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財政部長桑默斯:企業領導人應挺身對抗川普總統

Larry Summers: Business Leaders Should Stand Up to President Trump
亞迪.伊格納西斯 Adi Ignat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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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前財政部長呼籲企業執行長應專注長期。

美國前財政部長賴瑞‧桑默斯(Larry Summers)表示,美國與美國企業兩者的成功禍福相倚,而且兩者都仰賴「全球開放、不帶偏見、以事實為基礎作決策。」桑默斯曾在歐巴馬總統任內擔任國家經濟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席,他曾批評川普總統某一些保護主義政策,以及初上任時簽署的部分行政命令,認為那些政策和行政命令將影響美國經濟及長期利益。我最近與他談話時,他敦促企業領導人挺身捍衛自己的原則,他表示:「如果雇用數十萬員工的執行長都無法對當權者說真話,還有誰能對當權者說真話?」以下是經過編輯的訪談內容。

《哈佛商業評論》(以下簡稱問):目前政府上任不過短短數日。很少有企業會想真正涉足政治,而且我猜想許多人也都認為政府正在挑選接下來要應付的挑戰項目。現在大家真的應該都加入這場政治戰局嗎?

桑默斯(以下簡稱答):我們得判斷一下,現在這個時刻究竟有多不尋常。我認為,看到有難民在機場受阻,很不尋常;看到美國威嚇墨西哥,說要建造六十呎高、兩千哩長的高牆,也很不尋常。認為這些都不算是不尋常情況的人,當然就不需要說什麼。但我認為有許多人認為這不尋常,而在這種情形下,我認為應該謹慎地表達意見。

現在確實有些措施值得讚賞。許多人認為政府法規過嚴,他們樂見放寬法規監管,或是改革公司稅。

然而,如果要像許多企業領導人一樣談到公民責任,像幾乎所有企業領導人一樣談到長期主義,難道還有比美國在世界的領導地位之外更重要的長期議題嗎?我尚未見到有企業領導人公開反對保護主義。但在私下,許多企業領導人顯然很憂心美國正走向保護主義。

問:川普總統有些命令並不會直接影響到企業人士,你認為他們應如何回應這類命令?涉足政治領域看來有利有弊,但試圖維持中立似乎也是利弊互見。

企業領導人總是在談長期主義的重要性,而長期主義的面向之一,就是要支持與商業密不可分的社會。歷史上看來,企業過去挺身對抗壞政府的表現並不理想,無論1930年代的歐洲,或是1970及1980年代的拉丁美洲,都是如此。在我看來,企業領導人(特別是全球企業的領導人)都期待美國能支持開放的全球體系、以及我所稱「開放自由的自由女神價值觀」,也希望美國政府的政策是以事實及證據為根據,而不只是憑直覺和印象。在過去幾天,以上三項價值觀都遭到嚴重挑戰,而我很遺憾並未看到更多企業領導人站出來表達他們的擔憂。

有一群企業領導人同意加入新任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已讓川普大受鼓舞。委員會本週將開會,很值得觀察他們究竟是否願意對掌權人士說出真相、表達擔憂。當然,這需要勇氣。如果被一則推特點名批評,可能會影響公司股價。但當我們談到長期主義,談到哈佛商學院所教導、執行長們宣揚的終極價值觀,我認為像是全球開放、不帶偏見、以事實為基礎作決策,都是很核心的議題。企業領導人有責任要堅持強調這些事的重要性。

問:我認為,這個委員會裡的部分成員會覺得「我希望對政府有影響力。但如果要有機會擁有這種影響力,就不該公開批評川普政府,就算有些事情讓我很不舒服也不批評。」你認為這種想法對嗎?真的有人能影響這個政府嗎?

