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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讓世界不再是平的?

川普讓世界不再是平的?

2017年7月號

川普讓世界不再是平的?

Globalization in the Age of Trump
潘卡.葛瑪瓦 Pankaj Ghemaw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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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畫:索勒夫.迦納.吉雷森(Thorleifur Gunnar Gíslason)
雖然保護主義的確會改變企業做生意的方法,但全球化的真相,和你想像的不一樣。因此,不管多國籍企業是否要從全球化的浪潮中撤退,轉向聚焦在地化,都必須做出調整:縮編沒有獲利的業務,把資源集中用於順應在地需求。

僅僅在一年前,我們還難以想像世界會變成現在的樣子;這使得企業領導人必須倉促地進行調整。無國界世界的神話,已開始崩塌。美國和英國這兩個開放市場的傳統支柱,正在搖晃,而中國正把自己定位成全球化最堅定的捍衛者。2016年6月,英國脫歐公投震驚歐盟,而美國隨著總統大選的進展,有關全球化的新聞報導變得愈來愈負面。

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就職美國總統一星期之後,貿易戰爭的恐懼情緒突然竄升,《經濟學人》(Economist)刊登一篇名為〈全球企業撤退潮〉(The Retreat of the Global Company)的封面故事,文中宣稱:「過去三十年最重大的企業理念深陷泥淖,而規模優勢和……套利已經耗損。」奇異(GE)董事長暨執行長傑佛瑞.伊梅特(Jeffrey Immelt)也在談論該公司從全球化轉往在地化的「大膽轉向」。

但在這個不確定的時刻,大舉從全球化撤退,對企業真的是正確的做法嗎?或者,如果沒有收拾行李回國,他們是否應該把專注於在地化,也就是在銷售產品的地點生產、甚至是創新,當成最好的策略選擇?至少,我的研究結果顯示並非如此。還記得十年前,企業領導人認為世界正在變成「平的」,而不受國界限制的全球企業,很快就會主宰世界經濟。事實證明,這種過分誇大的言論是錯的。今日面對新保護主義者的壓力,而大喊要從全球化大規模撤退,同樣也是過度反應,過度轉向相反的方向。對於全球化的狂熱,雖然有一部分已轉趨悲觀,特別是在美國,但全球化尚未經歷嚴重的反轉。即使真的發生了,也不能稱之為全球化的終結:錄音機上的「倒帶」鍵和「停止」鍵,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全面撤退,或是過度仰賴在地化,會阻礙企業運用各種目前仍然有效、未來也會持續有用的全球化策略,跨越疆界和距離來創造價值。今日的動盪情況,使得多國籍企業有必要略微調整策略、組織結構和社會參與方式。本文的目的就在釐清一般對於全球化正在改變(與沒有改變)之處的普遍誤解,並提供指導方針,協助領導人決定在哪裡競爭與如何競爭,以及檢視多國籍企業在這個複雜世界中的角色。

全球化走向

對全球化的未來產生的質疑聲浪,在2008到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開始浮現。但隨著總體經濟情況改善,這種陰霾被晦暗不明的各種觀點取代。例如在2015年,短短三個星期之內,《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就刊出羅柏.薩繆爾森(Robert J. Samuelson)的〈以曲速前進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at Warp Speed),以及編輯部執筆的文章〈全球化的終結?〉(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面對這種模稜兩可的情況,最根本的做法就是檢視數據資料。為了解全球化的實際演變,我和史帝芬.奧特曼(Steven Altman)匯整了兩年一次的DHL全球連結度指數(DHL Global Connectedness Index),該指數追蹤國際貿易、資本、資訊與人員的流動(見表:「全球化並未陷入反轉」)。這個指數裡對企業最有意義的兩個構成要素,就是商品貿易與外國直接投資,這兩者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受到重創,但在那之後就都沒有出現類似的衰退。2015年貿易大幅下滑,但幾乎純粹是受到價格影響,原因是大宗商品價格暴跌和美元升值。更新後的資料顯示,2016年的外國直接投資下降,部分是因為美國打擊稅負倒置(tax inversion)。完整的2016年資料目前還無法取得,但納入考量人員與資訊流動之後,或許會強化全球化程度持平、甚至提高的結論。

