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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克會怎麼做?

杜拉克會怎麼做?

2009年11月號

為什麼要讀杜拉克?

Why Read Peter Drucker?
艾倫.坎特羅 Alan M. Kant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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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什麼要讀杜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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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克,管理大師中的大師,他的著作等身,關注的面向幾乎遍布整個管理學的領域。杜拉克對經理人的啟發不因時間流逝而過時,因為經理人除了可從他的觀念受益,更重要的是學習他如何構思出這些觀念。這對企業人士的決策與執行,都有很大的幫助。

一提起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的名字,就會有許多企業界人士豎起耳朵。多年來,企業關心的事,很少超出他廣博的興趣範圍,他對這些興趣幾乎全都進行過縝密的剖析,寫成論文與專書,著作等身,大多成為經典之作。

這樣的生產力,本身就已堪稱是一流的專業成就。然而,不只如此,杜拉克不僅頻繁出現在各種主管研討會、演講廳、會議室、教室裡,也擔任很多組織的顧問,更擅長用簡潔優雅的方式表達複雜的觀念。難怪,只要一提起杜拉克,保證會引起注意。人們願意傾聽,是因為尊重經由精煉、分析、表達等經驗,累積而成的權威,並渴望能從中獲益。

然而,也有人沒那麼專心傾聽杜拉克。特別是在學術界,就有些人認為,與其說杜拉克是學者,不如說他像記者;而與其說像記者,又更像能言善道、泛泛之論的人。他們看不起杜拉克的研究,認為根本不算是研究,還批評他對管理的看法沒有架構,也沒有系統(這點最糟糕)。在他們的心目中,杜拉克只是不切實際的哲學家,缺乏執行者的實務績效。

有些抱持極端看法的人認定,企業日常經營的細節多如牛毛,杜拉克對此既不感興趣,也無力處理,因而質疑他評斷的權威性。

在另一個極端,就像不少高人氣的思想家,常被追隨者捧過頭,杜拉克的忠誠追隨者也不例外。他們斷章取義,截取杜拉克的文章或談話片段,用來支持作者本人也未必背書的論點。還有過度狂熱的信徒,把杜拉克思想的錯綜複雜,濃縮成幾條準則化的概念,這類簡化後的教條,當然也有損原本的意義。

就事論事,會引發這些過度的反應,其實與杜拉克本身有關。有時他倚重的概念雖有啟發性,但還不夠完整;例如「貢獻係數」(contribution coefficient),就很容易招致學術界的否定。相反地,有時他精心構思出簡潔有力的警句,往往又落入那些只想知道簡單的口號,以及部分事實的人手中。的確,像杜拉克說的「大多數銷售訓練都毫無必要,充其量,只能讓笨蛋變成不稱職的業務員」這類句子,很容易記,也很好說出口。但這也可能會促成一些人對盤根錯節的問題掉以輕心。

無論這兩類口號出現在哪裡,都像是雙面刃。使用得當,可快速切中要旨;但若遭到不當運用,就會淪為那些心思簡單或模糊的人,一項有效的武器。

平凡觀念的不凡影響

不過,杜拉克的著作會受到關注,既不是因為有源源不絕的警句,也不是擅長技術性的運算。大家豎起耳朵,是為了掌握杜拉克生動觀念中的智慧。由於聽眾的接受度這麼高,影響力又持續這麼久,杜拉克的許多觀念,已成為今天企業相關常識的重要部分。正因為如此,即使採取回顧的角度來評論,也不容易保持適當的距離。

他提出「工業化社會是由大規模組織構成」的前瞻性觀點,現在已為大家熟知。把企業視為工業化社會的代表性機構,現在看來多麼地順理成章;而把分析社會或政治機構的模式套用在企業上,現在看來也多麼地理所當然。

人們是否曾有一段時間,不一定會追問個別企業的合法權利來源、組織原則,還有領導模式?管理階層是否曾有一段時間,覺得沒必要顧慮員工對自身地位與功能的感受;沒必要把「知識工作者」納入既有的決策與指揮結構中;也沒必要在各個管理層級內與層級間,進行有效的溝通?

