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世界已經數位化,也不一定會全球化

Even in a Digital World, Globalization Is Not Inevitable
潘卡.葛馬瓦 Pankaj Ghemaw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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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脫離歐盟(Brexit)公投和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之後的餘波盪漾中,全球化被視為政治上的燙手山芋,而非通往繁榮的熱門票。這種民粹主義的強烈反應提醒了我們,全球化的報償並沒有平均分配;因此,一直有人質疑國界是否應該對貿易開放,同時也關切未來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在川普當選後的那一週,以Google搜尋「貿易戰爭」(trade war)的次數增加了七倍,並且持續攀升。

即便有這樣的轉變,很多專家仍相信全球化擁有幾乎無限的潛力。大多數專家把焦點放在數位化和通訊科技上,雖然有些關注焦點仍放在交通基礎建設上(例如普拉格.卡納〔Parag Khann 〕所著的《連結地理》〔Connectography〕)。

我要把這類對全球化的誇大觀點稱為「全球化謬論」(globaloney),克萊兒.布斯.魯斯(Clare Boothe Luce)在1940年代創造了這個詞。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認為,因為網路的關係,所以「世界是平的」(他在2005年一本以「世界是平的」為名的書中提出這個觀念)。他用清楚、簡單的方式提出這個觀念,但這個呈現方式是錯的。

最近一個與數位化相關的「全球化謬論」例子,是伊恩.高登(Ian Goldin)和克里斯.庫塔納(Chris Kutarna)合著的《發現時代》(The Age of Discovery),書中指出,相互連結的情況大幅增加,因此我們可能正處於即將發生「全球文藝復興」的邊緣。幸運的是,美國大選後三天,我剛好跟高登同時出席一個探討全球化與風險的討論小組會議,我在會中指出,川普具體展現了可能會阻撓全球文藝復興的那類風險。高登的回應是:不論是貿易戰爭或任何因素會影響到實體流動,都不會妨礙到跨國界數位流動的爆炸性成長。

雖然我同意數位化在某些方面能夠促進全球化(比方說,讓小型公司更容易出口),但基於下列八項原因,我認為在目前的全球情勢下,不可能光靠數位科技就繼續推動全球化:

1. 150多年以來,眾人都曾讚譽新科技讓全世界合而為一。過往這些說法後來證明都是錯的,這個情況讓人懷疑新的類似說法。佛里曼宣稱「世界是平的」,是受到印度軟體業的例子所啟發。在他出版那本書十多年之後的現在,印度軟體出口商超過80%的營收,以及在大多數情況下所有的利潤,依然是源自於英語市場,很容易受到簽證和境外法規的影響(目前這問題尤其值得關切),他們貼近西方客戶來投資,以便往價值鏈上方移動(進入顧問諮詢業),同時仍然非常依賴位在印度的軟體工程師,他們的成本只有西方的一小部分(在一個真正平坦的世界裡,這種差異理應迅速消失)。

2. 檢視一下數據,電話、臉書(Facebook)上的好友、網際網路流量、電子商務和推特(Twitter)好友的國際比例占了5%到25%。換句話說,對於所有這些數位類別來說,國內互動遠勝過國際互動。國家邊界仍然非常重要,許多面向上的距離遠近也很重要。尤其是語言差異,仍然大幅妨礙了所有的國際溝通。

3. 「數位流」的國際化程度似乎持續提高,至少對於某些類別(網際網路流量和電子商務)來說是如此,但提高的速度緩慢,而非爆炸性成長。雖然麥肯錫顧問公司(McKinsey)最新的數位全球化報告中至少有六次提到,從2005年以來,國際數據流量成長了45倍,但同一時期國內數據流量也大幅成長。我個人的最佳估計是,從2005年以來,網際網路流量的國際比例大約成長了一倍。這是很大的成長,但遠低於45倍。對國際流量絕對成長率的大肆宣傳,不會有益於增加國際化的強度。

4. 就算數位流的國際化程度爆炸性地成長,但無法限制它們的影響,因此它們能淹沒其他一切事物,包括(非數位的)貿易和投資。比方說,1930年代初期,橫越大西洋電話開始服務,首先是紐約與倫敦之間的服務。越洋電話飛快的成長率,原本應該是表示全球化有強勁的表現。但其實,1930年代初期,世界貿易很快就下降了三分之二,正因如此,那段時間通常被視為第一波全球化明確結束的時期。

