經濟和增加資本投資為目標的政策,中國崛起成為全球強權,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有發展蓬勃、渴望消費的中產階級。

不過,有一件事沒有改變:許多西方政治人物和企業高階主管,還是不懂中國。例如,他們相信會隨著這股新的經濟自由,而出現政治自由,因而誤以為,中國的網際網路會類似西方世界發展出來的那種版本的網路世界,也就是不受拘束,而且常對政治具有破壞力。有許多人相信,中國經濟成長的基礎會和西方的一樣,而沒有預見到中國政府持續扮演投資人、規範者,以及智慧財產權所有人的角色。

西方的領導人,為什麼持續如此嚴重誤解中國?我們在研究當中逐漸看出來,企業界與政治界人士對於現代中國,經常抱持三個很常見、但根本上是錯誤的假設。我們會在後文裡談論到,這些假設反映出他們對中國歷史、文化和語言的知識不足,而這些不足使得他們用一些看似有說服力,但其實錯誤百出的類比,來比擬中國和其他國家。

迷思一:經濟與民主是一體兩面

許多西方人以為,中國的發展軌跡,會和日本、英國、德國與法國在二戰之後的路徑一樣,而唯一的差異,是中國走了四十年的毛澤東路線,繞了個彎,所以起步的時間,比南韓、馬來西亞等其他亞洲經濟體晚了許多。根據這個觀點,經濟成長與繁榮會讓中國像那些國家一樣,在經濟與政治方面邁向更自由的模式。

這種論述看似合理。作家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指出,自從冷戰結束以來,自由主義一直很少有競爭對手,因為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看似已被擊敗。這個論述有一些有力的支持者。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在2000年的一場演說裡宣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不只是同意進口更多我們的產品,也是同意進口民主制度最珍視的價值觀之一:經濟自由。當個人擁有力量……可以實現自己的夢想,就會要求更多話語權。」

但這種論點,忽略了中國與美、日、英、德、法等國之間的一些根本差異。這些國家自從1945年起,就是有獨立司法權的多元民主政體。因此,經濟成長與社會進步同時並進(例如,透過立法來保護個人選擇和弱勢權利),如此就很容易把兩者想成是一體的兩面。蘇聯的解體,看似證實了這種信念,因為蘇聯政權無法為人民帶來有意義的經濟成長,而導致它垮台:在戈巴契夫的政治改革之後,俄國最終整合進入全球經濟。

然而,中國是在共產黨穩定的統治之下成長,顯示民主與成長不見得一定相互依存。其實,許多中國人相信,中國近年來的經濟成就,如大規模減少貧窮、龐大的基礎建設投資,以及發展為世界級的科技創新者,這些成就,都是因為中國採取威權統治形式的政府而創造的,並不是即使在威權統治下仍有經濟成就。中國政府因應新冠病毒疫情的強勢作為(與許多高死亡率、封鎖措施遲緩且不嚴格的西方國家,形成鮮明對比),可能更強化了這個觀點。

中國展現的集權優勢

中國也打破預言,它的威權統治並沒有阻礙創新能力。它在人工智慧、生物科技和太空探索方面,都是全球領導者之一。其中有些科技成就,是由市場力量驅動的:人民想要購買商品,或是想要更便利地通訊,於是像阿里巴巴、騰訊之類的企業,幫助他們做到。但科技進步有很大一部分來自高度創新、資金充裕的軍方,大量投資中國蓬勃發展的新產業。當然,這點呼應了美國的國防和情報單位支出,在矽谷的發展上扮演的角色。但在中國,消費應用進展速度更快,更凸顯出政府的投資,與造福個人的產品和服務之間的關聯。正因如此,中國一般人民認為,阿里巴巴、華為和抖音等中國企業是國家之光,是中國成就的國際先鋒,而不是像西方觀點那樣,只把它們看成就業或國內生產毛額(GDP)的來源。