另外,企業是否曾認為,無須認真看待主管的聘用與培養、董事會的適當角色,或是公司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特殊需求?企業過去是否未曾適當關注工作本身的內在邏輯,以及對經理人效率與效能有幫助的技能?企業是否曾忽略一些基本問題,如本身的業務,以及顧客的性質?

今天如果某位主管主張,利潤是評量財務績效的一項客觀指標,或是認為利潤可厚植成對抗未來風險的重要實力,大概不算是什麼頭條新聞,至少在企業界是這樣的。或者,聽到有人呼籲管理者在設定短期目標時,更該考量長期策略,這也沒什麼令人驚訝的。同樣地,建議企業針對創新進行規畫,也不再是野地裡無用的呼號。

以上各項觀念,現在看來似乎沒有什麼新意,也都相當平凡,卻恰好能證明,杜拉克對管理思想的影響很深遠,不管是直接的或間接的。大致上來說,長期下來,這些觀念早已是公認的專業常識:它們都是不折不扣的事實。

思考的過程,更是精華

說實話,這些觀念很少是杜拉克原創的。而且,幾乎都是多篇管理文獻探討過的。只要是以有意義的方式,表達有意義的思想,就算是一再重複,還是有價值。然而,如果杜拉克的著作既不是原創,又不是唯一,充其量只是把自己的思想表達出來,為什麼值得閱讀?簡單來說,閱讀杜拉克的原著有什麼必要,為什麼不看整理過的重要觀念摘要就好了?

答案很簡單:杜拉克對管理知識的真正貢獻,與其說是觀念,還不如說是形成觀念的嚴謹心智活動。比起研讀他的思想內容,觀察他如何思考,反而可以學到更多,而且更深刻。

百家思想的整合功力

評論者在評價杜拉克時,大多著重在他對專業管理這門學科的重大貢獻。然而,杜拉克思想的形式,遠比實質內容有價值得多。

首先,他的思想極具整合特性。為了理解基本的管理工作,杜拉克舉出實例,說明必須從整體脈絡來觀察。我們必須理解,產生這些工作的傳統與結構背後有哪些歷史淵源,以及相關規範與價值的文化背景。我們必須了解歷來資本主義的眾多形式,以及它們的個別優勢。我們也應該知道百家爭鳴的經濟意識形態,以及相關的立論前提。簡單來說,我們必須認清人類理想抱負的重要轉折,以及人類調適的局限所在。

然後,我們也必須察覺到科技與人口變遷的速度、方向與邏輯;畢竟,那些變化會讓未來與現在截然不同。同時,還要仔細確認,哪些現狀可以持續下去。另外,除了管理知識外,必須補充其他知識領域的見解,也要不時借重其他大型組織或不同文化的經驗。

經由這種整合式思考,即使面對最棘手的問題,杜拉克也能確認關鍵的假設,並建立各個假設之間的關係,然後加以評估。舉例來說,在《企業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中,他長篇大論探討「大」受到的詛咒。文中避開企業大型化贊成或反對者的偏激言論,從頭追溯這項運作前提的根源,呈現其中的重大謬誤。

杜拉克發現,大多數反對大型化的人,不論自覺或不自覺,其實是把獨占事業作為對抗的假想敵;而贊成大型化的人,則是為了保護獨占事業。當然,獨占與大型化是兩回事,不該混為一談。不過,杜拉克能夠深入探討這個論點,挑戰獨占的歷史及邏輯基礎。他寫道:「這種仍普遍被視為神聖真理的獨占理論,是以供給永遠有限、需求永遠無限為立論的假設;如果目前還在18世紀,這個假設就是正確的。」

