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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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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號

不見繁榮的榮景

Profits Without Prosperity
威廉.拉佐尼克 William Lazon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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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見繁榮的榮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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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儘管復甦強勁,但企業盈餘大多用來買回自家股票,並未大幅投資在成長機會上。結果只有管理高層獲利,失業率未見緩解,薪資也停滯不前。本文指出,企業不斷買回自家股票是在操縱市場,也使多數美國人的境況變差。

依照官方的定義,經濟大衰退已經結束五年了,美國的企業利潤強勁,股市也高漲。但大多數的美國人,並未分享到經濟復甦的好處。所得高居前0.1%的階層,包括企業最高管理階層的多數人士,取得了幾乎全部所得漲幅,但在此同時,好工作持續消失,新的就業機會往往並不穩定,而且薪酬偏低。企業的獲利能力,並未轉化為普遍的經濟繁榮。

問題主要可歸咎於,企業把大量盈餘用來買回自家股票。我們來看看2003 至2012 年間,在標準普爾五百指數中,股票持續掛牌的449 家公司。在這段期間,這些公司把利潤的54%,共2.4兆美元,用來買回自家股票,而且幾乎全部透過公開市場執行。在這期間發放股息,又花了這些公司利潤的37%。因此,它們只剩下為數很少的資金,可以用來投資在生產能力上,或是替員工加薪。

其實,由於股票回購的風潮如此巨大,連理論上可因為企業如此慷慨而受惠的股東,也開始擔心起來。「金融危機之後,許多公司在投資上畏縮不前,未積極尋求未來的成長,這情況令我們擔心,」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BlackRock)董事長暨執行長勞倫斯.芬克(Laurence Fink)在3 月所寫的一封致美國企業界公開信中寫道:「太多公司削減了資本支出,甚至增加舉債,以便發放更多股息,以及買回更多股票。」

為什麼企業會把那麼多的資源,用在股票回購上?企業高階主管提出了幾個理由,稍後我將逐一闡述。但是,比這些理由更能解釋股票大量回購現象的,是以下這個簡單的事實:企業高階主管的薪酬,大多是以股票為基礎的,而股票回購可在短期內推高股價。2012 年,出現在美國上市公司委託書(proxy statement)上的五百名最高薪經理人,平均每人獲得3,030 萬美元的薪酬;當中42%來自股票選擇權,41%來自股票獎勵。企業在公開市場買回自家股票,可增加需求量,因此自然可以推高股價,即使可能只有短暫效果,仍有助於公司達到季度每股盈餘(EPS)目標。

因此,負責企業投資決策,本應致力提升企業生產能力、促進社會共同繁榮的一群人,反而把公司的大多數利潤,用來增進他們自身的財富,而由此產生的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即使經歷了通膨調整,美國企業最高階經理人的薪酬,自1990 年代上半期以來,已增加一倍或兩倍,而當年人們已普遍認為企業高階經理人薪酬過高。在此同時,美國整體經濟表現卻衰退了。

如果美國希望經濟成長能夠公平分配所得,並提供穩定工作,政府和企業領導人就必須採取措施,有效約束股票回購和高階主管薪酬。這攸關美國的經濟健康。

從創造價值到榨取價值

三十年來,我持續研究美國主要企業的資源配置決定,如何影響價值創造(value creation)與價值榨取(value extraction)之間的關係,以及這樣的關係,會如何影響美國經濟。從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1970 年代末,美國主要企業的資源配置方式,以保留盈餘再投資(retain and reinvest)為主。這些公司把盈餘再投資在公司身上,以求增強公司的能力,而首要的投資對象,是協助提升公司競爭力的員工。這些公司替員工加薪,並加強就業保障,因此促進了公平和穩定的經濟成長,也就是我說的「永續繁榮(sustainable prosperity)。自1970 年代末起,隨著精簡和分配(downsize,and distribute)的做法興起,上述形態改變了。精簡和分配力求壓低成本,然後把省下來的資金,分配給金融利益的相關人士,尤其是股東。這種做法偏重榨取價值,勝過創造價值,因此對就業不穩定和所得不均,有推波助瀾的作用。

經濟學家皮克提(Thomas Piketty)和謝茲(Emmanuel Saez)的分析顯示,美國最富有的0.1%家庭2007年占全美所得12.3%,比例之高史無前例,超過大蕭條前夕1928年的11.5%。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期間,這比例急跌,但之後又回升,2012 年已回到11.3%。

