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已成立新冠肺炎防疫小組，但還缺少社會科學家與行為科學家參與。要有效達到全民防疫，需要全體公民都願意接受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接種疫苗等防疫措施，但美國目前距這個目標尚有一大段路要走。社會與行為科學家能依不同人接受或抗拒防疫措施的不同理由，提出相應的勸導對策，確保對的防疫措施，透過對的管道，實施在對的人身上。
美國總統當選人約瑟夫．拜登（Joseph Biden）日前宣布，成立由醫療和臨床專業人士組成的新冠防疫工作小組，成員都是一時之選。這群優秀人士必然會制定一套倚重醫療專業、以數據驅動、具同情心的因應做法，比起現任政府的做法，我們離疫情結束之日又近了些。但遺憾的是，這個防疫小組遺漏了某方面的重要專家：社會科學家與行為科學家。
新冠疫情讓我們明白一件事，這次的危機既是醫療問題，也是行為問題。美國如果真的想克服這場疫情大流行，全民就必須接種疫苗（而且是完整的劑量），以達到群體免疫的效果。如果流感疫苗的統計數字可以當作參考，這件事本身就會是跟行為有關的艱鉅任務，因為在2018到2019年的流感季期間，年齡六個月大及以上的美國人，接種流感疫苗的比率大約是一半，遠低於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設定的70％的目標。
無論如何，由於疫苗的開發、生產和配送方面的困難，要達到大規模接種需要一些時間，也許要再過半年或更久。在目前，美國人必須採取或繼續遵守其他行為，例如，限制社交聚會人數、保持社交距離，以及佩戴口罩。這些行為必須貫徹到底，但我們已經知道這不容易做到。目前，美國民眾戴口罩的情況，各地區仍有很大差異，從75％到90％不等。我們進行的研究發現，一般民眾自認理解什麼是保持社交距離，但各自的解讀不同，例如，有些人並不認為探訪朋友和家人，是違反社交距離的行為。每過一天，就代表又有幾千人死亡，而且又對醫療體系增加更多壓力，因此，說服民眾理解並貫徹防疫措施，是當務之急。這些行為必須變成習慣才行。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處理這些挑戰？
社會與行為科學家專門研究人類在某些領域的行為，包括健康領域，因此很能理解防疫工作的當務之急。他們知道許多人即使有意願施打流感疫苗，或者接受預防性篩檢，卻往往沒有及時行動。據統計，有將近一半的慢性病患沒有按照醫生的處方吃藥。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的資料顯示，儘管多年的研究和宣導不斷強調攝取足量水果和蔬菜的好處，但只有十分之一的美國人有做到。
這些行為都是受到個人身分和所處環境所驅使：我們的處境、所受的限制、互動往來的對象，以及我們的目標、信仰和價值觀。這些因素對不同的人來說，情況可能很不一樣。例如，CDC針對美國人蔬菜攝取量的研究就發現，吃蔬菜機率最低的群體是男人、青少年和窮困的成人。可能的解釋原因從環境（例如無法取得蔬菜或價格太高），到身分（例如認為吃肉比較有男人味的觀念）都包括在內。
因此，採取所有人一體適用的行為措施，無法得到90％的戴口罩率，也不可能達到群體免疫所需要的高疫苗接種率（世界衛生組織估計需要有65％至70％的人口接種）。我們必須根據人們行為背後的理由，來區分願意戴口罩或堅持不戴的人。比方說，我們在前述那項有關社交距離的研究中發現，享有更高的財務安全、更常尋求資訊、更憂心疫情，這三者是民眾願意保持社交距離的關鍵驅動因素。
根據這些標準，我們把人口劃分成四組群體：「憂心的社交距離保持者」「不擔心但守規矩」「意向與行動不一致」和「不主動尋求資訊的懷疑論者」。最後兩組人（即「懷疑論者」和「意向與行動不一致者」）遵守社交距離原則的比率都很低。要說服他們改變行為，必須採取針對性的介入措施。例如，向「意向與行動不一致」者提供紓困激勵金，有助於緩解造成這群人不保持社交距離的財務障礙。至於「懷疑論者」，則可善用這群人能夠接納的公眾人物（在這方面就是男性共和黨人），讓這群人關注疫情，並且更願意遵守防疫措施。
也就是說，我們需要的行為策略應該是全面性的，而且有細緻的差異性做法。這樣的策略能夠體認人類行為的異質性，把全民細分成不同群體，優先考慮可促進或阻礙民眾遵守防疫措施的關鍵心理性和結構性驅動因素和障礙，並且以實證為基礎制定務實的措施組合，並不斷加以改良。而這正是社會與行為科學家的專長。
比方說，要讓大家都遵守隔離規定，就必須給予某些人足夠的社會、經濟和心理支持。另一方面，有些人沒有去做篩檢，主要障礙也許是沒有交通工具。疫苗的情況也一樣：有人不接種是因為不相信科學，但也有人是相信科學，只是被醫療體系排除在外。要讓這些人接種疫苗，就必須解決欠缺醫療管道的障礙。
拜登的新冠防疫小組如果納入學術界和應用界的社會與行為科學家，就能在三方面產生重大影響。
首先，這將有助於拜登政府向全美國傳達前後一貫的訊息：要對抗這場大流行疫情，個人和集體的行為就跟醫學創新一樣重要。
其次，這麼做能保證我們採取前後一致、以證據為基礎行為策略，而且這項策略有研究做為支持，而且深植於醫學，並配合採取必要的結構性介入措施以改變行為。社會與行為科學家，可以有系統而務實地檢視可取得的行為數據和證據，並確保能獲得足夠的經費，來研究和測試針對行為的介入措施。
防疫小組應納入在現實世界中有實施介入措施經驗的應用行為科學家，這一點很重要，有助於把各項建議做法，轉化為可操作的「教戰手冊」，以協助州政府和地方機構把指導原則化為行動。這樣的教戰手冊會建議採取一些經過測試有效的防疫措施，包括如何進行訊息宣傳活動（打擊錯誤資訊也是目的之一），以精準針對個別群體的行為驅動因素。這麼做，有助於確保對的防疫措施透過對的管道，實施在對的人身上。
最後，防疫小組納入社會與行為科學家，有助於拜登政府培養必要的關係，以便有效地實施行為策略。這項防疫任務太龐大、太複雜，因此一個集中式的團隊難以執行這項任務，而需要全球、全國、各州和地方等所有層級與下列各方通力合作，包括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專家和主管機構、值得信賴的社區領導人、藥局、企業，甚至社區組織。正如聯邦政府的疫苗研發計畫「神速行動」（Operation Warp Speed ）與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藥廠和其他單位合作，共同開發和配送新冠病毒的新疫苗，拜登新成立的防疫小組，也必須延攬懂得如何大規模處理這類行為問題的海內外專家、組織和企業。
即將上任的拜登政府，可以協助美國解決一百多年來最嚴重的健康危機。而最終能否成功，取決於它是否能在醫療、行為與結構性的防疫措施之間，取得恰當的平衡。如果做得到，就能夠拯救成千上萬人的性命。
（張靖之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