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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人的選擇題

領導人的選擇題

2014年3月號

中國為何無法創新?

Why China Can't Innovate
瑞吉娜.艾布拉米 Regina M. Abrami , 柯偉林 William C. Kirby , 沃倫.麥克法蘭 F. Warren McFar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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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國為何無法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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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並不缺進取的企業家、市場需求或財富,政府甚至宣布,到了2020年時,就要把中國變成「創新的社會」。但政府的意圖和資源,面對一些強大的暗流。中國的確有創新潛力,也有能力發揮更多。不過,政府有放手的智慧嗎?

中國曾發明火藥、指南針、水車、紙幣、錢莊、文官和考績升遷制度。而且一直到19世紀初,中國經濟都比歐洲經濟體系更開放,也更由市場機制推動。然而,現在許多人相信,西方才是企業創意思想家和創新者的家園,中國這個地方,多半的人在學習時墨守成規、只會死記,雖然積極追求研發,但極少有突破性的發現。

我們只想問出個原因,答案卻出現很多個。有人怪罪工程師。中國動點科技網站編輯林傑森(Jason Lim,音譯)就說:「中國大部分的新公司,不是由設計師或藝術家創辦的,而是工程師,他們根本沒有思考新構想或新設計的創造力。」

其他人責怪政府,說他們對保護智慧財產權的漠視,已經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蘋果產品在世界各地都有仿冒品,但只有中國出現山寨版的蘋果門市,連員工都以為他們的老闆是美國蘋果公司。

還有人責怪中國的教育制度。日本學者宮崎市定,把中國古代科舉稱為「中國的考試地獄」,而現在的教育制度只是科舉的現代版。如果學生只講求分數,怎麼可能創新?

根據我們對中國幾十年的實地經驗和研究,以及收集到的幾十個個案研究,發現這些看法都不無道理;不過我們必須指出,許多最具創新精神的西方公司,正是工程師創辦的。但這些批評並不能反映全貌。中國並不缺企業家或市場需求,政府掌握的巨大財富和強烈政治意願,也使中國可能會制定出當年把美國推向科技霸主地位的經濟政策,以及建立所需的教育和研究設施。但這種可能性能否成為事實?我們認為,其中還存在一些重大的挑戰。

只要探討中國的創新方式,就可以體會其中牽涉的複雜性,顯示中國要成為全球創新領袖,可能會有什麼成就、必須面對什麼問題。中國的這些創新方式,包括從上到下、從下到上、經由併購、透過教育。

方式1:從上到下創新

2006年,中國政府提出「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畫」(MLP),宣布到2020年時,要把中國變成「創新的社會」,2050年則變成全球科技強權。這絕非空談。北京有過這樣的扎實紀錄:在制定政策和獎勵措施後,人民和直到村級的地方政府官員便全力推動。

其實,將近四十年來,中國政府一直在利用龐大的財力和政治力量,從最上層刺激創新。1980和1990年代,中國成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及國家關鍵實驗室,並改造原先蘇聯式的中國科學院,資助可付諸商業用途,並由同儕而非政治審查的大學研究,情況有如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做法。同時,中央政府在地方政府協助下,斥資發展高科技園區,以促進創新的商業化用途。自1985年,深圳成立第一個高科技區以來,這種園區到處擴散,到中國任何大城市正式訪問時,經常會參訪這類園區。

政府塑造新興創新產業的力量,可以從它對風力渦輪業的政策效果看出來。

2002年,北京對風力發電場計畫推出公開招標程序,鼓勵渦輪廠商競爭。外國進口貨迅速淹沒中國新興市場。因為這種模式可能在其他產業複製,因此,政府規定國營企業有七成零件,必須採用本國公司產品。外國公司繼續直接投資中國,但到了2009年,最大的十家風力渦輪公司,已有六家是中國企業。在這段期間,中國公司在風力渦輪整體銷售的占比快速增加,從2006年的51%,在2010年達到93%。這種形態也在其他行業一再重現。

