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巨頭.課稅衝突.全球貿易戰

Tech Giants, Taxes, and a Looming Global Trade War
維傑.高文達拉簡 Vijay Govindarajan , 安納普.斯里瓦斯塔瓦 Anup Srivastava , 侯賽因.沃森 Hussein Warsame , 露米妮塔.伊納契 Luminita En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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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法國與美國之間,就已經因為科技巨頭的課稅問題,在引爆貿易戰的邊緣。疫情爆發後,導致科技巨頭在世界各地,進一步奪取當地公司的市場與營收。各國政府的稅收問題因而雪上加霜,美國政府又對此採取自掃門前雪的態度。本文作者呼籲各國政府與科技巨頭,能用更協作的態度共同解決問題,共創雙贏局面。

你或許還記得,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之前,美國政府曾威脅要對香檳和起司等法國商品徵收100%的關稅,以報復法國計畫對其境內大型數位公司的營收徵收3%的稅收。法國為了避免貿易戰,同意將這些課稅延到2020年底,同時希望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到時能夠提出多邊解決方案。

後來的發展並非如此。相反地,全球迅速變得更加複雜。當全球各國政府展開因應疫情的大規模援助行動時,稅收也大幅短缺,情勢導致一場國際貿易大戰似乎無法避免。如果以前就很難找到共識,現在或許讓人覺得是不可能找到的。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方法,就是透過具有歷史意義的協同合作來解決。

我們怎麼會走到現在這個地步

世界銀行(World Bank)估計,2020年的全球國內生產毛額(GDP)會減少5.2%,這將是數十年來全世界最嚴重的衰退。由於投資減少、工作與就學流失導致人力資本遭到削弱,還有全球貿易和供應鏈都變得四分五裂,因此在接下來幾年中,新冠疫情將進一步對國家收入產生負面影響。各國政府必須付出極大努力,以緩解經濟下滑,並對本國的公民和企業提供財政與貨幣政策的支援。

長久以來,Google、蘋果(Apple)、臉書(Facebook)和亞馬遜(Amazon)等數位巨頭(合稱GAFA),發現了創新的方法,以減少支付給外國政府的稅款,這可能是外國政府稅收減少的一項因素。與當地實體公司不同的是,數位大型公司的營業不需要實體的基礎設施、工廠或倉庫。它們缺乏「固定營業場所」,因此,任何政府都很難在任何區域,確認它們的營業範圍或經濟活動,更不用說計算它們的獲利和徵收稅款了。此外,數位公司的主要成本是開發智慧財產,而非勞動力、原物料或能源。它們可以藉由轉移本身的智慧財產及收取高額的權利金,輕易地把成本(因而也包括獲利)從高賦稅國家轉移到低賦稅國家。所以,數位大型公司目前是創新的「移轉訂價」(transfer pricing)和「收入移轉」方案的最大使用者之一。

從當地公司移轉到數位大型公司的這種經濟活動和稅收基礎轉移,已經持續了十多年;新冠疫情只是加快這種轉移的速度。諷刺的是,當新冠疫情期間各國受損的同時,各家數位巨頭卻進一步從當地公司手中,取得了市場與營收的占有率。在這次危機當中,大型數位公司的績效極為出色,加快了全球稅收的轉型。例如,亞馬遜接收了原本由當地零售商入帳的大部分獲利,而那些零售商原本會在獲得那些利潤之後,繳稅給當地政府。新冠疫情也對當地報紙及它們的廣告營收,帶來了毀滅性影響,這類營收目前已轉移到臉書和Google等數位大型公司。因此,各國政府面對雪上加霜的情勢:它們必須資助當地的經濟復甦和社會福利,卻無法從竊取其稅基的數位巨頭那裡,得到足夠的稅收。各國政府別無選擇,只能向數位巨頭尋求協助,以便至少解決政府的部分預算赤字。

同樣地,如何更公平地向數位大型公司徵稅的相關討論,也已經進行了十多年;新冠疫情創造了新的急迫感。大約有137個國家一直努力與歐盟(EU)和OECD合作,尋找集體的解決方案。解決方案的核心,是對數位巨頭徵收以營收為基礎的課稅,亦即本土公司付給數位巨頭的總營收的固定百分比。這套系統有兩個優點。首先,它消除了計算獲利的必要性,而移轉訂價方案可能會減少獲利。其次,扣除稅額和支付給當地稅務機關的重擔,是由當地人或公司來承擔,外國政府就不必一直追究不受其行政管控的公司。美國之前一直參與這些協商和討論,直到6月時退出。