這個假設未必永遠能成立,因此不見得適用於歷史上的每個時期。由於杜拉克了解獨占的傳統意義,以及過去與現在經濟情況的結構性差異,才能讓離題的討論重新聚焦。

還有很多其他的例子。在《經濟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一書中,杜拉克憑著對相關理念歷史脈絡的認識,體會到看似不理性的法西斯主義訴求,背後是有道理的。杜拉克認為,歐洲人原本崇尚的經濟制度,受到理性法律的管理,並帶來自由與平等,但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經濟大蕭條前,這種信念就已經風雨飄搖了,經過這次變故,更受到嚴重的摧毀。古典經濟學承襲的理性世界觀,當時看來已經破產,法西斯能襲捲歐洲、深入人心,正是因為它的「不理性」;也就是可為個人地位與階級,提供非經濟性的基礎。杜拉克能深入剖析這個20世紀怪現象的核心,就是體察到既有思想體系突然喪失影響力。

這種深入的理解能力,常出現在他對馬克斯主義的許多評論當中,也出現在那篇探討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著名論文中。他寫道:「凱因斯著作的立論基礎,在於承認19世紀自由放任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對工業化社會與信用經濟(credit economy)不再適用。但凱因斯的理論,就在重振並保存19世紀自由放任政治學的基本信念與制度;最重要的是,希望能保存市場的自主性與自動化。然而,這兩者已不可能並存在一個理性的體系中;凱因斯的政策是符咒、仙丹、魔法,能讓明明不理性的東西變得理性。」

馬克斯的理論,也一樣把工業化發展的某個短暫時期,視為普世適用的情況。

實證1:科技看分明

杜拉克的整合式思考,也讓我們看清楚科技帶給現代企業的特殊責任。

杜拉克擁有深厚的產業發展歷史知識,所以在《科技、管理與社會》(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Society)中指出,在我們的時代,科技工作的性質,產生了巨大的全方位改變:包括結構、成本、方法,以及概念基礎。例如,他察覺到科技工作在專業上與制度面上的特性,基本上都是新現象,而資本支出的需求倍增,也同樣是新的。他能解讀為什麼從研發到實際應用的期間變長;也看得出科學與技術之間,基本上必須建立全新的關係;同時,也察覺到產品慣有的生命週期突然縮短,會帶來什麼樣的危險。

不過,杜拉克的思考,部分是根據他對科技史領域同樣深厚的知識。他研究所謂的第一次技術革命,就是古代一些「灌溉城市」的出現,以及伴隨而生的文明,從中歸納出一系列的教訓,在今天同樣適用。不論何時,只要發生這種革命,社會與政治制度就需要重大的創新。雖然創新的形式,必須配合技術變革下新的客觀現實,但不論是形塑創新的價值觀,或是希望藉著創新達成的目的,仍掌控在人類手中。

跟以往比起來,目前的技術更要求企業能敏銳地因應客觀環境,並更致力獻身終極的社會目的。在當代這些狀況下,企業必須清楚了解,並達成這兩項責任,才可能獲得成功,甚至才能維持生存。唯有杜拉克這種融會科技史與產業史的功力,才能總合出這樣不偏不倚的結論。

實證2:日本決策模式

整合式思考最突出的例子,或許就是杜拉克對日本企業決策的嚴謹分析。他引用的例證,是這麼不同的文化,自然會引起各方興趣,但在另一方面,經過這番對照,也更突顯美國人的決策風格。杜拉克發現,日本與美國決策流程的差異,主要在三方面:(1)日本的決策,往往針對影響深遠的大事;(2)過程中不惜投入大量時間,以求所有相關人員達成共識;(3)一旦作出決策,就迅速化為一連串的行動;而且經常與原先的政策截然不同。

由於長期見識到日本人的做事方式,杜拉克體會到,這種由慢郎中到急驚風的步調看似費解,但自有外人不熟悉的道理。美國經理人在決策時,通常只聚焦在單一方案的優點,關心的也多為具體措施,而與策略層次無關;反觀日本經理人,會先費工夫精確界定手頭課題的性質,然後有系統地檢驗所有可能的行動方案。雖然這個流程很耗時,但能確保最終的決策都經過「預售」(presold)。建立共識後,所有相關的經理人,都了解決策的內容與意義,也知道如何才能順利推動。