自1980 年代末以來,頂層0.1%的最大所得成分是薪酬,而且主要是基於股票的薪酬。在此同時,勞工薪資成長緩慢,而且不時中斷,唯一的例外,是1998 到2000 年間的網路榮景時期,當時實質薪資連續三年成長2%或以上,為46 年來僅見。自1970 年代末以來,實質薪資平均漲幅落後於生產力成長的幅度愈來愈大(見邊欄:「生產力與薪資增幅差距擴大」)。

近三十年來,美國雇傭關係也經歷了巨變,而這並非巧合。企業大規模關廠,數百萬有工會保障的藍領工作因此消失了。白領勞工整個職涯只服務一家公司的職場常規也消失了。業務外移(offshoring)的趨勢影響深遠,美國所有勞工因此都變得容易被取代,連高學歷和工作經驗豐富的人員也不例外。

起初,在某種程度上,這些結構變化可說是科技和競爭情勢改變下的必要反應,因此是情有可原的。1980 年代初,較優秀的日本製造業者進入耐用消費品和資本財產業,造成美國業者的工廠永久關閉。1990 年代初,資訊科技業終身雇用制瓦解,是因為微電子革命的開放系統架構,導致熟悉企業專屬技術的資深員工技能貶值。2000 年代初,隨著低薪的開發中經濟體出現大量有能力的勞工,以及通訊成本急降,使得美國企業的一些例行作業遷往海外,例如寫簡單的軟體,以及維持處理顧客來電的客服中心,因此美國企業得以安排本國員工,專注從事附加價值較高的工作。

這些做法蠶食美國勞工的忠誠,並損害他們的消費能力,而且往往導致美國企業流失關鍵競爭能力。許多高階主管受這些做法的短期財務效益吸引,而忽略長期後果,並且持續執行這類措施,即使到了這些措施已變得不合理時,也不停止。

1980年代席捲美國的敵意收購浪潮,是一大轉折點。企業狙擊手往往宣稱,收購目標公司的領導人志滿意得,未能讓股東報酬率極大化。這樣的批評促使許多企業董事會,大幅提高股票相關薪酬在管理階層薪酬中的比率,試圖藉此讓管理階層與股東利益一致。

企業給予高階主管誘因,希望他們促成股東價值極大化,以及滿足華爾街對季度每股盈餘不斷升高的期望,因此高階主管大量買回自家股票:這種做法有助於他們「管理」股價。結果造成近三十年來,美國經濟中本可用來創新和創造就業的數兆美元,被企業用來購回自家股票,而這麼做的實質作用其實是操縱股價。

好回購與壞回購

股票回購不一定會損害社會的共同繁榮。股票回購有兩大類型:要約收購(tender offer)和公開市場回購。要約收購是指公司聯繫股東,提議在某個近期的期限之前,以約定價格買回他們的股票。股東若認為價格合適,便把股票交給公司。在某些公司,高階主管持有公司大量股份,而且關心公司的長遠競爭力,他們可採用要約收購來善用股價偏低的機會,把股權集中在自己手上。這麼做的好處很多,包括可使高階主管不受華爾街要求短期利潤極大化的壓力束縛,致力投資在業務上。1970年代,亨利.辛格頓(Henry Singleton)在Teledyne 就是以這種方式運用要約收購,1980 年代,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則是在蓋可(GEICO)運用這種做法(1996 年,蓋可成為巴菲特控股公司波克夏海瑟威的百分之百擁有的子公司)。如巴菲特指出,股價若低於公司生產能力的內在價值,而且公司利潤夠豐厚,有能力回購股票,而不妨礙實質投資計畫,公司就應當執行這種要約收購。

但要約收購僅占現代股票回購的一小部分。股票回購現在大多透過公開市場執行,而我的研究顯示,它們往往導致企業犧牲在生產能力上的投資,因此對公司的長期股東並非好事。

自1982 年起,企業在公開市場回購股票,幾乎不受法規限制,當時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制定了《證券交易法》10b-18條款。根據這項條款,企業董事會可授權管理階層在某段指定時間,或是不設定期限,買回特定金額的自家股票,而公司必須公開宣布股票回購計畫。在那之後,公司只要遵照規定,包括購買量不超過「安全數額」,就是前四週平均每日成交量的25%,管理階層就能在任何一個交易日大量買回自家股票,不必擔心遭SEC 控告操縱股價。SEC 要求公司報告季度總回購量,而非每日回購量,這意味著當局若不展開特別調查,就無法確定公司是否曾違反了回購25%限制的規定。

