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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競爭者共舞

與競爭者共舞

2021年1月號

體育歸體育,政治歸政治?

Sports and Social Justice
拉姆齊.哈巴茲 Ramsey Khabb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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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畫:貝絲.古迪(BETH GOODY)
四年前,四分衛選手科林.卡佩尼克因種族問題,選擇在球賽播放美國國歌時下跪抗議,卻遭到美式足球聯盟驅逐;四年後,社會掀起「黑人的生命也重要」運動,不同的體育聯盟,有了不一樣的行動⋯⋯

2016年8月14日,一場美式足球熱身賽前,美國國歌響起,舊金山49人隊(San Francisco 49ers)的四分衛科林.卡佩尼克(Colin Kaepernick)單膝下跪,並未立正致敬。一開始很少人注意到,但他一次又一次單膝下跪之後,終於有人問了原因。他在8月26日解釋道:「對一個壓迫黑人與有色人種的國家,我不會對這個國家的國旗起立表達尊敬。」各方反應不一:有人支持,也有人極為憤怒。

美式足球聯盟打壓卡佩尼克

時間過了四年半,現在完全可看出,卡佩尼克當時的和平抗議極具先見之明,而且影響深遠,啟動了一場運動,並點出一些基本問題:職業運動員在大眾生活中的角色為何?職業運動聯盟要以什麼樣的角色,來放大或壓抑這些「員工」傳達的社會與政治訊息?

當然,這些聯盟都是規模數十億美元的事業,經營者深知自己的決定會如何影響獲利。不令人意外的是,對於卡佩尼克和仿效他的人,各聯盟的反應不同。美國美式足球聯盟(NFL)企圖打壓這位四分衛,而隨著來自球迷、川普總統和其他共和黨人的壓力升高,NFL還禁止在演奏國歌時下跪。而美國職業男子與女子籃球聯盟(NBA和WNBA)強調,現有規定要求在演奏國歌時站立,但他們鼓勵採用各種較不會影響業務的抗議方式。美國職業足球大聯盟(Major League Soccer)支持球員,有權以自認合適的任何方式和平地表達抗議,至於美國職棒大聯盟(Major League Baseball,MLB)與美國冰球聯盟(National Hockey League,NHL),並沒有明文規定。

2017年秋季,卡佩尼克實質上遭到NFL驅逐。但他仍是社會行動主義的象徵人物。2020年,在艾莫.亞伯里(Ahmaud Arbery)、布倫娜.泰勒(Breonna Taylor)、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等多樁謀殺案之後,「黑人的生命也重要」運動(Black Lives Matter,BLM)發展加速,各聯盟運動員出面發聲的人數超過以往,呼應卡佩尼克的訴求與姿勢(甚至穿著他的球衣)。

與利益相互綑綁的體育產業

在這整場風波當中,有些聯盟(NBA和WNBA),成為企業社會正義的明亮燈塔;也有像NFL這些聯盟,頂多只能說算是明明滅滅的閃光。最近有兩本書提供了一些有用的背景,說明我們的運動賽事及社會運動,是如何發展到今天這種情況的。這兩本書的作者都曾擔任運動記者,分別是《比賽不是遊戲》(The Game Is Not a Game)與《美式足球的無畏行動派》(Football's Fearless Activists)。

在《比賽不是遊戲》當中,羅伯特.傑克森(Robert Scoop Jackson)清晰呈現出對這些議題的部分主要意見〔包括NBA教練波波維奇(Gregg Popovich)、柯爾(Steve Kerr)、「詹皇」詹姆斯(LeBron James),當然也包括卡佩尼克〕,並且談到一些令人有深刻感受、過去曾報導過的議題,像是「未受尊重的」女性運動員、資料分析的偏誤,以及「美式足球倫理及種族道德的生意」。該書巧妙安排了一組特寫報導,這些內容放在一起之後呈現的故事,是關於一個無法脫離現實政治束縛,但仍希望能與政治劃清界限的產業。傑克森寫道:「多年來,我注意到那些在最高創造收入層級做決定的人,正是與比賽文化中心最遠的一群人。」

