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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堂課翻轉合作困局

六堂課翻轉合作困局

2019年12月號

【HBR導師講座】企業社會責任觀念之由來及其落實問題

The Origi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許士軍 /逢甲大學人言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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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存在的目的,究竟是為了什麼?企業應承擔其社會責任,己蔚成今日世界上一種主流思想和政治現實。但是在其落實過程中,人們也不斷遭遇到種種複雜而困難的問題,有待解決。

【HBR導師講座】邀請相關領域學者專家與實務菁英,為台灣企業關心的經營管理議題提供一個整體思維架構,在面對特定經營管理問題時,能參考HBR文章中的理論觀念及實務案例,釐清複雜問題,提升思考的廣度、深度與嚴謹度,研擬良好的對策。

近年以來,所謂「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或簡稱CSR,文內同)甚囂塵上,已成當今顯學。事實上,商人未必盡如一般人觀念中之「見利忘義」或「無商不奸」。在中國歷史上,史稱陶朱公曾三散其財,「仗義疏財,施善鄉梓」,不過是其中一個家喻戶曉的例子而己。在近代西方世界,也不乏有企業兼顧經營利益和社會公益者。以哈佛歷史學者柯恩(Nancy Koehn)所舉事例,可追朔到18世紀的瓷器公司Wedgewood,19世紀的食品製造商Kraft Heinz,以及20世紀的化粧品業者Estee Lauder。這些公司之樂善好施,大部分源於公司高層本身責任感和抱負。直到今天,這種態度和信念又重新興起成為企業經營主流。其間經過許多周折和起伏,在此不擬細述。

以最近所發生的一劃時代大事件而言。在2019年8月19日這一天,美國《華爾街日報》就用兩個版面,刊登有181位世界上大企業CEO們共同簽名的一個宣言。在宣言中,他們公開聲明放棄傳統上所謂擴大「股東權益」(shareholder value)的經營者信念,認為企業應當為員工、消費者、社區、環境和股東,也就是一般所稱的「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創造價值,並以此做為企業經營使命。

由於上述宣言,乃由摩根大通現任執行長賈米.戴蒙(Jamie Dimon)領軍,參與宣誓者,還包括蘋果(Apple)、可口可樂(Coca Cola),以及沃爾瑪(Walmart)這些世界級大企業的領導人,聲勢非凡,頓時引起全球產業界,甚至社會大眾的轟動。

這些企業領袖們之所以採取集體發表宣言,是因為他們所屬的「企業圓桌會議」(Business Roundtable,美國一個具有企業界代表性地位的組織),過去一向都以「極大化股東權益」做為企業唯一目標。然而,隨著近年來人們眼看,依市場機制運作下的資本主義,帶給社會種種嚴重的弊病,尤其貧富不均問題等,紛紛將其歸咎於這種企業以股東權益為目的之主張,加以嚴厲抨擊。在這情況下,使得社會風氣發生重大改變,咸認企業必須超越「股東權益」層次,擴大為對於社會的生存與永續發展有所貢獻。事實上,這一改變也呼應了多年前彼得.杜拉克的主張,企業應有助於增進社會福祉的信念。

就是在台灣,依最近修訂之公司法第一條,就開宗明義宣稱,所謂「公司」不再只是「以營利為目的……之社團法人」而是「得採行增進公共利益之行為,以善盡其社會責任」。

至此,多年以來眾說紛紜的「企業社會責任」,頓然成為世界上企業經營主流;善盡社會責任,乃是企業核心任務,而不是在行有餘力的情況下才做的事。

市場機制是不完美的

從理論上討論CSR觀念之興起與普遍化,乃和人類發現市場機制之缺失有密切關係。近年來主流經濟學者己不再接受諸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海耶克(Friedrich Hayek,1974諾貝爾得獎主)、傅利曼(Milton Friedman,1976諾貝爾得獎主)等學者所持說法;也就是認為個人追求私利,可以透過市場看不見的手,促成公益這一命題。

反對這種古典經濟學者主張的學者中,近年較著者,如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在他所著What Money Can't Buy(2012)一書中即宣稱:「雖然市場機制帶給人類史無前例的富裕與自由,但是一個以市場為導向的社會,卻讓我們遠離了美好生活的理想」。

又如曾獲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約瑟夫.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在他所著的The Price of Inequality(2012)書中指出,近三十年來,美國社會貧富不均,窮人缺乏照護,導致美國人平均壽命低於日本;嬰兒死亡率高於古巴、白俄、馬來西亞;好學校學生來自上層社會(高所得25%)者占74%,而來自基層(低所得50%)者,儘管人數眾多,只占9%。

企業生存的正當機制與負責問題

基本上,這一種改變,乃涉及企業生存的「正當性」(legitimacy)以及經營者「向誰負責」(accountability)兩項根本問題,值得做進一步討論。

具體言之,以今日企業生存的正當性而言,已不能夠只建立在於私有財產權的基礎上,而必須擴大為有助於社會的良好運作(well-functioning,杜拉克語)。在改變下,人們又要問,如果企業的生存,不只是對資本主義或股東負責,那就又該向誰負責?