儘管近三十年來股票回購不斷增加,SEC 極少起訴企業藉此操縱股價。而即使在25%的限制範圍內,企業仍可購買巨額的自家股票:2003 到2012 年間買回最多自家股票的艾克森美孚(Exxon Mobil),每天可回購價值約三億美元的股票,蘋果公司每天更可回購15 億美元。實質上,在公開市場上回購股票以操縱股市的行為,因為10b-18條款而合法化了。

這項條款大大偏離1934 年《證券交易法》託付SEC 的原本使命。在「咆哮的1920 年代」,許多肆無忌憚的行為刺激了投機活動,最終導致1929 年的股市崩盤,以及隨後的經濟大蕭條。1934 年的《證券交易法》,便是希望能防止這種詐欺活動,該法授予SEC 發布規章條例的廣泛權力。

雷根總統執政期間,SEC 開始撤銷這類規則。1981 到1987 年間,SEC 主席是約翰.夏德(John Shad),他曾擔任證券經紀公司E.F. Hutton 副董事長,也是五十年來首位領導SEC 的華爾街業內人士。他認為放寬證券市場的管制之後,儲蓄可更有效率地流向經濟投資活動;詐欺和操縱市場的個別案例,也許不會曝光,但這不足以成為要求企業承擔繁重資訊揭露義務的正當理由。SEC 採納10b-18條款,便是反映這種想法。

拆穿回購股票的藉口

高階主管針對在公開市場回購股票,提出三個主要理由,以下逐一檢視:

1. 回購是投資我們價值遭低估的股票,代表我們對公司前途充滿信心

這個說法看似有些道理。但事實是,近二十年來,美國主要企業往往在多頭市場中回購股票,並在空頭市場中減少回購,而且減幅往往很大(見邊欄:「提高生產力所創造的財富去了哪裡?」)。它們多半是高價買進的,而如果有賣出,則是低價賣出。我與伙伴合創和領導的非營利組織產學研究網絡(Academic-Industry Research Network)研究顯示,回購股票的公司從不曾以較高的價格,把買回來的股票再賣出去。

不時便有公司在股市上漲期間高價回購股票,然後被迫在空頭市場中低價賣出股票,以減輕財務壓力。例如,奇異公司(GE)在2008 年的頭三季,花了32億美元回購股票,平均每股付出31.84美元。然後在最後一季,隨著金融危機導致奇異資本(GE Capital)出現虧損,奇異以每股22.25 美元的均價,發行價值120 億美元的股票,希望能藉此保住公司的AAA 信用評等,但並未如願。

一般來說,企業以偏高的價格買回自家股票,最終會損害留下來的股東手中股票的價值。巴菲特在1999 年致波克夏海瑟威公司股東的信中寫道:「公司若以高於內在價值的價格買回股票,留下來的股東會遭受懲罰。公司花1.1元去買1元的鈔票,對留下來的股東不是好事。」

2. 員工行使認股權會稀釋每股盈餘,公司必須回購股票以抵銷這種稀釋作用

我分析廣泛發放認股權的高科技公司後,發現這些公司的公開市場回購量,一般是員工行使認股權的股票數量的好幾倍。無論如何,回購股票以抵銷員工履行認股權對每股盈餘的稀釋作用,都找不到合理的經濟原因。發放認股權的本意,是鼓勵員工現在努力工作,以提升公司未來的利潤。因此,管理階層不應動用公司的現金,以立即推高每股盈餘,而是應耐心等待上述誘因發揮作用。如果公司的利潤果真增加,員工就能在股價較高時行使認股權,而公司可把增加的利潤,投資在新一輪的創新上。

3. 我們是成熟的公司,找不到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因此必須把用不到的現金還給股東

以前有人說,如果想把錢分配給股東,回購股票的節稅效果優於發放股息。但自2003 年起,情況就改變了,因為長期資本利得的稅率,調整到與符合特定條件的股息一致。但我們仍必須考慮重要得多的問題:執行長的主要任務是什麼?對股東有什麼責任?

