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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感:高績效秘密武器

使命感:高績效秘密武器

2018年7月號

司徒家族的一頁傳奇

管理學大師出身音樂世家
採訪■ 楊瑪利、張彥文 Ma-Li Yang, Yen-Wen Chang , 文■張彥文 Yen-Wen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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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司徒達賢祖父司徒夢巖六十壽辰,由上海市府交響樂團主辦的司徒家庭音樂會公演。(從左至右)司徒興城、司徒海城、司徒華城、司徒志文。 司徒達賢 提供
在台灣的管理學界,無人不知政大講座教授司徒達賢之名。但其實司徒家族還有好幾位名人,包括司徒夢巖、司徒興城、司徒達宏等人,都是音樂界的重量級人物,他們為司徒家族更添一頁傳奇色彩。

在台灣的管理學界,無人不知政大講座教授司徒達賢之名。但其實司徒家族還有好幾位名人,包括司徒夢巖、司徒興城、司徒達宏等人,都是音樂界的重量級人物,他們為司徒家族更添一頁傳奇色彩。

「司徒」是個複姓,世居廣東省開平市。司徒達賢的曾祖父起初在香港經商,後來清朝五口通商,就跑到上海做糧食貿易的生意,創立「司徒源記」商號,一度是橫跨香港、上海及營口的大貿易商。因為家境富裕,曾祖父就讓司徒達賢的親祖父司徒夢巖,渡海赴美,在麻省理工學院(MIT)念大學預科,之後就進了MIT讀機械。堪稱是當時最早一批的中國人了。

不過,後來黃浦江發大水,「司徒源記」的存貨大多堆放地下室,被吞噬大半,血本無歸,曾祖父寫信給兒子夢巖,附上三百美元,叫他放棄學業回國。

但司徒夢巖不想放棄,希望靠自己的力量繼續完成學業。在努力的過程中,他在美國碰到兩位貴人,一位是在天津行醫,同樣姓司徒的本家,在那個年代旅遊到波士頓,碰到窮困但上進的司徒夢巖,就接濟了他一百美元,這在當時是一筆不少的錢。

祖父另一位更大的貴人,是清朝駐美大使,同樣也是廣東人的伍廷芳。司徒夢巖因為伍廷芳的幫助,得到清朝政府的獎學金,後來從機械系,改念造船系。

他在美國時,更因為遇到美籍波蘭裔的小提琴製作大師戈斯(Walter Salon Goss),因此習得了製作小提琴的高超技藝,是讀書以外的插曲。

司徒夢巖畢業後回到中國,在江南造船廠擔任總工程師,更特別的是,他是中國第一個會做小提琴的人。但司徒夢巖對小提琴的專長,卻意外開啟了司徒家族的學琴之路。

失聯的兩岸家族
因小提琴重啟聯繫

司徒達賢的父親是老大,沒有學琴。但他的幾個叔叔,不管是留在大陸,還是跟著國民黨遷居來台,後來都成為兩岸音樂界的翹楚。

在台灣最有名的,是有「小提琴教父」之稱的司徒達賢三叔司徒興城,曾擔任台灣省交響樂團小提琴首席暨副指揮;二叔司徒海城是上海交響樂團第二小提琴首席;四叔司徒華城則在北京音樂學院任教,也是中國著名音樂劇「東方紅」首演時的小提琴首席。

出身音樂世家,司徒達賢也跟著三叔學過四、五年的琴,但因為音調和拍子抓不準,漸漸對音樂失去興趣,最後就放棄了。

司徒達賢曾自我調侃,有一次司徒興城的學生要在台北中山堂辦音樂會,一度研究要不要讓司徒達賢上場,「後來想想還是算了」。

雖然司徒達賢自認沒有天份,二叔司徒海城的兒子、司徒達賢的堂弟司徒達宏,卻將藝術細胞傳承了下來,在16、17歲時的琴藝就已名揚上海。

大陸改革開放後,一位美國的小提琴大師去上海參觀,那時上海就刻意安排司徒達宏在一個倉庫裡拉琴,假裝是不經意被大師發現,後來這段故事還登上了《時代雜誌》(TIME)。已在美國工作的司徒達賢姊姊看到Seetoo這個姓,又是拉琴,直覺應該是家人。原本失聯多年的兩岸家族,因此聯繫上了。

司徒達宏後來到美國念茱莉亞音樂學院及寇蒂斯音樂學院,定居紐約,轉型成為音樂製作人,迄今已獲六座葛萊美獎。

未傳承音樂天份
但以全校第一考取政大企管

常說自己和孩子都沒有傳承音樂天份的司徒達賢,選擇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

司徒達賢在高一的時候就立志要念政大企管系。起源是當時已就讀政大西語系的姊姊,拿回來一本企管系的學報,「那時候根本沒聽過什麼叫企業管理,原來可以管工廠、管業務、管財務,還可以管人事;畢業後可以去公司當經理,真是太好了!」司徒達賢說,從那時開始,念政大企管系變成他人生最重要的方向。