然而,真正大幅轉向的,是美國與其他先進經濟體的大眾輿論風向。一項研究分析了美國和英國各主要報紙提及「全球化」這個詞的語氣,流露明顯的不滿情緒,尤其2016年的媒體態度分數大幅下降;分析的對象包括美國的《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英國的《泰晤士報》、《衛報》(Guardian)、《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很諷刺地,可能是因為一般人、甚至幹練的企業高階主管,常大幅高估國際業務流動的強度,甚於國內活動的強度,因此形成下面兩個對比的現象同時存在:一方面是從好壞參半到正面的實際國際流動數據,一方面是對全球化的輿論驟然轉向負面。換句話說,這個世界全球化的程度,其實沒有一般人想像的高(見表:「全球化謬論落差」)。

「全球化深度」,是指國際活動相對於國內活動的比率,如果對全球化深度的感受誇大了,會付出很高的代價。根據我進行的一些問卷調查,高估全球化程度的受訪者,更容易誤信有關國際企業策略與公共政策的錯誤說法。企業人士若是高估世界的全球化程度,在海外經營業務時,就很容易低估了他們必須了解和回應不同國家的差異。在公共政策的領域,領導人容易低估進一步全球化可能帶來的潛在效益,並高估全球化對國內社會的傷害。

問卷調查顯示,人們也會低估全球化的廣度。廣度是指,國際活動在全球分布的程度,而非集中在少數地區。2007年,《哈佛商業評論》一項讀者問卷調查中,有62%的受訪者,認同引用自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暢銷書《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的說法,認為當前企業是在「全球、可上網的環境下經營,這樣的環境讓人們得以……在研究與工作上即時協同工作,而不必考慮地理位置和距離,甚至在不久的將來,連語言都不是問題。」但資料顯示,上述這些因素依然持續大幅抑制實際的國際活動。

為了反制這種「全球化謬論」(globaloney),我針對全球化的深度與廣度,分別提出兩個法則:

● 半全球化法則:國際商業活動雖然明顯,但強度遠低於國內活動。

● 距離法則:文化、行政、地理、經濟方面的距離,會阻礙國際互動。

這些原則列在我撰寫的《全球化法則》(The Laws of Globalization)一書中,若能在未來運用,會對策略決定很有助益。由於保護主義情緒升高,以及可能爆發的貿易戰爭,這些原則是否依然有用?在川普行政團隊和其他政府的具體政策仍不明朗之際,最好的壓力測試方法,就是回顧上一次重大貿易戰爭爆發的時期,也就是1930年代,那次戰爭導致全球化出現歷史上最大的反轉。我們從中得到兩個重大教訓,也剛好呼應我的兩個全球化法則。

第一個教訓是,雖然國際貿易在1930年代驟然大幅減少,但並未完全枯竭。國際貿易在1929年開始出現大崩盤,到了1933年初,貿易流量已暴跌三分之二。然而,價值縮水反映的主要是價格下滑,而不是數量減少,數量的衰退幅度不到30%。即使在國際貿易崩潰之後,貿易量依然極為龐大,讓商業策略人員無法置之不理。

第二個教訓是,各種類型的距離繼續阻礙國際商業活動。例如,從1928到1935年,貿易流量和地理距離的關係,幾乎沒有改變。共同語言和殖民關係帶來的受惠效應,依舊非常強大:當其他一切條件相等,存在這類關係的國家,彼此之間的貿易量,約是彼此不存在這種關係國家的五倍。最終結果就是,原本彼此就是主要貿易伙伴的國家或國家集團,在國際貿易急降之後,彼此的貿易關係大體上仍維持不變。

回到未來:如果全球貿易在1930年代沒有乍然暫停,我們可以合理推測,這樣的情況也不會出現在2020年代。分析顯示,如果在川普任內爆發貿易戰爭,可能造成的貿易衰退程度,也遠不及1930年代時的情況。穆迪分析公司(Moody's Analytics)估計,如果美國按目前的提案真的對中國和墨西哥課重稅,而這兩國也祭出報復行動,那 麼,這個因素加上其他因素,可能造成美國2019年的出口減少850億美元。這大約只占美國2015年出口總額的4%。當然,更廣泛的貿易戰爭可能造成更重大的效應,但後果極不可能像1930年代那樣嚴重。

