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力投資救不了資本主義

Impact Investing Won't Save Capitalism
亞倫.史瓦茲 Alan Schwartz , 魯賓.菲尼根 Reuben Finighan
瀏覽人數:837
一年前,美國企業圓桌會議提倡由「股東資本主義」,轉向「利害關係人資本主義」,以隆納德.科恩爵士為首的一批影響力投資人,也深信單是靠企業界,就能解決破壞全球經濟的其他大問題,而不會犧牲掉商業的報酬率。這樣的想法是否過於樂觀?本文作者認為,現行商業規則對這個美好的理想設下重重阻礙,如果希望影響力投資真能更融入我們的經濟體系,遊戲規則就需要改變了。

美國企業圓桌會議(U.S. Business Roundtable)在2019年呼籲由「股東資本主義」(shareholder capitalism)轉向「利害關係人資本主義」(stakeholder capitalism),這項宣言在今年8月滿一週年。當時,企業領導人請我們想像一個轉型後的新世界,但武漢的一種病毒也自有它遠大的計畫,而且就目前來看,它已經用很不一樣的方式改變了整個世界的樣貌。疫情把各國政府推到中心位置,並把企業推向邊緣地帶,無論企業採取的是哪一種資本主義。

任何理智的人,都不會預期光靠企業界就能挽救疫情。儘管如此,打著「影響力投資」(impact investing)旗號的一些投資人主張,單是靠企業界,就能解決破壞全球經濟的其他大問題,像是氣候變遷或全球女性識字問題,而不會犧牲掉商業的報酬率。這種觀點,吸引許多人表示有興趣,包括大型銀行、顧問公司、商業遊說團體,甚至前任國家首相。影響力投資的一位倡議人士隆納德.科恩爵士(Sir Ronald Cohen)相信,影響力投資可成為一場「革命」,將能夠拯救資本主義,並且解決許多全世界最重大的問題。

這種對明智的後疫情經濟的展望很吸引人,而我們身為影響力投資人及經濟學家,也支持這種遠大的企圖心。然而,如果我們真的想改造資本主義,光是靠傳統認知上的影響力投資並不夠。這次疫情不僅帶來一個特殊的異常狀況,而且即使在正常的時刻,企業在能獲利的情況下可以做的事情,也會受到一些深刻的限制。我們必須改革規範我們經濟運作方式的規則,而影響力投資人可以在其中扮演關鍵的角色。

為何靠影響力投資還不夠?

當然有一些實例,可說明影響力投資一直都能夠成功地創造商業報酬,同時也產生正向的影響。但也有人主張,獲利能力和影響力之間必然要有所取捨。誰才是對的?

答案是「兩者皆對」。釐清這個問題的一個簡單方式,是看看典型的「碳成本曲線」(carbon cost curve),它呈現減少碳排放的投資所產生的財務成本。以下最新版的成本曲線,最近由荷蘭能源研究中心(Energy Research Centre of the Netherlands)製作。

每個長條代表不同的投資。長條的寬度,表示投資案每年能節省的溫室氣體排放吉噸數(gigatonne,一吉噸等於十億噸),長條的高度則表示每公噸的減排成本。左側這些低於零成本線的長條,成本是負的,也就是說,即使政策沒變,這些投資都可以有獲利。另一方面,高於零成本線的那些長條,都是有淨成本的投資,唯有獎勵投資人的減碳做法,這些投資案才會有競爭力。它們需要配套的政策,像是提供補貼或實施碳定價機制,而最右邊的投資案,的確需要很高的碳價格。

曲線的最左邊顯示一些機會,在這些領域減少碳排放已經能夠產生獲利。常見的例子包括家戶能源節約計畫,或是選擇最佳地點來進行風力發電。這些代表的是影響力投資人(或一般投資人)的機會,可以在做有利於社會的事情之時,也有可能創造商業報酬。

然而,若依據2016年196個國家在巴黎達成的協定,要把全球暖化限制在攝氏1.5度以內,我們大多仍須仰賴那些「零成本線以上」的減碳方法,像是把風力能源拓展到一些較無利可圖的地點,或是使用碳捕捉和封存。若要達到荷蘭的2050年減排目標,也就是減少95%的碳排放,以便回到1990年的水準,那麼所有藍色長條的投資,都需要資金挹注。能源研究中心估計,即使考量到未來的科技變化,仍然需要把碳價格設定為將近每公噸兩百歐元,這些投資才能獲利。

如果不能設立這樣的碳定價,那些「零成本線之上」的減碳方法,仍無法讓私人投資人獲利,即使這麼做能對整體社會帶來正向報酬。在沒有碳定價的情況下投資這些減碳做法,報酬率就會低於沿用現行所用技術的投資案。這就是影響力投資人會在許多議題上碰到的取捨問題,例如汙染、海洋中的塑膠、撒哈拉以南非洲女性識字率等各種議題。

關於這一點的關鍵見解是:如果獲利與影響力之間完全不必做取捨,所有這些問題的成本曲線,就會全都是「零成本線之下」的投資。如果真的是這樣,我們就不需要影響力投資人。一般的投資人就已經會投資於解決氣候變遷、清理海洋中的塑膠垃圾,還有讓全球女性接受教育。

不過,還有另一個問題。即使是「零成本線之下」的行動,常常有很多也無法獲利,因為還有所謂的分割誘因(split-incentive)、交易成本和機會成本,而這些經濟學術語指的是一些障礙,這些障礙可能會阻礙投資,或是產生技術價格以外的額外成本。這些障礙解釋了,為什麼是由政府而非市場來領導推動大型計畫,例如推出具有能源效率的居家LED照明設備。

