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出自

2016:全球執行長100強

2016:全球執行長100強

2016年11月號

台灣執行長的永續挑戰

採訪整理 ■ 李郁怡 採訪整理 ■ 李郁怡
瀏覽人數:13372
《哈佛商業評論》英文版調查全球企業績效最佳執行長,今年進入第五年。〈2016年:全球執行長100強〉結果在今年10月中旬發表,入圍全球績效最佳執行長的台灣企業家共有兩位:鴻海精密董事長郭台銘、聯發科技董事長蔡明介,他們分居全球百強的40名與第83名。前者的財務績效雖然傑出,但受到公司環境、社會與治理績效排名落後影響,總排名因而往後滑落;後者則是在去年落出全球執行長百強之外,今年重回榜單,顯示企業領袖維繫全球競爭力有多麼不容易。

《哈佛商業評論》英文版調查全球企業績效最佳執行長,今年進入第五年。〈2016年:全球執行長100強〉結果在今年10月中旬發表,入圍全球績效最佳執行長的台灣企業家共有兩位:鴻海精密董事長郭台銘、聯發科技董事長蔡明介,他們分居全球百強的40名與第83名。前者的財務績效雖然傑出,但受到公司環境、社會與治理績效排名落後影響,總排名因而往後滑落;後者則是在去年落出全球執行長百強之外,今年重回榜單,顯示企業領袖維繫全球競爭力有多麼不容易。

在混沌不清的全球局勢之下,企業領導人要同時平衡企業短期獲利和長期策略利益愈來愈困難,不少人因為績效不夠理想,而丟了飯碗。去年,全球執行長異動率達到近17%高峰,而在過去幾年離職的執行長中,有超過五分之一是遭到解雇的;在競爭如此激烈的情況下,能夠名列〈2016:全球執行長100強〉名單上的執行長,顯然本事不小。

台灣今年有兩位企業家名列〈2016:全球執行長100強〉,與其他傑出全球企業領導人並肩。一位是鴻海精密董事長郭台銘,在百大執行長之中排名第40;另一位則是聯發科技董事長蔡明介,在百大之中排名第83名。去年,在〈2015:全球執行長100強〉名單上,台灣僅有鴻海精密董事長郭台銘一人,今年台灣進入百大執行長人數略增為兩位。

郭台銘

財務績效佳,但受企業環境社會治理表現拖累

鴻海精密董事長郭台銘今年是第二次進入全球執行長績效排名。去年他在執行長百強之中名列第33名,今年排名略較去年後退。

但如果只看郭台銘的財務績效表現,他可以說是全球最會為股東賺錢的執行長之一了。2016年執行長百強名單上的企業領導人,平均任內為公司股東創造的總股東報酬率為2,091%(調整匯率波動影響),年均報酬率約20.2%。而郭台銘根據2016年數據,任期內創造的總股東報酬率為4,933%(調整國家經濟波動結果),超過平均表現一倍。而若再將他任期內新增市值排序一起來看,他在〈2016:全球執行長100強〉財務績效排名在調整國家與產業波動之後,排名為全球百強第7名,去年則是第8名,都在全球前十之列。

不過由於《哈佛商業評論》衡量執行長績效除了占比80%的財務績效之外,還有20%比重放在非財務指標,也就是公司環境、社會與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ment,ESG)上的排名表現。但是郭台銘在ESG上的表現並不突出。在永續分析公司和CSRHub這兩家企業數據分析上的排名,郭台銘分居第458名與758名,排序偏後,因而影響了總排名排序,最後只在執行長百強之中位居第40。

其實,受到ESG表現不佳,而在全球執行長百強上的總績效排名往後退的並不只郭台銘一人。如果純論財務績效,排名第一的執行長應該是亞馬遜(Amazon)的執行長貝佐斯(Jeffrey Bezos),但在加計ESG排序之後,他的名次成為第76名;財務績效排名全球第二的則是騰訊公司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但在加計ESG之後,他的排名落在全球第45名。換句話說,儘管這些企業領導人帶領公司獲利的績效表現突出,但在企業社會責任、公司治理、環境保護等涉及其他企業利害關係人的表現,卻僅僅差強人意,甚至非常不理想。這個結果也反映了,全球企業執行長在面對股東期望獲利壓力之外,如何在其他攸關企業永續議題上獲得肯定,是當前重要的管理挑戰。

投資市場支持企業永續力量弱,不妨先從業外活動著手

為何企業領導人這麼難以帶領企業兼顧獲利與永續?即使是在國際商業舞台上,領導力最強的全球企業領袖也不例外?

輔大企管系教授暨社會企業碩士學程主任胡哲生認為,這與投資人普遍對於企業社會責任和永續的重要性認知還太低有關。

「由於傳統對好企業領袖或卓越經理人的定義,焦點放在『會賺錢』,也就是要為股東創造最大利益之上,所以人們普遍認為,能為股東賺錢才是好老闆。至於為股東之外的利害關係人謀求好處,那是賺錢後『額外的』,不是本職。」他指出,這種觀念行之有年後,在商場上拚搏的企業老闆,對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經營的內涵認識非常模糊。

而另一方面,儘管目前人們對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經營的意識與過去相比提高,各地投資市場上也有「企業社會責任指數」這類投資指標出現,甚至有的國家已有社會企業上市,或有以「社會經濟」(Social Economy)等經濟指標,替代GDP作為衡量經濟發達程度衡量指標的討論,但這些做法都並非主流,一旦企業利潤下降,不管為了什麼理由,股價也就馬上下降。也就是說,絕大多數投資人在意的還是企業要為自己賺錢,至於企業是否在ESG上達標,並不是關切焦點。這使得企業老闆和經理人從外界得到必須擔負ESG責任的力量不足。