相反地,美國經理人通常並不要求自己考量所有可能的選項。更關鍵的是,他們也不習慣強迫自己徹底思考眼前課題的性質。因此,他們的決定常限於表象,而且幾乎都得事後「求售」。這樣的妥協,看似與日本人追求共識時隱含的妥協大同小異,卻多了日本人所沒有的結構缺失。因為美國的妥協,以及必然會有的討價還價,都發生在事後,可能會危害原始決策的系統性邏輯;而日本的妥協發生在事前,因此包含在決策本身內,也是影響決策的因素之一。

化矛盾衝突為基本原則

不論是日本與美國的決策、現代科技的影響、凱因斯與馬克斯的思想、法西斯主義的吸引力,還是大型化詛咒等各種不同的議題,杜拉克的心智運作方式,大致上是相同的。對他而言,所有觀念都有外在的歷史(或文化)脈絡,以及內在的邏輯論述。外在脈絡賦予形塑觀念的假設與概念語彙,邏輯則提供系統化的解釋論點;脈絡強調特定時間與地點,邏輯則應用得較為普遍。因此,脈絡強調相對性,邏輯著重普世性。杜拉克並不否認脈絡與邏輯的衝突,但仔細觀察這兩者後,他總能一次又一次定義出相關的討論術語,並化約為最基本的原則,從而揭露不適當的假設或推論,找出其中隱藏的矛盾。

舉一些更明確的例子,像他探討薪資與薪資政策時,就明白揭示:雇主與員工一開始的假設,就有相當大的差異。他也抨擊會計年度的做法很專斷,直指這種令人難解的傳統做法,與現實相去甚遠。他還指出,典型的管理人員升遷準則,存在著結構上的矛盾,與應達成的經濟目標相衝突。在每個案例中,杜拉克都堅持不接受傳統看法的表象,因此對問題的成因看得很清楚。

風範1:杜拉克的全體論

這種寬闊的批判眼光,正反映他本能的「全體論」思考流程。就像一些研究者所說的,杜拉克的心智既不偏向孤立的事實,也不偏向機械的因果解釋。杜拉克從各項事實中,找出不同的模式與形態,並由流程的角度來解釋其中的意義,因此能做出最精采的回應。零散的資料變成事實,而孤立的事實唯有放在更大的整體中,才能顯現出重要性。

杜拉克的全體論,在《不連續的時代》(The Age of Discontinuity)書中最為明顯,其中討論現代社會中非革命的「不連續」。舉凡新科技的爆炸性發展、真正整合的全球經濟浮現、知識成為經濟資源的核心角色、無數非政府機構的出現,都顯示出現今世界的劇變。根據他的看法,這些改變就像「形成新大陸的漂流板塊」,代表在我們生命最根本之處,有著龐大卻多半隱藏著的轉變。雖然有跡可循,但只有靠著杜拉克這樣抱持全體論的心智,才能拼湊出全貌、確認形態,並評估其中的意義。

同樣的情況,也可在杜拉克對管理的分析中看到。例如,他堅持行銷是管理最根本、最不可或缺的任務,這剛好呼應他的另一個觀點,就是把企業經營看成一個流程,必然以創造並滿足顧客為導向。他還從龐大紛雜的生產與組織原則中,得出幾種理想的模式。其實,杜拉克談到管理這門專業時,總是認為,管理就是傳授從業人員如何在資訊與情況的混亂變動中,理出適當的頭緒。

兼具廣博的脈絡性、邏輯性、全面性,杜拉克的思考運作,有如上演一幕幕角度不同的影像;而這也是他對管理學科的真正貢獻。這絕不只是傳授有用的資訊,還可作為範例,供人研究如何思考。