同樣地,在經濟大蕭條時期,儘管貿易深度大幅降低,但貿易的廣度沒有太大變化,因此,今日如果發生貿易戰爭,這點或許也不會有太大的改變。值得補充的是,由於現在有更多獨立的國家,以及更加垂直分工的供應鏈,地理距離對商品貿易的估計影響,實際上比1930年代更大。

在哪裡競爭

如果整體的國際互動不太可能消散,個別多國籍企業撤退的理由何在?《經濟學人》近期刊載的全球企業撤退潮一文引發重大討論,當中點出這些企業經歷的績效問題。但過去三到四年衰退發生的背景,是大宗商品價格重挫、全球化相關服務的需求下滑,對美國企業來說,還有匯率的變化,這些因素明顯對績效數字有重大影響。而過去十年來更長期的衰退,都適逢全球化確實放緩的時期。

如果主張這段時期的績效不振問題,會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國際化,就如同主張新加坡應退出全球化,以解決該國自金融危機以來經歷的成長問題,因為根據DHL全球連結度指數,新加坡是世界上全球化程度最深的國家。新加坡官方的「未來經濟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Future Economy)公布的最新報告,反駁了前述的想法,該報告表示,新加坡未來仍會持續追求貿易、資本和知識流動的全球化。即使是對出口依賴程度遠不如新加坡的國家,全面退出全球化,也會產生反效果。

即使經濟條件有利,而且全球化程度快速提升,就像數十年前的情況,多國籍企業仍可能面臨績效問題。我在2003年為《哈佛商業評論》撰寫的文章〈失落的策略〉(The Forgotten Strategy)指出,1990到2001年之間,《財星》(Fortune)全球五百大企業國外業務的平均銷售報酬率,持續低於國內業務。考量到距離法則隱含的困難,企業的多國籍化一直都是個選擇,而不是必須要做的。部分企業與產業顯然做過頭,特別是在金融危機之前幾年。

今日主要缺乏討論的部分,是大家應該有「視情況而定」的觀念:它應該是依據個別情況來制訂做法,其中全球化相關的行動,是按自身效益來評估,而不是遵循某些廣泛的指令,例如是否要邁向全球化或返回國內。不過,很多多國籍企業的確必須重新關注自己競爭的地點,也就是要重視市場的選擇。

企業領導人也必須拒絕「真正的全球化企業必須在所有主要市場競爭」的想法。《哈佛商業評論》2007年的那項調查中,有64%的受訪者認同這句話;然而,一份針對當時16家多國籍企業內部財務資料的分析報告指出,當中八家企業旗下的一些大型地理區域事業單位,如果把財務成本考量進去,這些單位其實都減少了價值。這樣的問題目前依舊存在。例如,在高度全球化的汽車產業,主要車廠當中似乎只有豐田(Toyota)能成功在日本、北美、歐洲和關鍵的新興市場中,建立大幅的市占率,同時維持豐厚獲利。相反地,大部分主要車廠更適合遵循通用汽車(GM)的例子,該公司在2017年3月出售虧損的歐洲業務歐寶(Opel)。

海外資產規模排名前一百大企業的近期資料,也訴說著同樣的故事。這些企業通常在數十個國家營運,但它們包括母國在內的前四大市場,通常占營收的六成,占整體獲利的比重甚至可能更高。《財星》全球五百大企業(以營收計),只有個位數百分比的企業,在北美、歐洲和亞太這三大地區的每一個地區,都至少占20%的營收。

為釐清該專注在哪些市場,企業應了解,距離法則不僅適用於貿易,也可用在外國直接投資上。雖然外國直接投資受到地理距離的影響程度不及貿易,但我估計,共同語言和殖民關係的效果應該類似,而且,外國直接投資受到人均所得差異的影響更大。

所以,今日公司在權衡各項選擇時,應能找到文化、行政/政治、地理和經濟親近性的地點去尋求機會。若回想一下,國家關係在1930年代變得異常重要,上述想法就會產生更強烈的共鳴。政治環境轉變時,企業領導人必須謹慎留意自己的母國如何重新調整國際關係,並從事自己的企業外交。

另外請記住,留在母國也是個選項。全世界只有0.1%的企業是多國籍企業,但國際化高度偏重較大型的企業,因此這個數字大幅低估這些企業的整體影響力。多國籍企業的海外相關企業 約占全球10%的GDP,而多國籍企業本身占全球貿易額的五成以上。對總部位在大型新興經濟體的企業來說,專注在快速成長、且它們享有主場優勢的國內市場,是個格外有吸引力的主張。