缺少了美國的合作,加上新冠疫情在全球各地肆虐,因此許多國家已經推行自家的單邊解決方案,導致稅收爭端和貿易緊張局勢的風險惡化。例如,奧地利最近對數位廣告收入開徵5%的稅。印度和英國已經開始徵收2%的稅,而且溯及既往。西班牙正在立法,準備開徵3%的稅。加拿大正在考慮徵收3%的稅。義大利則已經開徵3%的稅,並且溯及既往。

以營收為基礎的新稅制重擔,極大比例是落在美國的數位公司身上,所以美國政府威脅要報復那些施行自家貿易限制和關稅的國家。美國啟動一系列的貿易調查,以了解這些行動是否構成不公平的貿易做法。受到影響的國家包括:奧地利、巴西、捷克、印度、印尼、義大利、西班牙和土耳其,以及歐盟。如果前述的法國事件可對未來提供一些指引,那麼美國的調查可能會是一場來勢洶洶的貿易戰。值得注意的是,當美國對法國商品徵收關稅時,也會影響到購買法國起司和葡萄酒的美國消費者與餐廳。因此,美國徵收的任何關稅不只會影響到企業,還會影響到獲得外國商品和服務的美國消費者與企業。這些國家的回應做法,可能是實施自己的關稅,以及一些影響到美國出口商的措施。

接下來會如何發展

無論在任何時候,這樣的貿易戰都會對全球經濟的穩定和進步有害;當全世界需要從新冠疫情帶來的重大經濟低迷中復原時,貿易戰的傷害尤其顯著。目前全球經濟已經面臨中美冷戰,以及新冠疫情肆虐導致的全球貿易和供應鏈結的四分五裂。此外,衝突對抗式的做法,也會妨礙全球各地的技術進步。外國政府可以引發毫無根據的恐懼,阻擋數位服務的擴展,以及制定保護性的法律。這種做法不只會損害經濟復甦,也可能讓數位大型公司錯失潛在的營收與市場成長。

目前,顯然是該讓較為冷靜的頭腦主導事情的發展了。美國必須恢復參與國際事務,在OECD的多邊討論中扮演有意義的角色,而不是直接威脅要阻撓這個過程,同時坐視不管。美國以外國家也必須更有耐心,把實施時程至少延後到今年年底,OECD已承諾,到那時會採取更通用的解決方案。而數位巨頭則必須提高意願為世界經濟福祉做出貢獻,這對於它們自身的成長和獲利極為重要。畢竟在新冠疫情期間,數位公司的股東在自己的投資上已經獲得了龐大報酬。馬克.祖克伯(Mark Zuckerberg)最近表示願意支持歐洲的稅制改革,並承認臉書「有可能必須繳更多稅」。協作程度較高的做法,對所有人都會是雙贏的解決方案。

(蘇偉信譯)



維傑.高文達拉簡 Vijay Govindarajan

美國達特茅斯大學塔克商學院(Dartmouth's Tuck School of Business)傑出講座教授,矽谷育成公司「49馬赫」(Mach 49)教職合夥人,著有《三盒解決方案》(The Three Box Solution)。他的《哈佛商業評論》文章〈設計逆向創新〉(Engineering Reverse Innovations)和〈創新的戰爭與和平〉(Stop the Innovation Wars),獲得《哈佛商業評論》麥肯錫論文獎。他的《哈佛商業評論》文章〈奇異顛覆自己〉(How GE Is Disrupting Itself)和〈執行長的開創執行力〉(The CEO's Role in Business Model Reinvention),是《哈佛商業評論》歷來五十大暢銷文章。


安納普.斯里瓦斯塔瓦 Anup Srivastava

會計、決策和資本市場領域的加拿大國家講座學者,也是加拿大卡加利大學哈斯凱因商學院(Haskayne School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Calgary)副教授。他探討的主題,是數位公司在估值與財報編製方面的挑戰。


侯賽因.沃森 Hussein Warsame

卡加利大學哈斯凱因商學院會計學教授,以及稅務會計師研究員。他的研究興趣是稅務與財務會計。


露米妮塔.伊納契 Luminita Enache

卡加利大學哈斯凱因商學院助理教授,研究新經濟公司的財務資訊揭露情況。


本篇文章主題經濟學與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