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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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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號

打造理想城市

Cities as Ideas
艾美.伯恩斯坦 Amy Bern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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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打造理想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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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7年,俄國沙皇彼得大帝到阿姆斯特丹考察時,大為驚豔。這座當時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也是海洋霸權和全球貿易中心,展現西方國家在技術、教育和藝術上的優越。

1697年,俄國沙皇彼得大帝到阿姆斯特丹考察時,大為驚豔。這座當時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也是海洋霸權和全球貿易中心,展現西方國家在技術、教育和藝術上的優越。阿姆斯特丹光輝卓越且具有世界性,而彼得大帝自己的首都莫斯科既單調乏味,又充滿仇外氣氛,他難以忍受這樣的對比,決心著手打造一個屬於自己的阿姆斯特丹。

根據丹尼爾.布魯克(Daniel Brook)在《未來城市史》(A History of Future Cities)中的敘述,聖彼得堡是彼得大帝為了將帝國現代化(西化)的嘗試,並在建造過程中,親自監督每一個細節。他引進瑞士和德國的建築師,以及英國、德國和義大利的工程師,建立俄國第一所非宗教的男女合校大學,以及全球第一座公共博物館,同時引領他的人民接觸報紙、沙龍展覽和演奏會。在短短幾年中,聖彼得堡發展成為歐洲精緻作風的典範,以及頌揚創建者遠見和勇氣的紀念碑。

布魯克提出一個可信的論點,證明彼得大帝的成就說明了一個觀念:城市是「以鋼筋與石頭構成的隱喻」。在布魯克迷人的著作中,不只是聖彼得堡,還描述了上海、孟買、杜拜等其他三個城市,認為它們可做為通往西方的大門。而透過城市,彼得大帝引進非本土的態度、方法和行為,來打造未來。

但草創的願景很脆弱。愈仰賴單一領袖或殖民強權的意志與權力,來實現這些願景,就愈可能被顛覆。此外,根據構想建立的城市,可能會突然代表截然不同的構想,而且有時候極端強烈。例如,聖彼得堡、上海和孟買,全都轉而與西方敵對。

城市可能是隱喻,但那些隱喻是相當易變的,因為城市是活生生的有機體,從在裡頭生活和工作的人類中取得形態和能量。它們挑戰由上而下的規畫。只要想想都市思想家珍.雅各(Jane Jacobs)貶抑的眾多都市更新實驗,便可知道,這些實驗失敗,是因為它們嘗試加上人們一點都不想要的建設。沒有人能安排或保證城市的成功,城市興起得快,衰亡也一樣快。

以底特律為例,它的故事一再被提及,最近一次是查理.勒杜夫(Charlie LeDuff)寫的《底特律:解析美國》(Detroit: An American Autopsy),以及馬克.比奈利(Mark Binelli)寫的《底特律這個地方:美國大都市的來世》(Detroit City Is the Place to Be: The Afterlife of an American Metropolis)。一般人可能想不起來,但這個汽車城也曾是一個構想的體現,而這個構想就是美國夢。1920年,底特律是美國第四大城市,到了1950年代時,它是人均最富有的城市。就像勒杜夫指出的:「它是大量製造、汽車、水泥道路、冰箱、冷凍青豆、高薪藍領工作、大規模住宅所有權和信貸的誕生地點,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就是在這裡建立的。」底特律是一個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往上爬的地方,這個城市推動資本主義民主化。

不過,我們都知道底特律發生了什麼事,這其中有值得借鏡之處。底特律現在成為廢墟,在許多方面,都是受到它本身成功破壞的。高薪工作吸引數千人湧至,也讓工人能購買汽車,並搬到郊區,白人一批批離開,企業也跟著出走,以尋求成本更低的地點。惡性循環持續進行:這個曾是20世紀美國工業霸權象徵的城市,如今在失業率、貧窮、法拍、暴力犯罪,以及許多其他「反烏托邦」(dystopian)指標上領先全國。勒杜夫說:「它曾是我們力爭上游的先驅,正如它是我們向下沉淪的前兆一樣。」

但底特律不需要做為美國衰微的隱喻。這個城市的解體,是無可避免的;就像領導階層的腐敗及軟弱、未能阻止這個現象一樣,也是無可避免的。首先,比奈利看到為什麼我們可以心存希望。「後工業時期的底特律,可能是一場在無政府狀態下進行的非刻意實驗,容許權力轉移至草根大眾,」他寫道。當然,那說明了黑幫和保安行動的興起,但同時也鋪了一條路,讓愈來愈多的居家藝術家、企業家,甚至都市農夫再度遷入,將活力注入城市中。

並非只有比奈利感到樂觀。有愈來愈多專家認為,21世紀的城市,將會經歷正向的改變。《財星》雜誌編輯蕾伊.葛朗赫(Leigh Gallagher)在她即將出版的《郊區末日:美國夢何處去》(The End of the Suburbs: Where the American Dream is moving)一書中指出,核心家庭式微等人口結構趨勢,會促使都市再生;而都市學者艾倫.埃倫霍特(Alan Ehrenhalt)2012年的著作《大轉向與美國城市的未來》(The Great Invers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American City),則是追蹤芝加哥、費城、華盛頓特區、亞特蘭大、休士頓等特定城市中心的復興,富人進駐這些城市,窮人和新住民則居住在市郊。我們之前就看過這種形態。埃倫霍特寫道:「芝加哥逐漸開始像傳統的歐洲城市,例如19世紀的維也納,或是像現在的巴黎。」

如同建築師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在提到杜拜時說的,城市是「最終的白板,可以在上面題寫新身分」。這個說法顯示,城市有自我改造的能力,就像聖彼得堡、上海、孟買一樣。但從一個十年(或世紀)到下一個十年(或世紀),可以決定哪個城市具有象徵性的,不是沙皇、殖民強權,或是其他任何領導人,而是仍跟隨著他們,以尋求創造個人和集體未來機會的人們。

(林麗冠譯自“Cities as Ideas,” HBR, April 2013)



艾美.伯恩斯坦 Amy Bernstein

《哈佛商業評論》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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