經過很長時間建立起生產能力的公司,如果進入相關市場,往往占有巨大的組織優勢和財務優勢。管理高層的主要職能之一,是替公司的這些能力找到新機會。如果他們沒這麼做,反而選擇在公開市場大量回購股票,我們難免會懷疑他們是否善盡職責。

與這個有關的一個觀念,是執行長主要對股東負有義務。這個觀念是基於人們對股東在現代企業當中所扮演角色的誤解。有些人認為企業稅後盈餘全歸股東,他們提出的理由如下:股東最適合替企業分配資源,因為公司資本產生最高的報酬,是對股東最有利的。這是多年來「股東價值極大化」各種論點的核心主張,其中最受矚目的就是麥可.詹森(Michael C. Jensen)。「股東價值極大化」學派也認為,企業所謂的「自由現金流」應分配給股東,因為只有股東是在無保證報酬的情況下投資,因此承受風險的只有股東。

但這個學派忽略了,在無保證報酬的情況下投資,經濟體中有其他參與者同樣也會承擔風險。納稅人承受這種風險,他們透過那些投資進行基礎建設和知識創造的政府機構,而承擔風險。勞工也承受這種風險,他們在受雇的公司裡,投資培養自身的技能。以資金支持商業運作的納稅人,以及努力工作以提高公司生產力的勞工,都是風險承擔者,因此他們至少與股東有相同強而有力的理由,可以要求參與企業的盈餘分配。

股東價值極大化理論的諷刺之處,在於上市公司股東往往不曾投資在公司創造價值的能力上。他們投資在企業發行在外的股票上,期望股價上漲。高階主管助長這種期望的主要方式,是藉由回購股票來操縱市場。以蘋果公司為例,該公司向大眾股東籌集的唯一一筆資本,是1980 年首次公開發行(IPO)籌得的9,700 萬美元。但近年來,避險基金行動派投資人,像是大衛.艾因霍恩(David Einhorn)和卡爾.伊坎(Carl Icahn),買入大量蘋果股票,然後逼迫蘋果宣布一些規模空前,或是近乎空前的股票回購計畫,但他們對蘋果數十年來的成就,完全沒有任何貢獻。

近十年來,企業股票的回購金額大增,而且發放豐厚股息,而這段時間正值美國工業公司面臨新競爭挑戰之際。這引人質疑,企業到底有多少現金流,是真正可以「自由」分配給股東的。許多學者已警告,美國企業若不開始大幅增加在研發和製造能力上的投資,就無法在一系列的先進科技產業保持競爭力。這些學者包括哈佛商學院的蓋瑞.皮沙諾(Gary P. Pisano)和史兆威(Willy C. Shih),他們在2009 年刊登在《哈佛商業評論》的文章〈搶救製造業競爭力〉(Restoring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全球繁體中文版同步刊登於2009 年7 月號),以及兩人合著的書《製造繁榮》(Producing Prosperity)中,都曾提出這種警告。

企業的保留盈餘,向來是公司投資在創新上的基礎。支持股東價值極大化理論的高階主管,其實是在逃避責任,未能幫公司廣泛和深入投資在生產能力上,讓公司得以持續創新。人們普遍理解的股東價值極大化理論,是一種鼓勵榨取價值,而不是創造價值的理論。

高階主管在自肥

就像我之前指出的,公開市場股票回購增加,有一個可信得多的簡單解釋:以股票為基礎的薪酬增加了。加上來自華爾街的壓力,以股票為基礎的獎勵,使企業管理高層有極大的動機,有系統地大量買回自家股票。

我們來看看2003 到2012 年之間,回購最多股票的十家公司,它們總共花了8,590 億美元在股票回購上,相當於那段期間它們淨利總額的68%(見邊欄:「回購最多股票的十家公司」)。在那十年中,它們的執行長平均每人獲得1.68 億美元的薪酬,其中平均有34%來自股票選擇權,24%來自股票獎勵。在這些公司中,執行長以下的四名最高薪高階主管,每人平均獲得7,700 萬美元的薪酬,27%來自股票選擇權,29%來自股票獎勵。但自2003 年以來,這十家公司只有艾克森美孚、IBM 和寶僑(P&G)這三家的表現,勝過標準普爾五百指數。