胡哲生指出,舉例來說,企業老闆即使有意主動讓供應鏈管理更為符合環保標準,或讓廠房排汙高於法令標準要求,都不如想像得容易。反而是像要輸出歐盟的產品,有意好好經營的老闆可以對投資人理直氣壯說:「因為法令這麼規定!」

另外,今天人們也常批評台灣企業老闆對於ESG認識太淺,以為企業社會責任就是捐錢,而捐錢是為了形象與公關。聽到這些批評,胡哲生經常遇到老闆們問:「我也想盡企業社會責任,但競爭非常厲害,本業經營模式不可能隨便改,那還可以怎麼做?」這時,胡哲生經常建議他們先從本業之外的企業活動著手,例如,公司開團膳時採購農產品,與其找批發商競價,不如考慮依照CAS優良農產標準生產的在地小農,而雇員則優先雇用社區弱勢家庭。逐步建立起與在地社區、勞工等企業利害關係人的良性互動。

蔡明介

重回百強,後發先至挑戰極大

至於另一位入榜的台灣企業家,聯發科技董事長蔡明介則是《哈佛商業評論》〈全球執行長100強〉的常客。他在2012年首度入榜,名列第83強;2014年名列第21強。由於近年全球創新生態驟變,中國手機市場動能下降,因此蔡明介去年落出榜外;今年,則因為聯發科在新興市場的投入成績展現,再度回到〈全球執行長100強〉名單之中,名列第83名。

而能夠重回〈全球執行長100強〉名單並不容易。這不僅僅因為,聯發科技立足的IC設計產業,處於科技競爭風口浪尖,往往每三年全球前十大名單就會大洗牌,贏家因而被稱為是「一代拳王」;更因為在這一產業,如果要建立新的成長動能,往往需要至少五年以上長期布局,執行長因此較其他產業面對更大的長短期利益取捨壓力。

蔡明介曾經兩次成功帶領聯發科技轉型,擺脫一代拳王的宿命。一次是在2001年,聯發科技在DVD儲存晶片仍占有五成市占率情況下,毅然投入2G功能手機市場,最後在功能手機市場成為全球前三大;但是2010年,聯發科技卻因為想要維持既有的成績,過度專注現有的市場競爭,錯失了智慧型手機市場先機,一度造成股價大跌,而蔡明介迅速認清局勢,帶領聯發科技團隊快速應變,重回到全球市占率前三的地位。

蔡明介曾在2013年1月與2014年11月兩次接受《哈佛商業評論》全球繁體中文版專訪回顧了這段過程。他表示,2001年由DVD儲存晶片轉向進入功能手機市場並不困難,因為「IC設計產業最重要的就是思考產品布局」,他當時從機會的角度去看功能手機興起,對於是否會面臨其他競爭者挑戰,顧忌並不多;至於2010年一度挫敗,則是犯了只注重競爭對手,卻忘了展望趨勢變化的錯誤。聯發科因而事後檢討,將「客戶導向」加入了企業文化之中。

企業所處市場與生態,影響執行長風險承擔

台灣大學國際企業管理學系教授暨台大創意與創業學程主任李吉仁建議讀者,回顧聯發科當初為何切入中國「白牌手機」(指沒有品牌的平價手機),而不是一開始就切入價值鏈上端,爭取產業優勢地位的緣由。他指出,「當初,聯發科剛發展出手機核心晶片時,相信也試著去找過當時的一線手機品牌大廠(如Nokia),尋求合作導入的機會;儘管聯發科的單晶片有價格優勢,但對系統廠商而言,要採用全新、未被驗證過的核心晶片,對應的系統與組件亦需要重新設計驗證,以當時一線大廠的獲利能力,它何必冒這個風險換供應商呢?」聯發科在一、二線手機品牌商碰壁之後,只好回頭問自己,除了這些知名品牌,客戶在哪裡?這才找到了中國白牌手機業者。而有了聯發科從晶片到軟體設計統包(turnkey)系統服務,這些白牌業者便能以價格競爭破壞既有市場,而既有的手機品牌業者感受到威脅,才有動機回頭去找聯發科幫忙。

聯發科打入白牌手機市場的這套模式,就是創新大師、哈佛商學院教授克雷頓.克里斯汀生(Clayton M. Christensen)口中的「破壞式創新」,也是台灣科技業者的拿手好戲。然而,當台灣企業以破壞式創新站穩腳跟之後,要再進一步往價值鏈上端移動時,往往並不成功。李吉仁認為,主因在於「產品出海口」。因為台灣沒有自己的市場與品牌,當台灣業者要與國際一流業者對接時,先要接受像是聯發科在手機市場經歷過的質疑。而未來聯發科要在智能領域發展,同樣也要面臨品牌業者是在美國、歐洲或是中國,而非台灣的事實。

這種情況下,如何突破台灣企業往價值鏈上端再升級的挑戰?「創新轉型沒有單一的萬靈丹!」李吉仁指出,期望台灣產業再升級成功,資金、技術、人才與管理能力提升缺一不可。首先,台灣要有足夠的「商業發展」(Business Development)人才,讓企業有能力與國際一流品牌對口;另外,如果企業沒有足夠能力連結先進科技商機,就需要外力提供企業承擔失敗風險的資源,其中創投(venture capital)扮演關鍵角色。而這也是國發會設置產業創新轉型基金,企圖以資金平台帶動產業創新的理由之一。企業必須不放棄嘗試,才有機會逐步建立出更多能耐。




本篇文章主題永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