影響力投資人說的沒錯,有時候有可能克服這些障礙,而且有時候也可能透過採取「零成本線之下」的行動,來兼顧競爭的報酬和創造社會福祉,小型能源效率或再生能源的投資就是如此。

不過,批評者說的也沒錯,「有時候可能做到」並不足以推動實質的轉變。以氣候變遷來說,經濟學家估計,要達到攝氏1.5度的目標,在2030年之前所需成本為十兆美元。換句話說,私人投資人若是想要獨力解決氣候變遷問題,就必須接受每年損失約一兆美元。

當然,解決氣候變遷問題,能省下的會遠超過十兆美元,但遊戲規則並不會獎勵減碳,因此私人投資人很難取得這麼做的價值。要讓投資人能因為這些活動而獲利,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估計,我們需要把碳定價設在每公噸135到5,500美元之間。但願是設在偏下限的水準。

影響力投資正進入新的「惱人的真相」的時代:就是沒有足夠的「零成本線之下」的投資選項,而我們必須要做的許多事情,若是不改變規則,就無法創造獲利。同樣這種情況,也可見於我們急需解決的很多社會和環境問題,從汙染、貧窮到糟糕的公共衛生情況,都包括在內。

美國政府已經浪費近三十年,忽視IPCC和其他專家有關氣候變遷的呼籲。我們不能再浪費另一個十年,甚至是一年,繼續忽視這些經濟現實面。

遊戲規則

接著來談談規範我們經濟運作方式的規則。雖然企業圓桌會議呼籲轉向利害關係人資本主義,但其實,遊戲規則仍舊讓股東資本主義根深柢固地存在,多半情況都忽視了利害關係人。正如我們先前主張的,企業必定要尋求獲利,因為長期來看,獲利較低的企業往往會輸給獲利較高的企業。

在今日的規則之下,一些有害的投資可帶來很高的獲利,因為投資人不需要為自己造成的傷害付出代價,例如碳排放、空氣汙染對健康的影響等傷害。在此同時,許多值得進行的投資卻無法獲利,因為投資人無法因他們帶來的相關效益而獲得獎勵,例如降低空氣汙染而改善健康的效益。

若要引發隆納德.科恩爵士的革命,讓投資「不需要為了產生影響力而減少獲利」,我們唯一的選擇,就是改變這套遊戲規則。

我們已經知道一定要做哪些事:透過碳定價、補貼或法規來「拉高零成本線」,好讓更多行動可以降到這條線以下,並吸引投資。一百多年來,經濟學家已同意,這種做法可以處理外部效應(externality),無論是碳排放、海洋塑膠垃圾或識字率等。當投資人為本身的投入要素付出成本,並因為他們創造的價值而獲得報酬,投資與影響力投資之間的鴻溝就消失了。

換句話說,外部效應一旦內部化,所有的投資都會變成影響力投資。麵包師傅可以因為提供社區居民食物而獲利,建商讓社區居民有房子住而獲利,林務員則是為社區阻絕碳排放而能夠獲利。這就是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在250年前給我們的啟示:當個人誘因與推動整體社會的經濟成長的力量能夠協調一致時,那隻「看不見的手」就能順利發揮神奇的作用。

影響力投資的未來

這對影響力投資人有何意義?我們認為,他們可扮演三個重要的角色。

第一個是盡量善用現有的遊戲規則,找出那些位於「零成本線之下」的機會,或是尋求聰明的方式,來克服那些妨礙「零成本線之下」投資的障礙。特斯拉汽車(Tesla)設在澳洲南部的全球第一座電廠規模的巨型電池,就是一個在最先進創新領域投資的好例子。它顯示這項技術已準備好可創造獲利,為全世界各地的電池計畫打開大門。我們比以往更需要大膽的創新者帶頭推動,好讓其他人追隨。

第二個角色,是要鼓勵慈善家設定高遠的目標。麥克.邁克里克斯(Mike McCreless)稱這是在「效率前緣」(efficiency frontier)運作:在尋求達到某種影響力時,一定要選投資報酬率最高的方式去做。報酬雖然常未能達到商業利率的水準,但在既有規則的限制下,若是盡量達到能達到的程度,那麼每一塊錢就能產生更大的影響力。瑞士發展合作署(Swiss Agency for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和影響力根基顧問公司(Roots of Impact),在設計「社會影響力誘因」架構(Social Impact Incentives,SIINC)時,也提出類似的主張。這種影響力投資就像是更聰明、更有效率的慈善事業。

最後,也許影響力投資人可擔任的最重要角色,是遊說改變既有規則。影響力投資人可提出有力的意見,敦促政府把外部效應內部化,以便把所有的投資都轉化為影響力投資。新的誘因,無論是碳的價格或一些其他機制,都能擴大各種可能性,以結合社會報酬和獲利能力。這麼一來,它們就能為私部門創新人士和明智的慈善家開啟更多機會。

更仔細了解影響力投資可以如何融入我們的經濟體系之後,我們也許就有機會實現隆納德.科恩爵士的革命,建立一個可以兼顧獲利與影響力的世界。

(陳佳穎譯)



亞倫.史瓦茲 Alan Schwartz

資本家、慈善家、社運人士,也是「環球共同資產計畫」(Universal Commons Project)創辦人。


魯賓.菲尼根 Reuben Finighan

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博士生,也是「環球共同資產計畫」首席經濟學家。


本篇文章主題經濟學與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