2006年發布的MLP,目標是在幾年之內,把中國對進口科技的仰賴,縮減到不超過30%;增加國內研發經費;在政府認定的「戰略新興產業」超越外國對手,這些產業包括生物科技、節能環保科技、高端裝備製造、資訊科技,以及先進材料。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中國政府為本土公司提供出口補助,並規定政府部會和國營企業,要盡可能向中國公司採購物資。儘管有人抗議這些做法,說它違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條件,卻很少國際公司因此離開,只能無奈地支持中國境內的創新發展。

其實,在2004年時,中國境內約有六百個外國研發中心,到了2010年增加了一倍以上,它們的規模和策略重要性,也有增無減。2010年,輝瑞藥廠(Pfizer)把亞洲地區營運總部搬到上海。2011年,微軟在北京設立亞太研究集團,通用汽車(GM)也在上海設立前瞻技術科研中心,包括好幾座工程和設計實驗室。默克藥廠(Merck)在北京成立的亞洲研發中心,預定2014年落成啟用。

或許沒有什麼比發展高速鐵路系統和載人登月計畫,讓中國訂定和實現雄心萬丈目標的能力,表現得更淋漓盡致了。這兩種龐大的計畫,都需要高得不可思議的經費(在西方似乎是不可能籌得),以及發明和調整許多科技的能力。我們相信,就像20世紀下半葉,政府資助的計畫促成美國科技快速革新一樣,中國這種雄心也能迅速推動國內的創新發展。

方式2:從下到上創新

但中國政府力量再強大、動機再強烈,對推動創新還是有限制的,尤其是政府的意願和國家資源,遭遇共黨體制和古老文化的強大暗流。

以下來看這些勢力,如何遏阻中國的企業創意蓬勃湧現。1990年代初,留學美國的企業家田溯寧創辦亞信公司(現為亞信聯創集團),業務快速茁長,三年內就擁有320名員工,營收達到4,500萬美元。

1996年,當時擔任副總理的朱鎔基,不滿中國電信業科技的改變緩慢,說服田溯寧應責無旁貸地離開亞信,出掌新成立的中國網通集團,準備架設連接大約三百個城市的光纖網路。本文作者之一的麥克法蘭,在2001年造訪中國網通時,認為這家創新公司雖然是由四個政府部會共同擁有的,企業文化卻開放又充滿創意。

2002年,政府分拆中國電信集團這個電信業巨無霸,把涵蓋十省的北方業務納入中國網通。一夜之間,田溯寧成為擁有23萬名員工的組織負責人。

原來的兩個組織,出現了強烈的文化衝突。許多中國電信員工覺得田溯寧是美國回來的外人,試圖用大家不能接受的方式改革國營企業。合併六個月後,麥克法蘭向七十名中國高級主管,包括二十名中國電信業主管,提出我們對中國網通的個案研究報告。這些主管無法理解組織變革和企業成功之間的關係,反而攻擊田溯寧「非中國」的管理方式,並指控麥克法蘭無能,用這麼直接的方式,想在中國呈現矽谷文化。田溯寧很快就卸下執行長職務,後來乾脆離開中國網通董事會。

在外人看來,中國網通後來很像現代電信公司,擁有在國際股市掛牌所需的公司治理結構。但它骨子裡還是國營企業。我們向企管碩士班學生教授有關中國網通目前的個案時,要他們找出公司董事會真正的老闆是誰,還有黨書記在哪裡。中共規定員工超過五十名的非公有制企業,都必須有黨員代表;員工超過一百人的企業,都必須有黨組織,黨組織領導人是直接向省市黨部負責的。這些規定影響企業的策略方向、營運和競爭優勢等特質,因此限制了正常的競爭作為,更遑論促使創辦人推動本身企業成長的誘因。

但即使政府解散黨組織,加強鼓勵突破性的創新,仍無法免除更強大的創新障礙:中國企業身處的市場經濟現實。當漸進式的改善帶來的回報和成長展望極大時(不論在國內或國外),為什麼自找麻煩,率先推出創新產品?