在此必須說明者,在此所稱之「負責」,依英文,應是accountability,而非responsibility;前者所指的,乃是一種機制,而後者,則屬於一種道德或情操性質,較近於一般所說的當事人之「責任感」。

在accountability或組織機制考慮下,所謂「負責」,必須置於一組織架構中予以理解,譬如在內閣制下,行政部門首長,如總理或行政院長,必須對國會負責;就公司而言,公司執行長應對董事會負責,而董事們又必須向股東負責。至於其間如何負責,則必須發展有一定的制度或程序以為遵行。例如在政府方面,其運作乃依憲法,而在公司組織,則依公司法。因此,此處所稱之「負責」,和responsibility屬於自發性的意義是不相同的。

問題在於,企業應向社會負責這一主張,基本上,只是一種方向性的觀念。其正面意義,在於促進社會福祉;反面意義,即則在於企業應放棄或拒絕從事有害於社會福祉的作為。然而,一家企業想要將這種觀念落實於實際行動上,顯然將遭遇無數而複雜的定義與選擇問題。

首先,以社會做為企業負責的對象。然而,所謂「社會」,在不同地區場合或時間中,又有不同的詮釋,一般而言,除了「利害關係人群」外,近年來又擴大到「地球永續」(earth sustainability)或更為概括性之「環境、社會、統理」(environmental, society, governance;ESG)觀念。

就ESG觀念而言,除了社會外,所謂E,此即包括生態環境與生物多樣性及其權利等在內;所謂G,又包括企業權力之歸屬、公正、透明,避免發生所謂代理人與利益不當分配問題。

其次,企業為何要向社會責任,其具體理由,不同企業又各有不同,它們可能是:

.出於一種內在的道德感和責任心;

.獲得一種社會的肯定和正當性;

.做為支持企業得以永續發展的助力;

.將其化為一種具有可加運用的社會資本。

第三,企業要負起這麼廣泛的責任,幾乎都屬於所謂「市場外部性」問題,企業面對此類問題時,究應如何處理,其間並無類似市場之對應機制可資依循或遵行。因此,如何將這些社會責任形成策略,並落實於一定範疇、項目並分配資源,事實上是十分困難的。

外在機構的監督與影響

何況,企業有關社會責任之決策及其履行,還受到各種外界環境機構之影響或限制。譬如說,政府常常企圖透過政策宣誓,法令規章,租稅優惠或減免之類措拖,對於公司在選擇CSR活動時產生規範或引導作用。

又如在某些投資機構,如退休基金等,由於其龐大規模以及所採長期觀點,並已正式將CSR或ESG納入其投資決策準則中,他們認為,所做投資應有助於世界的永續發展。因此,此等機構所採態度與主張,亦可能對所投資的企業產生影響。

再者,還有某些非營利組織,企圖透過種種途徑,發動消費者對於違反CSR企業的產品或服務,採取拒購或反制活動。其中著名案例,例如在1994年創立的Goodweave International,即對南亞國家利用非法童工編織的地毯產品,建議消費者拒買。

將CSR納入企業之經營與管理機制

有關CSR的發展,當前似乎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此即己非企業是否接受CSR這一個所謂「浪漫主義」階段,而是,企業應如何將其CSR納入企業的經營與管理機制之中,和企業之目的、願景、使命、策略、方案計畫與執行這些程序結合。

在這方面,我們可將這一問題區分為「統理」(governance,或譯治理)與「管理」(management)兩個層次,加以討論。

統理層次

先就所謂「統理」層次而言,此即一企業對於有關所謂CSR之作為,在原則性或正當性上,如何建立共識的問題。在過去,這些問題主要由代表投資者之股東大會及所產生之董事會做成決定,再由執行長率領的經理部門予以落實執行,此種情況相對單純。然而到了目前,在於由利害關係人群主導下之企業,此方面之決策,己不能由投資方或股東主導,而必須在投資者、環保團體、當地社區、員工、女性、政府等不同利害關係人群間,達成有關目標及資源分配以及績效評估各方面之共識,其間涉及衝突與折衷,溝通與交換等過程,變為十分複雜與困難。