改革制度

股票回購已成為企業執著採用的不健康做法。若要促使企業回歸「保留盈餘再投資」的模式,必須採取大膽的行動,以下是三項建議:

建議1:終止公開市場回購

2003 年更新10b-18 條款時,SEC 解釋:「當發行者有很強的動機要操縱股價時,提供安全數額保障是不適當的。」但在實務上,決定回購股票的高階主管,他們的薪酬是以股票為基礎的,正好提供了這種「很強的動機」。為改正這個明顯的問題,SEC 應取消安全數額保障。

為達成這目標的良好第一步,是由SEC 做一個全面性的研究,釐清近三十年來,公開市場股票回購如何損害資本形成、工業公司和美國經濟。例如,在這段時期,從市場上被抽走的股票金額,幾乎每一年都超過股票發行額;2004到2013年間,這種淨流失額平均每年達3,160 億美元。整體來說,股市的功能,並不是為企業投資提供資金。如我之前指出,這種投資的基礎,向來是企業的保留盈餘。我認為,把高階主管薪酬與股價掛鉤的做法,正在損害有形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形成。

建議2:約束以股票為基礎的薪酬

許多研究顯示,大公司往往雇用同一群顧問,幫助制定高階主管的薪酬標準,而這些顧問總是建議客戶公司,支付執行長遠高於平均水準的薪酬。結果是隨著時間推移,他們的酬無可避免地節節升高。相關研究還顯示,連股價下跌,也可能推升高階主管的薪酬:公司股價下跌時,董事會往往發放更多股票選擇權和股票獎勵給最高管理階層,宣稱這是要確保管理高層不會跳槽,而且將竭盡所能地拯救公司股價。

自1991 年起,SEC 允許企業管理高層,若在行使認股權後馬上賣出股票,可以保留售股獲得的利潤。在此之前,他們必須持有股票六個月,或是放棄任何「短期持有之後賣出」產生的利潤。管理高層推高公司股價以求自肥的動機,本已壓倒所有其他動機,SEC 的上述決定,只是進一步增強這種自肥動機而已。企業不必揭露每日的股票回購操作,因此,高階主管有機會根據公司何時執行股票回購的內線消息,來買賣股票,而且不會被發現。至少,SEC 不應再允許高階主管在行使認股權後,立即賣掉股票。這個做法,有助於引發我們迫切需要進行的討論,探究一場有意義的改革,範圍超越2010 年《陶德—法蘭克法案》的「薪酬建議權」(Say on Pay),賦予股東就薪酬問題,向董事會提出無約束力建議的權利,但其實這條法規無法發揮作用。

不過,股票薪酬的整體運用,仍必須受到嚴格限制。激勵性質的薪酬,必須根據績效標準,而這些標準應反映創新能力的投資,而不是股價表現。

建議3:改造決定高階主管薪酬的董事會

當前的企業董事會,多半是由其他公司的執行長擔任董事,等於是董事會由其他公司的執行長主導,他們強烈傾向於批准同儕加薪。這些董事批准高階經理人基於股票的薪酬,以及把大量資金分派給股東時,認為自己是在維護股東權益。

這是問題重要的一環。絕大多數股東不過是公司已發行股票的投資人,他們希望獲利了結或減少虧損時,可輕易賣掉股票。如我之前指出的,真正投資在企業生產能力上的,是納稅人和勞工。攸關納稅人利益的是,企業利用政府投資的各種成果經營業務,是否能賺取利潤以支付稅款;稅收是納稅人從政府投資上獲得的報酬。而攸關勞工利益的則是,企業能否賺取利潤,進而替員工加薪,並提供穩定的工作。

美國的公司治理制度,該是進入21 世紀的時候了:納稅人和勞工在企業董事會必須有席位。他們的代表擁有所需的見識和誘因,去確保管理階層分配資源以投資在最可能促進創新、創造價值的生產能力上。

華府的勇氣

1960 年,哈佛法學院院長艾爾溫.格里斯瓦德(Erwin Griswold)在本刊發表〈股票選擇權是否正步向失控?〉(Are Stock Options Getting out of Hand?),之後由參議員艾伯特.高爾(Albert Gore)發起一項運動,最終得以說服國會,逐步取消管理階層股票選擇權的特殊稅務優惠。1976 年的《租稅改革法》(Tax Reform Act)通過後,薪酬專家葛瑞夫.克里斯塔(Graef Crystal)宣稱,適用資本利得稅率的股票選擇權,「這種一度最流行的高階主管薪酬工具……已因國會的行動而壽終正寢。」美國前0.1%最富有家庭占全國所得的比率,也是在1970 年代處於過去一百年間的最低水準。