當然,即使沒有國際化,還是可以有貿易產生,這也是某些人士吹捧的未來浪潮:《經濟學人》指出,「一群利用電子商務在全球從事買賣活動的小型企業正在崛起。」但電子商務的國際化程度,仍明顯低於非電子商務。由於政策環境正在醞釀改變,這時似乎特別不適合認為,光靠架設網站或加入網路平台,就可以邁向全球。

領導人必須拒絕「真正的全球企業必須在所有主要市場上競爭」的想法。

如何競爭

假設你的結論是,自家企業應繼續在各種市場經營,仍必須釐清是否要改變你為了因應保護主義壓力,而使用的策略類型或組合。我在2007年撰寫的《重新定義全球策略》(Redefining Global Strategy)一書中說明,全球策略有三個關鍵要素。

若想根據跨國界的差異來調整,以因地制宜,企業就應採用「順應」(adaptation)策略。企業採用「集結」(aggregation)策略,以達成跨越國界的經濟規模和範籌。「套利」(arbitrage)策略是要利用差異,像是某國的低勞動成本,或是另一國更好的賦稅優惠。

企業使用這三個策略的方式,在保護主義高漲的世界會略微改變,但改變的程度可能不如你想的那麼大。以順應策略為例,傑佛瑞.伊梅特談論自家企業「大膽轉向」不再採用集結的做法,以及「在地化」在今日環境下的重要性。他不是唯一抱持這種主張的人。企業應尋求機會加強執行順應策略,因為更積極回應差異,有助於降低保護主義的衝擊。

企業落實順應策略最明顯的做法,就是讓產品、政策、市場定位都多樣化,以配合當地市場。然而,每個變化都會增加成本與複雜度,因此,明智的順應策略,通常會限制變化的量,以及針對引進的所有改變,設法改善它們的效能與效率。例如,企業可以設計共同的平台,在這上面提供在地變化。或者,它們可藉由授權加盟、合資企業,或是其他類型的合作方式,把部分的順應成本外部化。

雖然加強順應做法可能很有道理,但多國籍企業不該自動把順應當成第一優先要務,因為這只會削弱自身相對於在地競爭對手的競爭優勢來源。全球企業通常主要以集結為基礎,來合理化自己的跨國策略,特別是那些來自先進國家的全球化企業。大部分的經典案例中,全球企業投資在無形的技術或行銷資產,這些資產可以跨國界來擴大規模。這些優勢必須非常巨大,才能壓倒有主場優勢的在地競爭對手。對已在海外市場建立體質良好、獲利豐厚事業的多國籍企業來說,集結策略的經濟理由不會消散,即使有些國家拉高在該國內經營的成本。另一方面,對旗下事業表現僅略微出色的市場,企業可能必須縮編。

至於套利策略,垂直型多國籍企業在供應端、而非需求端全球化的機會,近年來已有些許減少,但依然龐大。即使大型新興市場持續繁榮,美國的人均GDP仍是中國的七倍、印度的33倍。各國稅制差異也不會消失,並將繼續提供套利機會。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資料,各國企業稅率差異自2007年以來沒什麼改變,而打擊避稅天堂方面的進展也相當緩慢。此外,不同國家之間在安全、健康和環保標準上的差異依然存在,儘管利用這些差異會引發道德疑慮。

新興市場出身的多國籍企業,多半從套利方面的優勢起家,憑藉母國的低成本在海外競爭。這個策略,持續推動印度的海外資訊科技服務產業成長,進而掀起一波套利策略熱潮,佛里曼《世界是平的》一書,正是受到這個產業的啟發。超過十年後,印度工程師的薪水仍遠低於美國工程師,而降低成本,也仍是企業選擇外包的主要原因。以印度為核心據點的最大型業者,在成長與獲利方面的表現,遠勝過西方的競爭對手。2016年6月,以印度為核心的前四大業者合計市值,比前四大西方競爭同業高出50%。

有意競爭全球領導地位的先進與新興國家企業,必須改善各自的傳統弱點:對既有業者來說,是套利,對新興競爭者來說,是集結。例如,資訊科技服務產業中已開發世界的既有業者,像是埃森哲(Accenture)和IBM,擴編它們在印度的人力,印度企業則試圖強化自己的品牌和技術能力。