原本高一功課普通的他,從此有了目標,高二後功課就突飛猛進,後來以全校最高分考進政大企管系,好不風光。

「司徒達賢可說先聲奪人,因為他是第一名考取政大企管系,所以很早就知道班上有這麼一號人物,」當時教他行銷學的許士軍回憶,當時就覺得司徒達賢有一種鶴立雞群的感覺,在課堂上也常提出獨特的見解,埋下了後來許士軍力邀司徒達賢回國任教的伏筆。

政大企管系畢業後,司徒達賢於美國伊利諾大學取得MBA,之後又在西北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當年許士軍擔任政大企研所的所長,在司徒達賢還在西北大學撰寫論文之際,就已經鎖定要找他回來,「我那時打電話給他,跟他說聘書已經在我手上了,」許士軍笑著說,其實根本還沒有聘書,但當年所長說了算,於是他敢下這樣的承諾。

考運也傳奇
猜中公費留學英文作文題目

其實,在司徒達賢赴美留學之前,還有一段「祕辛」。

為了參加公費留學考試,司徒達賢從當兵的崗山空軍官校請假北上,專業科目市場學、行銷學等,他非常有把握,但比較擔心因當兵荒廢了一年的英文。

考試當天,司徒達賢帶了一本「英文作文範例」到考場,其實之前也沒怎麼看過,帶著安心的成分居多。第一堂國文考完,上完廁所回來,離英文考試還有十分鐘,本來在聊天的同學學長都鳥獸散了,司徒達賢就拿起這本範例隨手一翻,看到一個題目「Where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有志者事竟成),還有「起、承、轉、合」的分段說明,最後還加上一段拿破崙的話:「我的字典裡,沒有難這個字。」

沒想到進入考場,一翻開英文作文,出現了司徒達賢口中「這輩子最驚訝的一剎那」,因為作文題目就跟他剛看的那篇一模一樣!「我英文基礎還不錯,而且那時候記憶力比現在好很多,看一遍幾乎就背下來了,」司徒達賢說,這個機緣巧合讓他至少多考了三十分,但也讓他感到肩上有了壓力,覺得對台灣有責任,也是讓他後來決定返台執教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伊利諾大學念MBA的時候,因為公費解決了經濟上的問題,暑假不需要打工,司徒達賢決定多修幾門課。其中一門叫做企業政策,專門教哈佛的個案,這也是司徒達賢第一次接觸到個案教學,但沒有任何產業經驗,即使翻來覆去的讀,還是不甚了然。不過,那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教個案很拉風,可以隨時點學生回答問題,老師上課好有權威,」司徒達賢發現,這種教學方式與單向溝通完全不同,取得MBA之後,就申請西北大學,攻讀企業政策的博士。

其實,當年很多公費出國留學的學生,很多都選擇留在美國,司徒達賢願意回國教書,除了拿到公費,讓他覺得對國家有責任外,選擇企業政策做為研究領域,也是一項重要因素。

司徒達賢分析,如果留在美國,這門課他沒辦法教得好,「我如果用英文去教一屋子美國人個案討論的話,壓不住的,」更重要的是,他的父母也都在台灣,「一生還有幾十年的時間能跟父母在一起,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1976年回到台灣,司徒達賢開了「組織理論與管理」「企業政策」兩門課,第一年的學生就來自台大、交大、成大等各路好手,像是白崇亮、李仁芳、吳秉恩、段鍾潭、宋學仁、樊景立等人。當時28歲的司徒達賢,面對諸多跟他差不了幾歲的優秀學生,教起來也是戰戰兢兢。

「我在上面講課,下面砲火四射,他們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司徒達賢那時就體會到,習慣單向教學的老師,要改成個案教學這種互動方式是不容易的,因為「心臟要很強、臉皮要很厚、反應要很快!」現在,累積了四十多年的經驗,司徒達賢的腦中已經形成一座寶庫,可以隨時應付各種場面。

改成個案教學這種互動方式是不容易的,因為「心臟要很強、臉皮要很厚、反應要很快!」

「學生來上課如果只是應付老師,這樣我活著沒有意思,」到現在,司徒達賢還是很在意學生有沒有聽、懂了沒有,是不是真的感興趣。

不過,司徒達賢對於外界的稱譽,則是謙虛地表示,個案教學每個人風格不一樣,但他的個性是比較輕鬆的,可能更適合這種教學方式,「我比較適合做餐廳秀!」說到這裡,特有的「司徒風格」又冒出來了,總能不時讓人笑出聲來。(本文與2018年《遠見》雜誌共同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