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恥辱.企業贖罪

Samsung, Shame, and Corporate Atonement
羅莎.鍾(音譯) Rosa C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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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不同文化的憤怒有何差異。

過去幾個月來,對韓國政府和重要企業貪汙腐敗的指控甚囂塵上,局勢一片動盪不安。南韓全國都在深入探討家族企業扮演的角色,以及追究這些企業是否應對種種不當行為負起責任。

在2月,實際掌握三星集團的領導人李在鎔被控行賄而遭到逮捕,他遭控曾支付3,600萬美元給前總統密友的非營利基金會,以換取政治利益。李在鎔否認這一切指控。接下來在3月,時任南韓總統的朴槿惠遭彈劾下台,部分原因便出在她遭控協助密友崔順實對企業施壓,要求捐款給崔順實控制的非營利組織,並讓她取得政府機密文件。這類醜聞引發的激憤,把自由派候選人文在寅推上總統寶座;朴槿惠任用親信及貪汙腐敗的醜聞餘波蕩漾,而文在寅的競選承諾,正是要對南韓由家族控制的企業王朝施加壓力。

韓國民眾既嫉妒又憎惡像是三星、SK、LG、現代(Hyundai)之類由家族把持的大型企業集團。這種韓國企業集團被稱為財閥(chaebol),它們占了韓國股市總市值超過一半。然而,財閥對韓國這個世界第11大經濟體的貢獻,卻蒙上了陰影,因為它們屢屢爆出賄賂、企業治理不佳等醜聞,持股計畫又錯綜複雜,讓各家族得以聚積財富、繼承管理權(目前,韓國財閥多半掌握在家族第三代的手中)。文在寅矢志阻止各家族繼續用這種方法,掌握這些表面上看來公開上市的公司。

政治醜聞爆發,加上接下來的選舉活動,重新點燃民眾對財閥過去種種不當行為的怒火,許多人覺得財閥從未真正悔改。然而,如果三星和其他財閥希望改過自新、修補公司名譽,就必須走一條和其他西方企業不一樣的路線,因為關於「贖罪」的潛在規則,各個文化有極大的差異。

「罪感文化」的贖罪

在罪感文化(guilt culture,主要為西方國家)當中,要得到寬恕,就要先承認自己的行為已違反社會法則。如果當事人認為自己無辜,就該在法庭上否認有罪,並證明自己清白。但如果最後被發現有罪,入獄服刑就足以伸張正義。

正因如此,在美國爆出某些重大企業醜聞時,民眾期待看到公司高層鋃鐺入獄,認為這是他們贖罪的方式。以恩隆(Enron)案為例,前執行長肯尼斯.雷伊(Kenneth Lay)就被判詐欺和共謀有罪,刑期45年。前總裁暨執行長史基林(Jeffrey Skilling)提出上訴,希望縮短他24年的刑期。至於前財務長安德魯.法斯多(Andrew Fastow),則被判六年有期徒刑。

但也確實,涉及2008年金融危機的高階主管,罪感文化對於用刑法來制裁他們,並沒有多大興趣。舉例來說,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產九年後,前執行長理查.富爾德(Richard Fuld)仍是自由之身;其實,在這場美國金融危機中,沒有任何一位企業高層為此入獄。盎格魯愛爾蘭銀行(Anglo Irish Bank)有三位前任高階主管雖然因為共謀誤導投資人、存戶及放款人,被判入獄,但刑期也只有短短幾年(這筆詐欺的72億歐元交易,最後導致愛爾蘭爆發金融危機)。至於在英國,雖然蘇格蘭皇家銀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和蘇格蘭哈利法克斯銀行(HBOS)的幾位前高層主管丟了爵位,卻躲過了刑事起訴。

有時候,不提出刑事訴訟,可能是為了緩和疑慮,不讓民眾擔心這些行為會大大影響國家經濟。但也有些時候,看來是在罪感文化中,我們可以憎惡罪行本身,但同時仍尊敬犯下罪行的人。英國金融監理總署(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就表示,單獨挑出個別的犯錯者來懲罰,是不公平的;並認為在這場金融危機中,銀行家的行為是出於業界普遍的文化;如果只是象徵性地做出單一懲罰,不會有什麼效果。