回到奇異的例子,伊梅特的大膽轉向在地化,確實暗示要加強順應策略。但奇異就像絕大部分的其他多國籍企業,無法放棄集結或套利策略。奇異基於集結策略的優勢,是它能在170個國家競爭的後盾。奇異55億美元的研發支出,造就世界一流的技術創新;340億美元的品牌價值,為它打開通往世界各地的門戶;著名的主管訓練計畫,吸引並培育人才;它的業務範籌涵蓋產品、服務和各個地理區,結合起來有助於奇異巨大的跨國集結潛力。雖然伊梅特的評論,精明地把薪資套利輕描淡寫為「奇異在1980年代做過的事」;有別於當前專注在銷售更多商品到國外,套利策略在過去數十年間,早已在奇異根深柢固,未來恐怕不會消失,而且將持續作為它全球化策略的一環。在我看來,奇異「在地化」策略的最佳解讀,就是保留在集結方面的核心強項,同時,淡化企業先前對套利的強調,並變得更加順應。

參與社會

除了在哪裡競爭與如何競爭之外,如何參與社會,已成為企業領導人議程上日益明顯的議題。除了受到法規高度管制的產業,企業在制定策略時,一向都把和政府、媒體與大眾的互動,視為次要的事。但現在,就像波士頓顧問公司(BCG)馬丁.瑞夫斯(Martin Reeves)指出的:「在很多情況下,企業目睹來自政治與總體經濟因素的衝擊,更勝過競爭方面的考量。」他說,這些因素包括英國脫歐造成的匯率波動、政策聲明造成的股價震盪,以及因預期貿易政策轉向而更動投資計畫所造成的成本。我還會在這個清單加上非政府組織崛起、社群媒體大量增加、反全球化情緒升溫。

企業因應這些發展的做法,受到許多因素限制。第一,反全球化情緒高漲,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反對大型企業。企業的整體聲望正處於歷史低點。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近期有一份問卷調查詢問美國受訪者,十種職業的從業人員對社會健全各有多少貢獻。企業高階主管的排名倒數第二,只贏過律師。僅24%的受訪者認為企業領導人貢獻「很多」。艾德曼信任量表(Edelman Trust Barometer)2017年的結果也顯示,執行長的可信度處於歷史低點。企業針對如何配置自己擁有的聲譽資本所作的決定,也因為公民與政府之間的緊張關係,而變得更複雜(例如,優步執行長崔維斯.卡拉尼克〔Travis Kalanick〕加入川普的商業諮詢委員會後,就面臨大眾印象的問題),此外,有關更大環境會如何演變的不確定性,也使得企業有關聲譽資本的決定變得更複雜。

在這樣的情境下,只是高聲多談社會議題,就像目前常有人告訴企業領導人要這麼做,並不是萬靈丹。雖然很難用三言兩語說明該怎麼解決這些複雜的問題,但半全球化法則確實有建議一個指示,以及一個見解。第一個指示:無論企業經營的地點在哪裡,遵循政府的期待不是長久之道。多國籍企業必須制定兼顧在地化與跨國連結的政府議程和社會議程。反全球化的壓力,要求多國籍企業在經營的國家提供並傳播當地的更多好處。這類的做法不能只是遵循法規,還要包括就業機會、技術等形式的貢獻。

當然,調整成過度偏向在地化也有危險。例如,當年面對德國納粹政權的崛起,IBM沒有選擇撤離(即使IBM支援進行的人口普查,已明顯被用來辨認猶太人以進行迫害),IBM設法和納粹政府一起壯大。1937年,IBM當時的執行長湯瑪斯.華生(Thomas Watson)獲頒並接受希特勒授予的「為德意志帝國服務」獎。今日,人們會希望企業根本不會考慮採用這樣的策略。

半全球化法則也提供一個重要的見解:處理當前許多的不安氣氛,包括反全球化情緒(但不只是這種情緒),需要的是改變國內政策,而不是關閉國界。例如,今日對全球化的主要抱怨之一,是覺得它造成所得分配不均情況惡化,以及在先進國家中,有很大一群人受到忽視,處境變差。在美國,所得分配不均已攀升到僅在1920年代出現過的程度,而其他國家,特別是已開發國家,情況也相當類似,只是惡化程度可能較小。同時,企業獲利則直逼有史以來的最高水準。