風範2:杜拉克的公平態度

杜拉克的著作,還有另一層啟示。雖然經常直指重點,也充滿告誡,但幾乎都是冷靜理性的基調,也很少偏離客觀分析。我們看到的,是不折不扣的公平態度。當然,人世間有不少令他鄙夷不屑的罪惡(政治、社會、管理等領域都有),但在定罪前,他一律公平地給予辯解的機會。

某些人對這麼慎重不以為然,不耐煩地說:「好嘛,好嘛,這樣就好了。」但是,杜拉克不肯「這樣就好了」,至少表現出這種意向,正是他最寶貴的一大成就。論述的權威性,會因為不耐煩而失色,淪為意氣之爭,不受理性的支配。一些知識型的評論者認為,加拿大前總理杜魯道(Trudeau)長保成功的方法,就是無論如何,也要把想講的話講完,因此在許多會議上,比沒耐性的對手堅持得更久,因此他的看法最終能占上風。相較之下,杜拉克對理性步驟的執著雖然沒那麼誇張,但效力毫不遜色,讓他的結論具有強勁的說服力。

閱讀杜拉克時,不但能感受公正的態度,也能領略言辭中顯而易見的典雅與教養。他的文章詞藻清新,博採眾議,把重大發現平鋪直敘地娓娓道來,顯得平易近人。我們願意相信杜拉克的言論,是因為信任他的說話方式:既不語帶威脅,也不讓人不知所云,而且你會相信,縱使是最複雜的議題,運用經驗、系統化思考與良好的判斷力,也可以迎刃而解。

以下,要回顧一段摘自《管理:任務、責任、實踐》(Management: Tasks, Responsibilities, Practices)的文章。討論的話題或許有點過時,就是「知識專業人員」是否有資格比管理他們的經理人,領取更高的待遇:

「對這個觀點,企業界已有一個值得參考的先例。1920年,通用汽車公司(GM)總裁皮耶.杜邦(Pierre S. du Pont)與營運副總裁艾佛烈.史隆(Alfred P. Slone, Jr.)開始著手,要讓混亂的通用汽車恢復秩序,他們設定,各營運事業部主管的薪資水準和杜邦相同。而且在史隆本人要求下,他領的薪資還遠低於轄下各事業部主管。在一個由專業人員或專家組成的單位中,經理的薪資當然會比單位內大多數人來得高,但如果團體中有一、兩位『明星』領得比經理還多,也毋須視為不正常,更沒有什麼不應該。這種情況也適用於業務員;明星業務員賺的錢,理應高過區經理。至於研究實驗室,以及績效取決於個人技能、努力與知識的所有領域,也理應如此。」

即使這是有爭議的話題,更是個有爭議的論點,但杜拉克的呈現方式,卻顯得合理而服人。他是怎麼辦到的?首先,他從通用汽車的歷史中,擷取適當的前例,讓人對原本陌生的領域產生熟悉感。其次,他解說核心行動(就是史隆的作為)的方式(「在史隆本人要求下」),把抽象的結構性課題,轉化成較具體的管理判斷課題。第三,他綜合史隆作判斷時根據的假設,再用結構性的角度來詮釋。第四,建議可能適用的範圍。最後,歸納出基本的定義原則。

因此,杜拉克的討論過程是:建立相關先例、以平易近人的角度讓人理解、列舉對組織的意義、說明局限、釐清真正的意涵。面對手頭上的課題,他的心智靈活地運作著,由各個不同角度觀察,不時指陳其中重要的層面。杜拉克吸引讀者的,是他的思維絕技,但他讓他們信服,靠的是負責的權威語氣,以及合乎常情的說理過程。

風範3:杜拉克的雄辯火力

杜拉克典型的寫作風格,不是緊抓著讀者不放,硬逼他們接受難以苟同的結論。相反地,他會溫柔地挽著他們的手臂四處閒行,一直到他們認同,他的結論是看來最適當的目的地。一路上,他的腳步通常是平穩、審慎、從容不迫的,但也未必總是如此。偶爾他也會雄辯,展開狂熱的攻擊。以下,就是杜拉克火力全開,討論利潤的議題:

「其實,這個概念(就是習慣性把利潤與利潤動機畫上等號)除了與問題不相干外,更糟的是,還會造成傷害。它可說是導致社會誤解利潤本質的罪魁禍首,甚至是危及工業化社會最嚴重的一項病症,也就是對利潤抱持根深柢固的敵意。它影響美國與西歐各國,無法正確理解企業的本質、功能與目的,產生公共政策上最嚴重的缺失。此外,現在大家普遍相信,利潤與公司貢獻社會的能力,在本質上是相互牴觸的,多半也是基於這個原因。其實,公司唯有獲利良好,才能對社會有所貢獻。簡單來說,破產的公司,不太可能是工作的好地方,也不太可能敦親睦鄰,或是造福社區;儘管,今天有些社會學者似乎持相反的看法。」

不容否認,上面的文章語帶怒氣而缺乏節制。沒錯,這篇文章的前後脈絡,是理性探討各種名詞的邏輯差異,例如,「利潤動機」指的是心理現實,而「利潤」則指評量企業的抽象標準。更廣闊的脈絡,其實散見在杜拉克作品中相關的段落,強力主張利潤是對抗未來風險的重要實力。

但無論如何,這就是帶有怒氣的文章。層層加強的節奏,是傳道者的手法;揚棄冗長的因果關係邏輯,訴諸簡單、觸動人心的作風;譴責的口吻,不留辯駁的餘地。這或許跟杜拉克的修辭規範大不相同,但絕不是意外的做法,更不是沒有作用,而是有目的地搖旗吶喊。

杜拉克深知,語言能發揮教化與激勵的功效,不僅可以說理,也可以推翻或衝撞某種頑強的意志。如果賭注夠高,聽眾又不乏冥頑不靈的人,杜拉克也會強力抓住讀者,純粹靠雄辯的火力,摧毀慣性的防禦工事。雖然他並不輕易這麼做,但只要放手一搏,可就是善用辭令來完成目標的高手。

客觀卻洋溢道德關懷

即使有上面的篇章擺在眼前,一些評論者還是指責,說杜拉克的思想明顯缺乏熱情,和自己討論的素材保持一定的距離。這種想法大錯特錯。「不帶熱情」與「沒有熱情」完全是兩回事。杜拉克刻意維持客觀性,反映出他是真的認同不帶熱情的說理,但絕非沒有熱情。其實,他的許多思想,反映出對道德目的極度的迫切感。杜拉克這麼關切管理專業,就是深恐整個西方社會的重要機構(企業),一旦無法負起基本責任,後果可能不堪設想。

任何讀過杜拉克早期著作或近期自傳的讀者,必然會注意到,義大利法西斯主義與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的經驗,在他身上揮之不去。那段歷史創傷持續浮現腦海,是其他年紀較輕,或是出身美國的管理學者難以想像的(杜拉克在1909年生於奧地利維也納)。他們永遠無從體會杜拉克的切身之痛,目睹20世紀的人類社會,因制度面的失敗而付出慘重代價。

杜拉克相信,今日世界最值得珍惜的人類自由,多半得靠大規模的組織來保障。目前西方人可享受的文明成就,大部分是拜這些組織成功之賜。這些組織提供重要的舞台,以展現個人自由的成就,以及透過自制而承擔責任。如果企業的經濟績效不佳,又無法滿足社會與個人的的需求,人類就無法避免混亂與恐怖的力量迎面而來。難怪,杜拉克這麼強調經理人的品格,以及他們身負的重責大任。

你非讀不可的......