在此必須指出者,在當前企業界討論CSR時,股東或資本主往往在潛意識裏,還以為自己居於主導角色,憑藉利他心態,慷慨地擔負起某種社會責任。然而在現實中並非如此;代表不同利害關係人之董事們間,在這些場合,各有本身立場和角色,並居於平等地位。此時,如何達成共識,有賴彼此基於互信合作之精神以尋求對社會及公司最有利的解決途徑或方法。

管理層次

談到管理層次,如何將CSR納入管理機制,代表企業面臨的一大挑戰。在此所謂管理,乃是管理部門如何將上層方向性之決策轉換為具體方案並加以執行。

這種CSR管理,一方面涉及其活動範圍、結構和監控,另一方面又包括決策、流程和執行,其中還包括社會及生態效益之評估之類問題。

一般來說,將CSR納入公司管理機制,可能包括以下步驟:

.配合公司目的與價值觀,擬訂跨類別的CSR策略;

.整理與協調公司有關CSR專案;

.訂定衡量績效的指標;

.調整與組合公司CSR活動,目的在於使它們彼此間得以相互強化。

至於如何衡量CSR之績效,可依不同專案分別依其性質處理,其中可能包括有:

1. 單純公益目的者;

2. 有助於公司轉型者;

3. 可改進公司經營績效者;

在這些情況下,原則上公司盡可能自公司社會形象、經營效率、財務指標各種因素,加以評估。然而,實際上這些問題多非傳統性經理部門之經驗與方法所能有效處理,有待探討與解決之處極多。

社會企業之興起與創新

除上述有關CSR的經營與管理問題外,另一基本問題,則涉及從事CSR行為與企業本身生存二者間之關係。

企業承當社會責任不是一句空話或善意,必須採取具體的行為並承擔其相關成本。基本上,這種成本不應由政府或社會負擔,而必須由公司承受和吸收。杜拉克即曾在他一篇刊於《哈佛商業評論》文中,指出:

「企業在CSR上所面臨的最大現實挑戰—有時甚至是困境—即這種CSR的要求對於企業生存的影響。假如企業由於努力擔負CSR的結果,影響其經濟或財務績效,以至於虧損連連,無法生存。這時,是不可能寄望投資者或政府大眾給予援手,必須自己承當後果。」反之,又如企業發現某些可獲盈利之活動。可能有害社會公益之慮時,是否加以放棄,也是一大難題。

針對這種支出無法透過市場獲得相應的收入這一點,傅利曼就曾說過這樣的話:「幾乎沒有什麼事情能夠像企業主管從事社會責任,而非盡力為股東賺錢這件事,那樣徹底破壞我們自由經濟的根基。」

務實的做法是,企業在履行其社會責任時,應避免好高鶩遠,將本身轉變為慈善或公益機構,而是應盡量在其做為營利組織之前提下,尋求可有助於社會公益之道。這種主張澄清一項困惑,此即企業不應因擔負CSR而傷害,甚至違背其做為營利事業之本質。

社會問題也是創新機會

但是更為積極的做法,乃是企業將社會問題視為企業發展的好機會,努力在創新方面有所作為。

這種想法,這也就是所謂「社會企業」觀念之由來。

例如由尤努斯博士在孟加拉所倡的窮人銀行,即為其中最著者。其他如《財星》雜誌(Fortune),在其2019年9月號,即報導了世界上52家公司如何利用創新手法以解決社會問題或促進公共福址之案例。其中如高通(Qualcomm)開發環保低價晶片,榮登榜首;Mastercard提供印度鄉村女性創業者3,275人有關信用訓練;比亞迪(BYD)在四川開發低價電動車。除此之外,其他尚有在廢棄物之循環利用,或群眾募資之類等創新做法,達到兼顧公司利益與社會責任的目的。

在此有一家台商「泰昇國際」,提供一個甚具啟發性的事例。這家公司在越南,開發超過三萬間雜貨店通路網。他並選擇以中產階級為對像,主攻紙尿布市場。然而,他的定價比國際大廠低兩成,並對於弱勢者給予免費體驗。公司賠了三年之後,終於做到在越南中產階級的紙尿布市場排名第三。他們信念就是,「投資到那,公益就做到那」。據稱,這家公司除了捐助紙尿布給孤兒院外,目前在東南亞並認養了上百位孤兒。