美國國會議員應展現出前輩的勇氣和獨立性,超越「薪酬建議權」這種無用法規,設法約束企業高階主管過高的薪酬。此外,國會也應修補損壞的稅制,因為這個制度經常把價值榨取者,當作價值創造者,並提供獎勵,卻忽略了政府在基礎建設和知識方面的投資,對美國企業競爭力的關鍵作用。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企業經常成功地遊說聯邦政府,補貼它們的研發和探索活動,而這些公司卻動用更多的資源來買回自家股票。以下是企業這種虛偽行徑的三個例子:

惡例1:替代能源

根據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資料,艾克森美孚每年獲得美國政府約六億美元的石油探勘補助,但每年花在股票回購上的金額高達約210 億美元。該公司在替代能源研究上,幾乎沒有花什麼錢。

在此同時,微軟和奇異等公司的高層,透過美國能源創新委員會(American Energy Innovation Council),說服美國政府把替代能源研究和補助的投資金額增加兩倍,達到每年160億美元。但其實,這些公司有充裕的資金,可自行投資替代能源。近十年來,微軟和奇異兩家公司每年合計花在股票回購上的錢,就與上述金額相當。

惡例2:奈米科技

英特爾高層長期遊說美國政府,增加奈米科技研究的支出。2005年,英特爾當時的執行長克瑞格.貝瑞特(Craig R. Barrett)表示:「若想確保美國繼續在資訊科技方面領導世界,學界、產業界、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必須合作,推動大規模且協調一致的研究工作。」但自2001 年美國啟動國家奈米科技計畫(NNI),一直到2013 年,英特爾的股票回購支出,是NNI 總預算的四倍左右。

惡例3:醫藥

每當有人抗議美國藥價至少是其他國家藥價的兩倍時,輝瑞和其他美國藥廠就會說,慷慨的智慧財產權制度和鬆懈的價格監管,促成了高藥價,由此帶來的利潤,使它們在美國進行的研發工作多於其他國家。但2003 至2012 年間,輝瑞用在股票回購上的錢,相當於利潤的71%,而發放的股息,相當於利潤的75%。換句話說,該公司在這段期間,用在回購股票和發放股息上的錢,比利潤還多,而它動用了資本儲備來支應。事實是:美國人支付高藥價,是在幫助大藥廠推高股價,以及支付高層豐厚薪酬。

資源必須重分配

基於股市和企業對經濟和社會的重要性,美國監理當局必須介入,約束那些無法或不願自我節制的人。

SEC 的網站寫道:「美國SEC 的使命是保護投資人,維持公平、有秩序和高效率的市場,並促進資本形成。」但如我們所見,近三十年來,SEC 在股票回購和高階主管薪酬的監理上,做法與上述目標背道而馳。當局的做法,使社會中最富有的0.1%,包括企業最高階層,得以奪取美國提高生產力帶來的大部分利益,而絕大多數美國人則被排除在外。尤其是10b-18 條款,允許企業把巨額資金發放給股東,使有心人容易操縱股市,結果妨礙了資本形成,包括人力資本形成。

企業的資源配置流程,攸關美國的經濟安全。如果美國人希望企業利潤造就社會大眾共同繁榮,就必須終止浮濫的股價回購和高階主管薪酬。一如所有戒癮過程,戒除這種陋習必須忍受一些痛苦。但是,最優秀的高階主管可能會因為適當配置資源,使公司得以永續經營、讓幫助公司成功的勞工獲得較高的生活水準、為提供關鍵資源的政府創造稅收,高階主管若因為這些貢獻而獲得合理的薪資,實際上是會感到滿意的。

(許瑞宋譯自“Profits Without Prosperity”HBR ,September 2014)



威廉.拉佐尼克

威廉.拉佐尼克 William Lazonick

產學研究網(Academic-Industry Research Network)總裁,也是美國麻州大學洛威爾校區(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Lowell)榮譽經濟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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