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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破大立新人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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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號

珍.芳達

Jane Fonda
珍.芳達 Jane Fonda , 採訪 ■ 加百列.約瑟夫–戴塞斯 Gabriel Joseph-Deza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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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芳達的父親赫赫有名,母親則走上自殺一途,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珍芳達熬過艱難的童年,之後成為成功的女演員,然後又以社運活躍人士的身分,找到更重大的使命。她在1970年代贏得兩項奧斯卡獎,在1980年代成為健身專家,在1990年代專注在非營利工作,並在2005年重返演藝圈,最近擔綱演出《同妻俱樂部》(Grace and Frankie)劇集。

《哈佛商業評論》(以下簡稱問):在早期,芳達這個姓氏,對你是幫助還是阻礙?

珍.芳達答(以下簡稱答):毫無疑問,這是一項優勢,因為人們對我的關注,多於對其他女演員的關注。但我也想要確定,自己不是因為身為亨利.方達(Henry Fonda)的女兒而得到角色,所以我更努力工作。我不是每週上一堂課,而是每週上四堂課。但我被定型成鄰家的乖女孩。所以,當我有機會到法國拍電影,遠離父親的陰影時,就緊抓住那個機會。

問:你為什麼選擇演戲,然後又選擇投入社會運動?

答:我當演員,是因為不知道還能做什麼!我當祕書被解雇,(戲劇指導)李.史特拉斯伯格(Lee Strasberg) 跟我說我很有演戲天分,而且我必須謀生。演戲是工作。

我一直到三十歲才開始投入社會運動。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正在發生,我懷孕了,懷孕使得女人像海綿一樣,很能吸納周圍發生的事情。那時候,我發現我想改變自己的生活,並參與試著終止戰爭的社運。當時我住在法國,嫁給羅傑.華汀(Roger Vadim),育有一個小女兒。我拋下一切,前往美國成為社運人士。

問:你在職涯中遇過性別歧視嗎?

答:嗯,我的片酬比不上合作的男演員。我覺得別人根據我的外表來評斷我,這讓我很長一段時間非常不舒服。有些導演試圖要我獻身,才肯提供工作給我,但我會一笑置之。在那個時候,也就是1960年代初期,物化和性別歧視隨處可見,你對這個情況莫可奈何。直到後來,隨著婦女運動興起,這種情況才開始改變。我和別人共同創辦女性媒體中心(Woman's Media Center),幫助擴大婦女的發言權。

問:你如何選擇專案?

答:起初我只是感激有人提供邀約,我幾乎沒有信心。我想到了華倫.比提(Warren Beatty),我記得他說:「這些是我唯一想要合作的幾位導演。」我想,如果有人想和我一起工作,我就算幸運了。因為這一點,我不是很開心。我到33歲左右時,已是社運活躍份子。我有位朋友肯.卡克雷爾(Ken Cockrel)在底特律當律師,而我在底特律學習與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nited Auto Workers)一起組織活動。我跟他說:「我想我會退出演藝圈,我不喜歡別人給我的角色,我想成為全職的運動組織者。」他說,「別這麼想!這個運動有很多組織者,但沒有電影明星。你必須繼續演戲,更關注你的職涯。」從那時起,我開始拍我自己的電影,首先是《歸返家園》(Coming Home),並開始在工作中找到快樂。

問:在艱困時期,你如何鍛鍊復原力?

答:我認為,你不是有復原力,就是沒有復原力,這是天生的。小時候,我原本可能陷入悲慘的深淵,但我的復原力就像雷達般一直掃描地平線,偵測尋找任何能夠給我愛或教我事情的人。有復原力的人能化悲憤為力量,他們可以一直都是最強大的戰士。

「上帝通過我們的疤痕和傷口,而不是通過我們的獎品和歡呼,來到我們身邊。」

(林麗冠譯自“Life's Work,” HBR, March-April 2018)



珍.芳達 Jane Fonda

女演員/社會運動人士。她在1970年代贏得兩項奧斯卡獎,在1980年代成為健身專家,在1990年代專注在非營利工作,並在2005年重返演藝圈,最近擔綱演出《同妻俱樂部》(Grace and Frankie)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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