有關社會企業之發展,除了經由企業本身所做努力與創新外,一種令人樂觀的發展是,這種作為已引發社會方面的正面反應。人們願意在態度和信任上給予這種企業更多支持,譬如愛用他們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甚至願意付以較高價格,因而增進企業之財務績效與競爭能力。這也顯示,今天的市場的運作規律似乎己經改變了,願意將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納入其中。

就某種程度而言,促成今天「社會企業」的出現及其成長,可能來自教育、輿論、尤其是政府的相關法令或租稅的影響力量,對於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發揮了推波助瀾的效果。

公共利益的評估

最後,有關公司將CSR納入經營管理機制,就其所產生之公共利益如何加以評估,也是一大難題。非常顯然地,傳統上所採用那些財務指標,如ROI或EPS之類,是不適用的。

在這方面,歐盟「社會報告倡議組織」就曾提出所謂一套《社會報告標準》(SRS),以IOOI(input-output-outcome-impact)為架構,完整呈現組織願景,相關行動以及後續影響,屬於一種「影響力評估」

依照這類評估方法,讓公益產出,也能像計算投資報酬率一樣,讓所有投入行動的人知道,自己所做的事為社會與環境帶來多少實質效益。

企業領袖們應具體表現其誠意

最後,還要提出的是,儘管如前所述,有多達近兩百位大企業執行長正式宣稱,要對社會有所貢獻,而不再只是追求股東利益。然而社會中仍然有人對於企業界是否真心誠意地這樣做,持有保留態度。

譬如說,緊接著上述正式宣言發表不久,就有學者Elkington & Roberts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專文(2019年10月9日),建議企業領袖,為了真正展現他們的誠意,希望他們能在以下幾個領域內,至少挑一項予以落實,例如:

.縮小執行長本身薪酬與一般員工薪資的差距;

.讓各方利害關係人群在董事會中都有恰當的代表性;

.退出為爭取企業本身利益的遊說團體,並放棄合法但不道德的避稅措施;

.投資於有助於提高能源效率和其他改善計畫與設備;

.檢視公司產品和投資組合是否可能傷害關鍵利害關係人的健康和福祉;並自問,是否利用獨占地位收取高價?

.是否由於從事CSR而長期仰賴租稅優惠或慈善捐款!

結語

總之,企業應承擔其社會責任,己蔚成今日世界上一種主流思想和政治現實。但是在其落實過程中,人們也不斷遭遇到種種複雜而困難的問題,有待解決。似乎有待努力之處者,還遠較己獲解決者為多。

最後本文願引用馬雲所說的一段話,供企業界相互勉勵。馬雲說,如果希望一家公司能夠走得遠,走得久,必須要有願望和能力用於參與解決社會的問題。他說,由於今天社會上有那麼多問題,有待解決,這些也都是企業的發展機會。在這觀念下,他堅持稱,阿里巴巴存在的目的,就是為小企業服務,因為小企業正是中國人夢想最多的地方。

整體來說,他曾說企業應努力做到:「讓水清澈,讓天空湛藍,讓食品安全」。也就是說,企業在盈利之外,尚應致力於帶給人類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本導讀涵蓋的《哈佛商業評論》文章與個案

1. 〈證明執行長不是只在乎股東的六個方法〉(6 Ways CEOs Can Prove They Care About More Than Shareholder Value),約翰.艾爾金頓(John Elkington)、理查.羅伯茲(Richard Roberts),2019年10月9日,數位版文章

2. 〈讓社會企業永續經營〉(Two Keys to Sustainable Social Enterprise),羅傑.馬丁(Roger L. Martin)、莎莉.歐斯柏格(Sally R. Osberg ),2015年5月號

3. 〈解密企業社會責任〉(The Truth about CSR),卡斯徒里.藍根(Kasturi Rangan)、莉莎.蔡斯(Lisa Chase)、索爾.卡里姆(Sohel Karim), 2015年2月號

4. 〈投資人推動企業變革〉(The Investor Revolution),羅柏.艾克斯(Robert G. Eccles)、維特拉娜.克里孟柯(Svetlana Klimenko),2019年6月號

5. 〈以社會責任提升企業價值〉吳啟銘, 2007年12月號



許士軍 /逢甲大學人言講座教授

逢甲大學人言講座教授、中華企業倫理教育促進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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