如果有意閱讀杜拉克,但時間有限,該挑哪幾本呢?這個選擇的難度極高,因為杜拉克的著作不但數量眾多,而且類別豐富。不過,還是可概略分為四大類:社會與政治思想、管理專業與企業組織的分析、就現有徵兆預測未來概況、企業相關任務的入門指南。當然,有些著作可納入一個以上的類別,而有些則不適合歸入任何一類。

社會與政治思想的首選著作,是《經濟人的末日》,書中展現杜拉克對20世紀歐洲法西斯主義相當持平的論點。接下來有兩本著作,與這本書共同形成完整的思想系列:《工業人的未來》(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探討現代機構中合法權力的核心問題;以及《全新的社會》(The New Society),勾勒工業人理想化的願景。至於《人、觀念與政治》(Man, Idea and Politics),是杜拉克幾本論文選中的一本,包含不少優美的隨筆,例如對齊克果(Soren Kierkeggard)、約翰.卡洪(John C. Calhoun),以及亨利.福特(Henry Ford)一些創新的看法。

與管理相關的著作,形成杜拉克另一個思想系列。《企業的概念》是杜拉克對通用汽車的前瞻性研究。至於他對管理這門專業的貢獻,最知名的兩本書,是《彼得.杜拉克的管理聖經》(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與《管理:任務、責任、實踐》。

第三類著作,就是《美國的未來二十年》(America''s Next Twenty Years)與《科技、管理與社會》這兩本論文集,還有就是《明日的里程碑》(Landmarks of Tomorrow),其中傳達的主旨,大致就跟每本書名顯示的一樣。《不連續的時代》指出現代世界的根基發生了什麼激烈改變,並加以評估。把所有權與控制混為一談,因而備受指責的《看不見的革命》(The Unseen Revolution),談的是另一種同樣激烈的改變,就是杜拉克所稱美國「年金社會主義」的發展。

最後,是入門指南類:《成效管理》(Managing for Results)強調的,是改善經濟績效的技巧,而《有效的管理者》(The Effective Executive)則提供建議,讓主管更有效地自我管理,並管理他人。

杜拉克最近期的著作,是自傳性的《旁觀者》(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很難歸入上述任何一類。但這不重要,這本書對杜拉克所處環境中人物的描述,就足以令人目不暇給(尤其是有關歐洲的章節);而他對這個逝去社會與政治圈子的詳盡描繪,本身就是一種教育。《旁觀者》有很多情節更勝小說,又比論文生動得多,至於深思創見,也堪稱是這兩種文類的最高傑作。《不連續的時代》也屬於同一等級,提供了愉快的閱讀經驗,只不過類型不同。對最高管理者而言,有效地勾勒出未來的主要形貌,變得更加重要,至於該怎麼做到這一點,這本書正可源源不絕地提供示範。

如果時間充裕,也想潛心思考一番,你可以慢慢品味《工業人的未來》。從中可看到杜拉克對工業化社會面臨「自由與合法性」的核心問題,是多麼高瞻遠矚,這在一般晚間電視新聞中是看不到的。

重要性最高的,應該是杜拉克在管理專業上的最佳著作:《彼得.杜拉克的管理聖經》。比起大部頭的管理百科全書,這本書簡明扼要得多,而且兼顧原則與案例的編排,不只實用性夠,也有廣博的知性。在杜拉克所有的著作中,這本書最有可能立即為你創造價值。

掌握心智運用的條理

不過請記得,閱讀杜拉克最大的價值,在於從中持續觀察他有條有理的心智活動,而不只是解讀他的觀念內容。當然,那些觀念相當豐富,也確實值得認真對待。不過,就像18世紀偉大人文學者強森博士(Dr. Johnson)的深刻體認,讀書真正重要的地方,不在於採摘書中個別的花朵,而是「牢牢地抱住樹幹,這麼一來,你可以撼動所有的樹枝。」在杜拉克的著作中,你該牢牢抱住的,正是心智運作的條理。



艾倫.坎特羅 Alan M. Kantrow

斯科爾科沃莫斯科管理學院(Moscow School of Management Skolkovo)管理學教授,以及基礎研究中心(Infrastructure Research Center)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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