然而,認為上述問題的主因在於全球化的這個普遍想法,實際上是不合理的。大部分的研究指出,技術進步與美國的工會式微,對所得不均的影響大於全球化。真實世界的佐證:美國所得分配不均的程度遠高於荷蘭,但荷蘭的貿易占GDP比重,是美國的六倍,既然荷蘭能維持更合理的所得分布,要把美國財富分配不均歸咎於全球化,似乎是相當奇怪的一件事。而且,即使有人傾向怪罪全球化,但顯然,選擇以保護主義作為解決方案,代價會遠高於政府安全網、增加最低基本工資、改變稅務政策、職業訓練計畫等選項。這類政策未必受到大企業的喜愛,因此,企業若能公開表態支持,是非常強有力的宣言。此外,關閉邊界無助於國家因應自動化對工作造成的相關威脅,而在討論工作的未來時,自動化的威脅才是論辯主軸。

我在2011年出版的《世界3.0版:全球榮景與如何達成》(World 3.0: Global Prosperity and How to Achieve It)一書中,深入剖析歸因於全球化的各種傷害(我原本預期目前對全球化的反彈,在幾年前就會發生)。有些傷害,像是與國際貿易和投資失衡有關的風險,的確相當明顯而重要。然而,相較於實際的國際整合程度,其他絕大部分傷害都顯得過分誇大。例如,根據英國航空業者在某個報告中的估計,國際航空運輸業的能源相關溫室氣體排放量,僅有英國航空乘客在過去一項意見調查中所估計排放量的十分之一而已。要解決全球暖化問題,更有效的做法是處理更大的排放源,像是家庭或汽車。我的研究結果顯示,為解決全球化確實會產生的副作用,國際開放應搭配制定一些國內政策,那些政策是專門用來解決全球化確實會帶來的副作用。

當然,這樣的看法,明顯和美國總統川普偏好的國內解除法規管制和國際干預相反,因此我產生了最後一點看法,這可能看似帶有政黨偏好,卻是根植於一個普遍的觀念,那就是企業的市場策略與非市場策略應協調一致。如果你的企業是全球企業,或是終將成為全球企業,積極支持下面這些政策是不明智的:建立貿易和資金流動障礙、降低人才流動性,以及讓「企業可以為提升多個國家人民的福祉做出貢獻」成為不合理想法的政策。即使你只重視股東價值,也不應支持這類政策。長期來說,非常仰賴海外採購的企業,像是沃爾瑪(Walmart),以及出口遠超過進口的企業,像是奇異,可望因聯合起來反對保護主義而受惠。

反全球化某種程度上也是在反大企業。

全球化沒有回頭路

2006年,時任IBM董事長暨執行長的山繆爾.帕米沙諾(Samuel Palmisano,中文名字「彭明盛」),在《外交事務》期刊(Foreign Affairs)發表的經典文章指出,跨國企業主要參與貿易活動,但到了1900年代初期,它們開始投資進行產品在地化。他也主張,近期出現了新的公司形式,也就是全球整合型企業,對這類企業來說,「國界愈來愈無法界定企業思維或實務的邊界線。」

從今日的角度來看,這似乎過度樂觀。但對負責領導多國籍企業的領導人來說,還是有些好消息。第一,全球企業的整合程度,從來不曾趨近帕米沙諾預言的情況,所以,如果全球化真的開始反轉,所需進行的調整會比民眾想像的還少。第二,目前仍不清楚,是否真會發生全球化撤退:近幾年來國際活動停滯不前,但並未大幅減少。第三,即使發生類似1930年代初期的全球化激烈翻轉,若以貿易與外國直接投資來看,世界全球化的程度仍勝過1920年代,更不用提是和19世紀相比了。所以,重提一百年前的多國籍企業結構,或是150年前以貿易為基礎的結構,未免不切實際。全球化策略與實務的進步,遠超越這些過去的模型可能隱含的建議,而選擇走回頭路,對領導人根本毫無助益。

(劉純佑譯自“Globalization in the Age of Trump,” HBR, July-August 2017)



潘卡.葛瑪瓦 Pankaj Ghemawat

紐約大學史登商學院(New York University's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管理與策略的全球教授,教育與管理全球化中心主任,他也擔任西班牙巴塞隆納IESE商學院全球策略講座教授。


本篇文章主題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