因此,哈佛甘迺迪政府學院艾許中心(Ash Center)在2020年7月的民調資料顯示,中國公民對北京政府的滿意度高達95%。我們自己在中國的實地體驗,也印證這個結果。我們遇到的大多數一般人民,都不認為中國的威權統治政體只有壓迫,雖然有可能會如此;他們認為,它也能提供機會。重慶一名清潔工現在擁有好幾間公寓,因為中國共產黨改革了財產法。上海一名記者領國營雜誌的錢,飛遍全世界做全球生活風格的趨勢報導。而南京一名年輕學生可以在北京清華大學研究推進物理學,因為社會流動,以及共產黨對科學研究進行重大投資。

許多中國人相信,中國近年來實現的經濟成就,其實是因為中國採取威權專制形式的政府而創造的。

也許可以說,過去這十年強化了中國領導人的觀點,他們認為即使政治沒有自由化,也可能達成經濟改革。一個重大的轉折點,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在中國看來,那場危機曝露出「民主化與經濟成功之間有關聯」的這項「華盛頓共識」是空洞的。自那之後的多年間,中國成為經濟巨人、科技創新的全球領導者,以及軍事超級強權,同時,鞏固政府的極權制度,並強化了「自由論述不適用於中國」這個信念。或許就是出於這個原因,中國現任國家主席暨(更關鍵的)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會透露,他認為戈巴契夫背叛理想,投靠自由化,因而摧毀共產黨對蘇聯的掌控。習近平在2017年宣布,中國發展的「三場關鍵戰役」,戰場在三個領域,包括降低金融風險、處理汙染和減少貧窮,同時他也清楚表示,這些改革的目標是強化制度,而不是改變制度。因此,中國實際上不是一個尋求提高自由化程度的威權國家,而是一個尋求在政治面與經濟面更加成功的威權國家。

在許多西方的分析裡,最常與中國改革連在一起的詞就是「停滯」。事實是,中國的政治改革並沒有停滯。它持續加快腳步,只是並非自由化的改革。一個例子,就是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簡稱中紀委)在2010年代晚期的改造。在習近平指示下,中紀委獲得習近平授權,著手處理在2010年代初開始廣泛蔓延的貪腐,因而能夠逮捕和拘留嫌犯長達數月,而中國沒有任何其他單位可以推翻它的裁決,就連最高法院也不行。中紀委成功減少貪腐,主要原因是它基本上凌駕於法律,而這點在自由民主體制之下是匪夷所思的。這些就是中國進行的改革,我們必須按照它們本身的情況來理解它們,而不是簡單把它們看成經過扭曲,或是有缺陷版本的自由模式。

許多人誤解中國的發展軌跡,一個原因可能是,中國往往描述自己是一個不同版本的自由國度,因而更值得信任,特別是中國人在海外運用的英語宣傳品裡的說法。它常把自己比擬為西方人熟悉的品牌。例如,華為在說明它為什麼應成為英國推動5G基礎設施的合作廠商時,自稱是「中國的約翰路易斯」(John Lewis),而這家英國知名的百貨公司,在英國最受信任的品牌排行經常榜上有名。中國也常很努力對外國政府或投資人說明,中國在許多方面和西方類似,像是消費者生活風格、休閒旅遊,以及對高等教育的高需求。這些相似點是真的,但它們體現的,是中國新富裕起來的中產階級的財富和個人抱負,而絕非否認中國與西方在政治制度的實質差異。

這一點引導到我們要談的下一個迷思。

迷思二:威權政治制度不可能具正當性

許多中國人不但不相信民主是經濟成功的必要條件,也確實相信他們的政府具有正當性,而且有效能。西方人無法理解這一點,這足以解釋,為什麼許多人仍然期望中國政府減少身兼投資者、規範者、尤其是智慧財產權所有人的角色,而中國政府其實認為,這種角色是必要的。

這種體制在中國人眼中的正當性,部分還是根源於歷史:中國過去常需要抵禦入侵者,而且,自1937到1941年美國加入二戰之前,中國基本上是孤軍對日抗戰;雖然西方很少承認這點。抗戰的勝利(中國共產黨數十年來都宣稱是它獨力擊潰外敵),因為打敗一個內部敵人而強化(中共在1949年打敗內部政敵蔣介石),為共產黨和它的威權體制建立正當性。