以阿里巴巴這個企業對企業(B2B)交易平台為例,2001年時,網站的情況很差,我們還擔心它會破產。但阿里巴巴發揮創意,調整外國科技以順應開發中市場的需求,它在將近250個國家中,已有八千萬客戶。它的淘寶網拍賣網站非常成功,甚至迫使eBay退出中國。百度這個中國搜尋引擎霸主,是另一個例子,它在國內市場飛速成長,但沒有使用任何突破性的科技,也沒有挑戰官方的任何政治立場。它只是根據中國各地區市場的需求,調整產品、組織和流程,掌握了中國這個全球最大網路搜尋市場的八成。

正如日本許多企業在二次大戰後的三十年,趕上美國的科技發展,中國現在也依樣畫葫蘆,希望藉著漸進式創新,趕上美國。順應現實需求調整現有科技,已成為利益極高的標準做法。而經由併購獲得這些科技,則是另一種重要的新發展。

方式3:經由併購創新

中國正在海外大肆進行直接投資,並引起廣泛報導。這些投資大部分集中在大宗商品資源,尤其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但中國對歐美科技的投資,也同樣巨大。由於中國企業厭倦一直支付特許費和權利金,在政府鼓勵下,愈來愈多企業尋求收購科技和人才,而非租用或偷竊,來獲得突破性的創新能力。

以華為為例,公司駐華府國際事務副總裁,原為美國外交官的威廉.普拉默(William Plummer),曾把這個電信業巨擘稱為「你沒聽過的最大公司」。現在很少人還這麼想,尤其是華為目前在世界各地,已有16個研發中心了,而它在美國的收購行動,也因引發爭議而被大幅報導。

海爾這家中國最大的家用電器和消費電子產品廠商,在美國、日本、南韓、義大利、荷蘭和德國,也擁有同樣廣大的全球設計和研發中心網。義大利都靈則是中國汽車廠商的研發重地,江淮汽車公司(JAC)、第一汽車集團(FAW)和長安汽車集團,都在當地設有研發中心。

中國國內或許存在強烈的反西方文化暗流,在海外營運的中國民營企業卻積極延攬當地的高階人才。例如,普拉默絕非華為唯一的高級西方主管。加拿大北電網路公司(Nortel)前科技長約翰.羅伊斯(John Roese),2010年就應聘主持華為在北美的研發工作。一年後,英國電信公司科技長麥特.布洛斯(Matt Bross)也加入華為,擔任全球首席技術官(技術長),統籌管理25億美元研發預算和營運。據悉,這兩個人都直接對中國軍方出身的華為創辦人兼董事長任正非負責。同樣地,製造渦輪的金風科技公司,延聘美國清潔能源界知名人物蒂姆.羅森茨魏希(Tim Rosenzweig)出任美國首席執行官(執行長),羅森茨魏希也引進其他有跨文化企業經驗和行業專長的高階主管。

製造工業設備的三一重工集團(Sany),面對美國卡特彼勒(Caterpillar)和日本小松(Komatsu)等國際競爭對手,起初想靠國內人才和技術爭逐歐美市場。但嘗到一些苦頭後,決定成立與歐美的地區總部關係密切的研發中心,並就地聘用專業人才。2012年,三一收購競爭對手、德國最大的混凝土設備廠商普茨邁斯特公司(Putzmeister),也獲得這家公司的科技能力。

簡單來說,我們發現中國企業正藉著逐漸在國外擴大收購,以及締結伙伴關係,以協同一致的有效方式,來填補創新能力的重大不足。儘管如此,要成為21世紀的創新領袖,中國還得培養未來的創新人才。這是中國大學的使命。

方式4:經由下一代創新

20世紀上半葉,中國發展出強大的國立學術機構,像是北京大學、交通大學、國立中央大學,以及最高研究機構中國科學院;還有一批創意十足的私立大學院校,像是燕京大學、聖約翰大學、北京協和醫學院。這些設施在1950年代全部共產化,並在文革動亂遭到摧毀。

中國的大學現在又重新興起。以清華大學來說,這是1911年用美國退還庚子賠款設立的學校,用來培養赴美留學生,國民政府時代成為綜合性的大學,在美國創立現代中國研究的費正清(John Fairbank),1930年代就在清華大學研習中國歷史。1950年代,成為蘇聯式的理工大學。現在,它已恢復成為頂尖綜合大學,比美國的哈佛或耶魯還難進。2016年,清華將設立第一個真正的國際學院,根據美國捐款人蘇世民(Stephen A. Schwarzman)命名的蘇世民學院,每年從世界各地招收兩百名研究生。清華大學相信,蘇世民學院的學者,將成為21世紀的羅德學者(編按:英國殖民時期的礦業大亨塞希爾‧羅德〔Cecil John Rhodes〕創立了世界性的羅德獎學金,得獎者稱為「羅德學者」)。