這些是大家必須做的判斷。我曾在兩任總統任內擔任高層職務,我要說的是,如果有人認為在一個一年開會四次的委員會上避免批評,就能對公共政策有重大影響,這個人實在非常、非常天真。讓政府作為失去正當性的這種可能性,更有可能真正能影響政府的作為。

我認為歷史已經證明,所謂的效用陷阱(effectiveness trap),也就是以為不發言就能發揮效用,只是令人安心的錯覺,而非真正的事實,不論是1930年代的歐洲、1980和1990年代的公司、越戰時期或水門案時期的美國,都是例子。

問:那麼,你是否建議委員會成員如果看法與川普政府大不相同,就該辭職?

我並不期待或要求任何人,在第一次開會就要大動作辭職。我希望的是會議上能夠有非常坦誠且直接的對談。我的觀察是──而且我在民主黨執政時也看到這種情況,企業領導人很不願意對總統說出自己對政策的真正看法。他們在會前會上說的,和實際面對總統時所說的很不一樣。我總是希望他們不要如此,因為我覺得他們如果坦率直言,才是對總統最好的做法。

然而,為了他們的名聲及公司著想,我的建議會是:如果他們基本上不太放心政策的方向,就不該讓政府的活動得以運用他們的名聲來獲得正當性。

問:目前政府的情況又特別棘手,因為川普總統會盯上個別企業。像星巴克採取明確立場,表達將雇用難民,川普的支持者立刻就發動了「杯葛星巴克」的活動。另一方面而言,星巴克也得到了非常正面的(消費者)回應。如果你是執行長,考量到自己的受託人責任,並認為自己確實對股東有短期責任,你還是會坦白說出心聲嗎?

這是個複雜的情況,真的必須設法取得平衡。如果雇用數十萬員工的執行長都無法對當權者說真話,還有誰能對當權者說真話?

堅守原則的企業,能得到員工及顧客的忠誠。出於恐懼而妥協的人,則會遭到海外的人、顧客及員工嚴厲評斷。

但目前在科技以外的其他產業(科技業已有許多人熱烈發聲),我認為以目前的情況來看,很難相信未來情況不會變得更加明朗。

另一項事實,而且可能是另一項重點,就是人愈多就愈安全。或許總統可以用推特發文批評某一位執行長,但我相信如果面對的是整個企業協進會、整個商會、許多產業團體、或是他任命的整個顧問委員會,發推文就不是很有效的策略。要靠領導力及政治的藝術,來找出有效的做法。

我十分期盼我的擔憂只是反映了初期這幾天的情況,而再過幾個星期、幾個月,整個行政體系就能回到美國的常規。這會是我最樂見的事,但我並沒有信心認為事情會是如此。

問:你多次提到與1930年代歐洲的對照。你會想把這種對照推展到什麼程度?

如果歷史教了我們什麼,就是威權主義要愈早處理愈好。我並不是認為美國民主已經淪亡,正好相反,我對美國體制的韌性深具信心。

然而,美國體制並不會自動發揮韌性,而要仰賴民眾來看出危險、採取步驟。所以我認為,我們可以從最極端的例子中學習,知道哪些道德概念才重要,看出背後的威脅,看出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體系的運作面臨哪些威脅。

問:如果川普總統能夠讓稅法更合理、精簡不必要的監管法規、推動一些基礎建設支出,是否對商業是件好事?畢竟現在股市上漲了。

我不敢說他真能做到其中任何一件事。據我猜測,我們日後回顧此刻,會覺得只像是一時的興奮。像是在20世紀選後股市表現最好的一次,就是胡佛當選總統那次(編按:胡佛上任時正值美國開始進入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

我認為,長期而言對於美國商業最糟的情形,大概就是美國犧牲掉全球領導地位,不再是自由及機會的燈塔,而且不再用事實及證據、而是用偏見及敵意做為決策的基礎。

我認為,如果我們相信──而且我相信許多企業領導人也相信,商業的成功與美國的成功是禍福相倚的,就不能只是相信商業好就是對美國好。我們還必須相信,為了長期的商業利益,我們必須挺身守護長期的美國價值觀。(林俊宏譯)



亞迪.伊格納西斯 Adi Ignatius

《哈佛商業評論》英文版集團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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