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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創意變成好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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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號

中庸與決策

李瑞華 Swee-Huat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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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教授李瑞華從這五年來,政大IMBA、北京清華大學及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合辦的熱門課程「儒學與領導」的精神出發,以專欄形式,帶領讀者一起探索儒學與領導的關鍵議題,繼上一期〈跟隨孔子學領導力〉之後,這次的主題探討領導人自我修練的挑戰:如何在各種動態情境下決策,在各方衝突的兩難之中,取得最理想的平衡狀態。

儒學經典《四書》之一的《大學》,可說是儒家培育領袖的武功秘笈,「大」指的是大作為,《大學》就是學習怎樣「做大人」、「成大事」,把自己修練為好領袖的學問。

企業領導人每天都要面對兩難的取捨,就像莎士比亞筆下《哈姆雷特》不斷自問「to be or not to be?」領導人的自我修練,要以中庸之道作為指導原則,目標是要學會「度」的拿捏。

大多數人誤解「中庸」為「中間主義」,其實「中庸之道」應該理解為「平衡的自然規律」。

因為人生無常,我們面對的現實是不斷變化的動態情境,管理的挑戰就是在動態的情境中,找到最適合的平衡點。最具象的比喻是走鋼索的雜技演員,理論上他的平衡點是把身體兩側的重量平分為50:50,但那是在真空狀態下的情形,實際上他要不斷地調整,狂風大作的時候他可能要90:10才能夠平衡。企業經營也是這樣,短期vs.長期,抓權vs.放權,擴張vs.緊縮,利潤vs.市占率,都沒有一定的標準答案,要依情況做動態平衡。

道理人人知道,但取捨的依據是什麼?而知道取捨的依據,還不是最難的,最難的是,當你知道這是對的,但90%的人都認為是錯的,又該怎麼辦?

「中庸之道」是一套完整的方法論,引導我們在面對兩難時,怎麼找到最佳平衡點,才能到達一種真正和諧的境界。

對的事應該堅持,但當所有人都反對?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論語》

表彰對的人,懲罰不對的人,可以使不對的人也變成對的人。儒學的領導力框架以「仁、義、禮、智、信」為核心,其中最重要的價值觀是「仁」,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儒學很重視人性、人的真誠相待、小我與大我的共贏共好,這和西方的雙贏(win win)其實是同一個意思。

「仁」這個概念在管理上經常被誤解為簡單的「好人好心」,比如對績效不好的員工無條件的包容。其實,這是不對的,「仁」要站在「大仁大義」的角度理解,要不然就可能好心做壞事,不只影響了組織績效,也剝奪了該員工的進步機會,甚至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結果,所以「仁」也要平衡,切記「過猶不及」的原則。

《哈佛商業評論》今年 4 月號有篇文章〈互助造就組織成功〉(In the Company of Givers and Takers)討論組織必須要有互助的成員,才能成功,延伸到管理實務上,如果企業考評很嚴格,內部競爭很激烈,有人就會想,這不利於組織成員互助氛圍。但難道,要打造互助氛圍,企業就不鼓勵競爭,不做考評了嗎?

其實,公司要照顧員工就先要有盈餘,愈賺錢的企業愈有條件投資在員工的福利及學習,但如果企業活不下去、發不出薪水,絕不可能做這種善事。換句話說,企業要能活下去,給出貢獻的人(Giver)一定要多於接受幫助的人(Taker)。相對的,企業愈有效地照顧員工,員工也會愈有效地幫公司賺錢。

孔子說,「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要表彰對的,懲罰不對的人。給受幫助的人一些適當的壓力,有一天他才會變成有所貢獻的人。如果接受很多幫助還是無法有貢獻,那他換單位或換公司更可能成為人才。這時留他可能是「不仁」,讓他離開反而是「仁」。

一個好的領導人不該只是貪圖個人利益,還要營造眾人利益,如何在眾多的「小我」與整體的「大我」的利益取得平衡,那是每個領導人都必須面對的挑戰。

我們都知道「良禽擇木而棲」,人才為什麼不到我的企業來?因為,人才就像良禽,需要好的環境,要吸引人才,企業就要思考,怎麼植樹造林,讓人才與環境自然的結合發展,形成一個平衡的生態,最後形成永續自然經營的「無為而治」,但這種理想的「無為」卻是要建立在前面許多的「有為」的努力耕耘,而「無為」的境界又反過來有利於領導人更有條件去做更多更新更大的「有為」。

義與利的取捨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

君子在乎義理的追求,做任何事情都先問是否合於義理,然而,多數人往往更重視利益,利之所趨,甚至連義理都可以忽略。

經營企業一定會面臨義和利的矛盾,一般人以為這兩者是互相排斥的矛盾,要利就得捨義,要義就得捨利。

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喻於義」如果理解成「只義不利」,就變成不符現實的桎梏,「喻於義」應該用中庸之道的辯證思維理解為:好的領導人要在這個兩難的平衡中「以義為主、先義後利」,甚至像儒商提出「以義致利」的創舉,這就好像今天有些企業以「環保」、「綠能」、「有機」等概念賺錢,而不像許多企業為利益而不擇手段。

孔子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意思是說,追求富貴,只要取之有道,即使去趕牛羊也願意;孔子也說,「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但他絕不為了追求富貴而違背或放棄自己的價值觀。

《大學》說「生財有大道」,不只不反對賺錢,還提出了「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的具體操作原則。放在企業經營,就是賺錢的人(Profit Center及Giver)要多,花錢的人(Cost Center及Taker)要少,賺錢要快些,用錢要慢些。

《大學》還說「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提出了「不仁者」以賺錢為目的,把自己的身體生命都用來賺錢,真正的仁者是用賺到的錢財讓自己的生命發光發熱,讓自己活得更幸福更有意義。這可以延伸理解為財富不只要取之有道,還要用之有道。

如果看過去中華文化中儒商的歷史,西方近年才提出的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觀念,其實早就已經實踐;儒商的一些觀念,如「仁中取義真君子,義中求財真丈夫」,即使在今天,還是非常前衛的。

我們應該要反思「儒商」怎麼運用「中庸之道」的智慧,讓我們在21世紀的知識經濟中找到義與利、個人與集體、國家與世界等不同層面的平衡,而實現「天下為公」的美好理想。

下一次我們要談,「儒學與選才」,如何用儒學的價值觀找到適合的好人才。



李瑞華 Swee-Huat Lee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IMBA及EMBA管理碩士學程領導學及組織管理學教授。曾任台積電人資副總,朗訊科技亞太區副總裁,GE中國區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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