即使如此,在罪感文化中,「入獄服刑」仍被當成個人「對社會贖罪」的方式之一。同樣地,政府監管機關也可能對企業判處高額罰款或和解金。不論是讓高層入獄、或是像福斯汽車(Volkswagen)認罪而付出43億美元高額罰款,都是針對特定罪行的懲罰,如此就能恢復企業名譽。

「恥感文化」的贖罪

相對地,在像是南韓和日本之類的地方,執行長通常不會鋃鐺入獄。東芝(Toshiba)前執行長田中久雄及其他幾位高層,造假浮報12億美元的獲利,卻僅獲判緩刑。同樣地,現代汽車集團會長鄭夢九、三星集團會長李健熙(他的兒子就是被捕的李在鎔),以及SK集團前會長崔鍾賢,雖然也都曾因不同的貪汙腐敗案而定罪,卻也都得到總統特赦。

如果企業高層被控犯罪,光是在相關嫌疑公諸於世的時候,讓人看到戴著手銬的照片,或是各種關於羈押的煽動報導,懲罰便已開始。這是因為在恥感文化(shame culture)中,面子就代表榮譽。而這些犯錯的執行長受到愈多羞辱,公眾其實也就愈能原諒他。領導人想恢復榮譽,比較有效的做法不是服刑幾年,而是誠懇地深深鞠躬道歉。

在恥感文化比較極端的例子中,丟了面子甚至可能導致自盡。舉例來說,前南韓總統盧武鉉誓言要改革財閥,但妻子被控收受企業款項,他便在2009年跳崖自盡,這項舉動讓他的地位由罪犯變成英雄,調查也就此中止。這通常也只有在恥感文化才有可能發生。

許多亞洲國家民眾都很重視維持面子、避免恥辱,西方人常常難以理解這一點。舉例來說,研究者就發現:在日本,道歉代表個人的悔悟;而在美國,更可能被視為承認是自己犯錯而應負起責任。

三星的處境

三星該怎麼做,才能在家鄉恢復名聲?除了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更該積極承擔起各種道德及社會責任。

李在鎔被捕後,三星決定解散「未來策略辦公室」(Future Strategy Office,一般認為是對李家最忠心的組織),這是個好的開始。但這樣還不夠。三星目前負責行銷的社會貢獻部門,也應徹底革新。如果能提出更真誠的企業社會責任計畫,而執掌三星的李家,也能公開承諾採取合乎道德倫理的領導風格,就等於是向政府及大眾傳達訊號,顯示三星是真正準備改變。

要徹底落實改革,三星可以借助自己歷來的強項:絕佳的內部聲望。我的研究顯示,三星超越索尼(Sony)成為全球電子公司龍頭的關鍵,就在於絕佳的內部員工忠誠度。但我相信,現在正是時機,該讓公司高階主管把對李家的忠誠,轉為對企業的忠誠。而這會是個需要精心設計與執行的改革。

三星一直有著化危機為機會的悠久歷史。如果不是從1990年代晚期亞洲金融危機學到寶貴教訓,三星不可能成為現在這樣的全球化大企業。而在Galaxy Note 7的召回事件中,三星的股價也達到歷史新高。如果三星採取正確步驟挽回聲譽,員工和南韓人民就會再次尊重這個始於1938年、品牌為三顆星星、當時只有約兩美元投資額的企業。

有關三星目前的處境,以及這家財閥的整體聲名,確實有許多負面批評的聲浪。當然,南韓政治人物及新聞媒體大肆宣傳醜聞的做法,也應受到批評。但即使如此,文在寅的大勝,以及對三星接班人的持續調查,都顯示政治領導人及檢察官決心要改正該國太過輕放企業高層人物的名聲。相較於過去試圖改革財閥的做法,新政府應該著重以政策減少貪汙和任用親信,而不只是找出替罪羊來平息民眾怒火。

而且重要的是:這也是三星或其他財閥的機會,可以努力挽救自己在南韓和世界人民眼中的形象。(林俊宏譯)



羅莎.鍾(音譯)

羅莎.鍾(音譯) Rosa Chun

位於愛爾蘭的都柏林大學學院斯莫菲特商學院(UCD Michael Smurfit Graduate Business School)教授,專長是企業倫理和企業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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