5. 聚焦在數位流,也忽視了某些數位流其實跟實體流是密不可分的,而一般認為這些實體流多半受到各國政府的完全控制。如果貨物無法輕易跨境運輸以履行訂單,跨境的電子商務必然會減少。而且,人流會刺激貿易和資訊流。舉例來說,若是兩國之間的國際電話業務量最龐大,這兩國之間的移民人數也會最多。

6. 政府不僅可以干涉數位流,也可以干渉實體流。這成為眾人目前關切的議題,尤其是因為「碎網路」(splinternet,又稱「分裂網路」)的分裂現象,而碎網路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國獨立發展的網際網路生態。網路空間開拓了一個全新戰場,使得前述那些擔憂進一步加劇;網際網路分析師表示,數十個國家目前擁有能力可以駭客攻擊他國,作為其外交政策的延伸。有一個更廣泛的觀點,特別有助於反對「科技獨尊」的概念,這個觀點就是,政策選擇能夠超越科技的發展。

7. 虔誠的數位愛好者通常會把數位化與無形資產混淆在一起,而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無形資產的密度確實大幅增加;但把數位化與無形資產混為一談的方式,誇大了數位轉型的潛力。比方說,某些類別的專業知識,通常被認為是無法數位化的。曾深入思考資訊流的約翰.海格三世(John Hagel III)和約翰.希利.布朗(John Seely Brown)就認為,內隱知識(tacit knowledge)的價值正逐漸增加,而非減少。

8. 另一項常見的錯誤,是把數位化與科技混為一談,並且主張所有的技術變化都會進一步推動全球化。可是,像機器人和3D列印這一類的發展,最後可能會減少、而非增加貿易量,這取決於它們的成本下降的速度。線上教育技術可能會減少大學生的跨境流動。有誰會知道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最終可能會對觀光業造成哪些影響?

近來,另一項跟數位化有關的貢獻是理查.鮑德溫(Richard Baldwin)的《大匯合》(The Great Convergence),這本書採取了更具體的方法:區分了全球化的第一個時代(由運輸成本下降來推動)、第二個時代(通訊促進了經濟生產和技術知識的擴散),和第三個時代(仍然在發展當中,是透過「遙現」〔telepresence〕和「遠端遙控機器人學」〔telerobotics〕等人類的虛擬移動所推動)。人們當然可以看到鮑德溫試圖描述的龐大潛力:實現移民遷徙帶來的某些好處,而不必真正有人移民進來。不過,純粹的遠距互動聽起來的確有點缺乏人性。就算這種互動本身被設計成討人喜愛的做法,但目前大家都很擔心工作的問題,很難想像人們會把勞動服務跨境外包的急遽增加,視為成功的結果,因此能夠持續進行。(當然,隨著包括中國在內的歐亞大陸北方出現人口緊縮現象,這種擔心也可能會改變。)

為什麼指出別人的「全球化謬論」有錯是很重要的,無論是數位或其他形式的「全球化謬論」?在公共政策的層面,即便是在當前如此危險的時代,「全球化謬論」仍會引發自滿而得意忘形。如同Soho中國的首席執行官(執行長)張欣今年在瑞士達沃斯(Davos)宣稱的:「無論如何,儘管去年政治選舉有那麼多意外的結果,但全球化仍會持續下去。今天我們連結的程度如此高,來到達沃斯正是再度肯定這一點。」不過,一邊是達沃斯的全球化菁英,另一邊是他們的顧客和員工致力貢獻本身所在的國家與地方,這兩邊之間欠缺連結,導致我們目前看到的強烈反彈。在商業策略的層面,「全球化謬論」導致了過度相信「數位平台就是全球化需要的所有靈丹妙藥」。對於我們目前面臨的困境,「什麼,我有什麼好擔心的?」可不是一個好回應。(蘇偉信譯)



潘卡.葛馬瓦

潘卡.葛馬瓦 Pankaj Ghemawat

潘卡.葛馬瓦(Pankaj Ghemawat)是巴塞隆納IESE商學院全球策略講座教授,著有《世界3.0版》(World 3.0:Global Prosperity and How to Achiev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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