由麥克.佛里曼(Mike Freeman)撰著的《美式足球的無畏行動派》,詳細介紹卡佩尼克的故事,剖析他單膝下跪的決定、保守媒體對他攻擊,以及把他逐出美式足球界的運作機制。談到NFL總裁羅傑.古戴爾(Roger Goodell)對國歌抗議的處置(失當),佛里曼拋出直言不諱的觀察:「古戴爾無法像NBA總裁亞當.席佛(Adam Silver)那樣支持卡佩尼克,因為古戴爾代表各球隊老闆,而其中大多數老闆並不喜歡卡佩尼克的行為,或是擔心這會影響財務,或者兩者兼而有之。」

NBA多元開放的表現

這引導我們回來談2020年。當美國在疫情大流行時期因種族正義抗議而紛紛擾擾之際,NBA和NFL的反應形成強烈對比。NBA立刻發表聲明支持BLM運動,許多球員也紛紛加入,甚至帶頭遊行,而沒有受到斥責。與此同時,NFL保持沉默,直到旗下18位明星球員聯合發表影片,要求球團發聲,情況才改變。古戴爾公布一支自己的影片,表示自己早該聽聽球員的意見。

ESPN報導指出,NBA在「泡泡」(the Bubble)裡開賽(編按:指集中在一個與外界隔離的場地裡開賽),不受新冠疫情影響而完成賽季,有很大原因是聽取NBA聯盟裡許多人才的意見,而非一切由管理層級下決定。球場上貼著BLM的貼紙,球衣上印著「Say Their Names」(說出他們的名字)等標語,賽後訪談也常常談到社會正義。在另一位黑人雅各.布雷克(Jacob Blake)遭警方槍擊後,球員開始杯葛球賽,直到NBA終於同意將球場開放做為選舉日投票站。讓我們比較一下NFL復賽時的作為:只有教練戴口罩,但場上球員不戴,而且沒有「泡泡」(因此出現許多新冠病毒的病例);直接正規賽,沒有熱身賽(之後有許多知名球員受傷);有些明星球員大膽敢言,但聯盟本身很晚才開始協調對BLM議題發言。

願目的大於獲利

在過去這一年的危機當中,兩個最知名、以黑人為主的男子運動聯盟,回應方式為何如此不同?一如佛里曼與傑克森的說法,相信《哈佛商業評論》的讀者應該也能體會,一切都是由於組織動態:結構、文化、權力、獲利。

NBA的規模比NFL小(NBA有三十支隊伍、各約15人;NFL有32支隊伍、各約55人)。NBA約有75%的球員是黑人,NFL大約70%。NBA更依賴高薪明星球員,這些人職涯較長,球場外的影響力也更大〔例如「詹皇」詹姆斯和史蒂芬.柯瑞(Stephen Curry)〕。NBA的球員工會更強,集體勞資談判協議也更偏向球員。至於聯盟的高階主管、球隊老闆、經理與教練,似乎也都了解應該要與這些人才合作,而非監督他們。此外(很遺憾,這似乎正是關鍵),NBA球迷的種族多元性遠高於其他聯盟,因此坦然公開支持BLM的立場,並不會像NFL那樣大幅威脅到收視或營收。

如果以後有一本書要記錄NBA泡泡的沿革,內容會是描述一些勇敢的球員仿效卡佩尼克挺身而出,而不是勇敢的億萬富翁棄財務報表於不顧。

正如所有營利事業一樣,NBA做善事的預算有限。例如在2019年,一位球隊經理在推特上聲援香港抗議民眾,NBA就不太願意支持他,擔心會破壞與中國事業伙伴的關係。儘管如此,在過去這一年的抗議運動中,NBA(與WNBA)的表現仍遠超越NFL,展現出良好的管理與企業社會責任。這讓我們更接近這樣一個世界:專業運動聯盟願意重視目的,勝過獲利。在目前,這一點應該值得鼓勵。

(林俊宏譯自“Sports And Social Justice,” HBR, January-February 2021)

書名:《比賽不是遊戲:美國運動的權力、抗議與政治》(The Game Is Not a Game: The Power,Protest, and Politics of American Sports ,Haymarket Books, 2020)

作者:羅伯特.傑克森Robert Scoop Jackson

書名:《美式足球的無畏行動派:科林.卡佩尼克、艾瑞克.里德、肯尼.史提爾斯等運動員如何挺身對抗 NFL與川普總統》(Football's Fearless Activists: How ColinKaepernick, Eric Reid, Kenny Stills, andFellow Athletes Stood Up to the NFLand President Trump , Sports Publishing,2020)

作者:麥克.佛里曼 Mike Freeman



拉姆齊.哈巴茲 Ramsey Khabbaz

《哈佛商業評論》助理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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