經過七十年,許多中國人相信,他們現在的政治體制,其實比西方體制更正當,也更有效能。這種信念,對許多西方企業高階主管來說非常陌生,尤其是那些曾接觸過其他威權政體的人。當中的區別在於,中國制度的重要特點不只是馬克斯主義,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簡稱馬列主義)。根據我們的經驗,許多西方人不理解馬列主義的意義,也不了解它為何重要。馬克思主義制度主要和經濟成果有關。當然,它也有政治意涵,例如,資產公有制是確保財富均分的必要條件,但經濟成果才是重點。然而,列寧主義基本上是一種政治教條,主要目標是控制。因此,馬列制度不只關注經濟成果,也注重取得並維持對制度本身的控制。

插畫/杜鈺凱(YUKAI DU)

輕忽馬列主義的「控制」目的

這一點,對於想在中國做生意的人有重大意涵。中國若是只注重經濟成果,就會歡迎外國企業和投資人,而且,外國企業如果協助創造經濟成長,中國會視它們為平等的伙伴,不問誰擁有智慧財產,或是誰在合資事業占有多數股權。但它也是列寧制度,因此那些議題對中國領導人具有關鍵重要性,他們不會改變對那些議題的想法,無論外國合作伙伴在經濟面能帶來多大的成效和助力。

每當有西方企業為了進入中國市場而談判,這種思維就會發揮作用。我們都曾出席過這樣的會議,特別是在科技或醫藥產業:企業高階主管表示很驚訝,中國如此堅持要他們把智慧財產轉移給一家中國企業。有些人抱持樂觀,認為只要他們能證明自己是有價值的合作伙伴,中國對控制的需求就會降低。我們的回答?不太可能,原因正是在中國的那種威權主義裡,控制是關鍵。

以列寧主義式做法來挑選未來領導人,也是中國共產黨維持正當性的方式,因為許多中國一般人民認為,這種方法能產生相對有能力的領導人:他們是由中國共產黨挑選,藉由成功治理一鎮、然後是一省,而在這個體制裡層層晉升;只有經歷這些之後,他們才能任職於中央政治局。在中國,你必須先證明自己是優秀的主管,然後才可能成為高階領導人。中國的領導人主張,它那些基本上屬於列寧主義的規則,讓中國政治遠比其他許多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更不獨斷,也更少裙帶關係(雖然這個制度本身也有利益交換和決策不透明之處)。

熟悉列寧主義教條,對於晉升仍然很重要。若要加入中國共產黨和進入大學,馬列思想都是必修課,而馬列思想也已成為大眾文化的一部分,2018年的電視節目《馬克思是對的》可以為證。還有一些很方便的行動應用程式,例如「學習強國」(「學習」語帶雙關,有「研修習近平思想」之意),教導諸如馬克斯、列寧、毛澤東和習近平等人的基本思想,政治教育現在是一項21世紀的商業活動。

西方未看透階級鬥爭的本質

政治的列寧主義本質,也在政治討論所用的語言上得到印證。中國的政治論述,仍建立在馬列主義的「鬥爭」和「矛盾」觀念,這兩種特性都被視為可迫使產生必要的、甚至有益的對立衝突,而這種衝突,有助於取得勝利的結果。其實在中文裡表達「消除衝突」(resolution of a conflict)使用的字彙是「解決」,內含一方壓倒另一方的意思,而不是雙方都滿意的結果。因此有個老笑話這麼說:中國對雙贏的定義,是中國贏兩次。

中國制度的重要特點不只是馬克斯主義,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簡稱馬列主義),主要目標是控制。

中國運用它獨特的威權模式,以及它自行認定的正當性,採取在自由民主體制裡會被認為高度侵犯的方式,建立中國人民的信任。例如,榮成市(山東省)運用大數據(中國政府透過監視系統,以及其他獲取數據的基礎設施而取得),給人民個人化的「社會信用評分」。這些評分用來評估人民在政治和財務上的優缺點,據以獎勵或懲罰他們。獎勵的好處包括財務面(例如,可取得抵押貸款),以及社會面(獲准購買新的高鐵車票)。社會信用評分低的人,可能會被禁止購買機票,或是無法在應用程式上找到人約會。對於(在中國及其他地方的)自由派人士來說,未來的這種可能發展令人驚愕;但對中國許多一般人民來說,個人和國家之間的社會契約裡,這是完全合理的一個部分。