光以學生人數而言,近年來,中國高等教育體系改變幅度之大,更甚於美國戰後高等教育急速擴展,以及1970和 1980年代歐洲大學註冊學生激增的程度。文革導致大部分學校關閉十年,到了1978年,中國大學恢復招考,錄取不到一百萬名學生。到了1998年,大學註冊人數有340萬人,遠不及美國當時的1,450萬人。但到了2012年,中國高等教育學生達到2,390萬人,比美國的學院和大學生多出大約四百萬人。

私立大學現在占中國高等學府的四分之一以上,而且成長速率超過公立大學。大公司也投入教育事業。阿里巴巴的淘寶網就成立了淘寶大學,初步以訓練電子商務老闆、經理和銷售員為主,打算日後向超過百萬學生提供線上商務教育。

隨著中國的大學企圖成為有創意的高水準研究搖籃,並能運用研究和創新來提高生產力,中國每年培養出來的博士,很快就會超過全世界的任何國家。中國政府和其他來源,正為一些重要機構注入巨額經費。中國精英大學的研究預算,十年內就會接近美國和歐洲同儕。在工程和科學方面,中國的大學也將躋身世界領袖之列。

中國的大學會不會在21世紀成為全球標準?光是從它們可能獲得的資源來看,這點就很有可能;雖然,中國目前沒有一所大學進入全球前五十名。但更重要的是,中國有沒有促進創新的優良組織架構。

目前,我們的答案是否定的。中國的國立大學的管理結構,仍把太多決定交給太少數妄自尊大的人。就像國營企業一樣,中國的大學受制於黨委組織,黨委書記地位通常比校長還高。雖有少數傑出黨委書記對推動校務功不可沒,但這種平行管理體制,通常會限制而非加強思想流通。

自由追求各種想法,不論它們可能導致何種情況,是激發大學創新精神的先決條件。但中國學術機構教職員極少參與管理。其實,現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2年6月還擔任國家副主席時,到中國一些精英大學視察,還主張增加黨對高等教育的監督。這絕不是好兆頭。

政府放手的智慧

或許絕對的創新,就像絕對的領導和權力一樣,價值被過度高估了。

中國的企業就像教育一樣,可以享受一陣子經濟學大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所謂的「後來者的優勢」:利用前人的成果來學習和改善。

當然,最近幾十年,中國已透過有創意的調整改善做法,展現了創新的能力,同時,現在也有能力在這方面有更多發揮。但中國能不能領導群倫?中國政府有沒有智慧放手,能不能耐心讓熊彼得所謂的真正的企業家精神充分湧現?在這方面,我們確實是存疑的。我們覺得,問題不在中國人民的創新能力或智慧。他們本身擁有無窮的潛力。問題在於他們的學校、大學和企業所處的政治環境,對一切造成很大的束縛。

(黃秀媛譯自“Why China Can't Innovate,”HBR, March 2014)



瑞吉娜.艾布拉米 Regina M. Abrami

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Wharton School)高級研究員、勞德研究所(Lauder Institute)全球計畫主任、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政治學資深講師。


柯偉林 William C. Kirby

哈佛商學院企管講座教授、哈佛大學中國研究講座教授。他的上一本書和瑞吉娜.艾布拉米(Regina M. Abrami)與沃倫.麥克法蘭(F. Warren McFarlan)合作,書名為:《強國不強?:中國國力與經濟成長的極限》(Can China Lead? 繁體中文版由天下文化出版)。他也與林樂蘭(Joycelyn Eby)、亞當.米契(Adam Mitchell)、盧霜(Shuang Lu)合著哈佛商學院個案〈Uber在中國:行進於灰色地帶〉(Uber in China:Driving in the Gray Zone, 2016)。


沃倫.麥克法蘭 F. Warren McFarlan

哈佛商學院榮譽企管教授。


本篇文章主題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