這些想法,看起來或許非常不同於中國對說英語的國際對象所呈現的「互惠」、「和諧」等對外展現的儒家觀念。然而,即使是這些概念,也導致西方人相當程度地誤解,因為西方人通常把儒家思想,簡化為和平、合作等陳腔濫調的觀念。對中國人來說,達成那些成果的關鍵,在於尊重適當的層級組織,而層級本身就是一種控制手段。後啟蒙時代的西方世界,可能認為層級與平等是對立的概念,但在中國,這兩者在本質上是互補的。

中國接納威權的馬列主義體制,認為它既具正當性、又有效能;如果西方人在與中國打交道或在中國投資時,想要做出更務實的長期決策,體認到這點就極為重要。但第三個假設,也會誤導那些想與中國往來的人。

迷思三:中國人的生活、工作和投資,都與西方人無異

中國近代歷史反映出,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進行決策的方式,與西方人非常不同,包括他們採取的時間框架,以及他們最擔憂的風險,都大不相同。但人往往相信,別人做決策的方式和自己一樣,因此這個假設可能是西方人最難破除的。

我們來想像一位現年65歲中國女性的個人歷史。她出生於1955年,在童年時經歷「大躍進」,當時發生了兩千萬人活活餓死的慘烈大飢荒。她在青少年時期是紅衛兵,熱烈崇拜毛主席,而她的父母因為是知識分子而正在接受「再教育」。到了1980年代,她是重返大學的第一代,甚至還參加天安門的示威抗議。

接著在1990年代,她利用新的經濟自由,三十幾歲就在某個新經濟特區成為創業家。她買了一間公寓,成為她家族史上第一個擁有財產的人。她急於累積經驗,於是在上海的一家外國資產管理公司擔任投資分析師,而她的雇主雖然為她做了長期職涯規畫,她還是為了略高的短期薪資,跳槽到競爭對手公司。2008年,她把增加的可支配所得,大部分都拿來購買她父母只能夢想的新消費品。2010年代初期,隨著審查變嚴格,她也開始調整自己之前在微博上直言不諱的政治評論。2020年時,她全心全意要讓她七歲的孫子和襁褓中的孫女過得好(可生第二胎在當時才剛合法化)。

1955年,她若是出生在全球其他主要經濟體裡,幾乎不管是哪一個,她的人生都遠比在中國更能預測。不過,我們若是回顧她的人生經歷,就可以理解,為什麼今天許多中國年輕人會覺得,未來會是什麼樣子(或是他們政府接下來可能會做什麼),變得更不可預測和信任。

更偏好確保短期利益

人生(或是有記憶以來的人生)如果是不可預測的,人們對長期成果的折現率,通常會高於對短期成果的折現率,而這個折現率,實質上也高於生活在更穩定社會裡的人所採用的折現率。這並不表示人們不在意長期成果,只是他們的風險趨避傾向,會隨著考量的時間框架拉長而大幅增加。這點塑造了他們做長期承諾的方式,特別是那些包含短期取捨或損失的長期承諾。

因此,許多中國消費者偏好股市的短期利得,而不是把他們的錢鎖在長期儲蓄工具上。市場研究不斷顯示,大多數中國個人投資人,投資行為都像交易員。例如,2015年有一項調查發現,他們當中有81%一個月至少交易一次,即使頻繁交易必然會損害而非創造長期的基金價值。這個數字高於所有西方國家(例如,只有53%美國投資人達到這種交易頻率);甚至也高於鄰近的香港(這是另一個帶著賭性,以及同樣類似零資本利得稅體系的漢族人社會)。這表示,這種行為是受到中國大陸獨有的特點所影響:長期的不可預測性,這種不可預測性存在於足夠近期的過去,因而那些現在買賣股票的人都曾歷經過,或由別人那裡得知。

就是因為這種確保短期利得的態度,使得前述那名上海的年輕資產管理人,會為幅度相對較小、但可立即獲得的薪資增加,而捨棄一份長期的好工作;這種行為,困擾著許多想在中國留住人才,並管理接班人才庫的企業。那些真的接受長期職涯風險的人,通常只有在滿足對短期保障的主要需求之後,才會這麼做。

例如,我們曾訪談過一對夫妻,妻子「下海」自己開公司,加入中國眾多女性創業家的行列,這是因為丈夫在國家部門有穩定但低薪的工作,能提供家庭穩定的保障。有一種長期資產類別得到愈來愈多中國人投資,那就是住宅不動產;25到69歲的人擁有住宅的比率,自1988年的14%成長為2008年的93%,而背後的驅動力,也是對保障的需求:在一個社會福利有限、過去曾多次出現政策突然改變的國家,房產不同於所有其他資產之處在於,前者在情況不好時,能提供一個遮風擋雨的地方。

對比之下,政府對未來的折現率就比較低(部分是因為列寧主義式做法強調控制),而且明確專注於長期報酬。其中大多數投資所採取的工具,仍然是中國共產黨蘇維埃式的五年計畫,包括習近平取名為「生態文明」的發展計畫,以太陽能科技、「智能城市」和高密度能源效率住宅為基礎。若沒有國家介入,就無法實現這樣雄心勃勃的目標,而國家的介入,在中國相對快速而容易,但通常也很粗暴。相較之下,這些議題在西方經濟體的進展就極為緩慢。

對尋求穩定的強烈執著

個人與國家在做投資決策時,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在一個無法預測的世界裡,提供保障和穩定。雖然西方有許多人可能認為,中國在它21世紀的全球計畫裡,只著眼於機會,但中國的動機非常不同。在它動盪的現代歷史裡,中國大多數時候都處於國外強權的威脅下,其中有些來自亞洲(尤其是日本),有些來自亞洲之外(19世紀中葉時的英國和法國)。因此,中國的統治者認為,外來者的活動帶來的比較不是機會,而更是威脅、不確定性,甚至是屈辱。他們仍把自身的許多不幸,怪罪在外國的干預,即使這已是發生在一世紀以前的事。例如,英國在1840年代鴉片戰爭裡的角色,開啟中國人仍然指為「屈辱世紀」的一百年。中國歷史仍左右著中國對國際關係的觀點,而且這多半能解釋,它現在為何如此執著於本身主權不可侵犯。

插畫/杜鈺凱(YUKAI DU)

那段歷史也能解釋一個矛盾:中國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為何採取如此迥異的時間框架來運作。對個人來說,他們歷經個人無力掌控的艱困時代,他們的反應就是,在做一些重要選擇時,看得比西方人更短期得多。相反地,尋求如何取得對未來更多控制和主權的政策制定者,現在下的是一場比西方看得更長期的棋局。這種對可預測性的共同追求,是以控制為核心鐵律的威權體制,可以一直保持吸引力的原因。

看清中國真實的面貌

許多西方人接受的,是中國呈現在世人面前的那個形象:1978年,由鄧小平展開的「改革開放」時期,強調必須避免文化大革命時期那種極端而通常很暴力的政治,這意味著意識形態在中國不再重要。但現實卻相當不同。自1949年之後的每一個時點,在體制、社會與日常經驗等這些形塑中國人的層面裡,中國共產黨一直位居核心地位。中國共產黨一向相信,也強調中國歷史與馬列思想的重要性,還有它們隱含的一切。除非西方企業和政治人物接受這個現實,否則會繼續誤解中國。

(周宜芳譯自 “What the West Gets Wrong About China” HBR, May-June 2021)



芮納.米德 Rana Mitter

牛津大學(Oxford)現代中國歷史與政治學教授,最新著作為2020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正義之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如何塑造新民族主義》(Chinas Good War: How World War II Is Shaping a New Nationalism)。


艾爾思貝思.強森 Elsbeth Johnson

曾擔任英國保誠集團(Prudential PLC)亞洲事業部策略主任,現任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MIT's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資深講師,她也是顧問公司「系統轉換」(SystemShift)創辦人。


本篇文章主題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