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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把指標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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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號

駕馭三大挑戰,雙職涯伴侶成功之道

How Dual-Career Couples Make It Work
珍妮佛.彼崔格里利 Jennifer Petrigli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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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溝通價值觀、界線和恐懼等深層工作議題和個人議題的伴侶,較有可能在每個過渡期之後,取得關係和職涯的雙重成功。

卡蜜兒與皮耶在四十歲出頭時相遇,在此之前,兩個人分別結束了一段婚姻。他們雙方對職涯、對彼此的新關係都很投入。卡蜜兒是會計師,過去感受到來自前夫的壓力,要她在爭取事務所合夥人職位的晉升之路上,放慢腳步。皮耶是一家汽車廠的製造部門主管,他與前妻經歷一場慘痛的離婚,她曾為了遷就他職涯發展需要的地點調動,而放棄了自己的職涯。(本文在此處及他處提到的伴侶,都不是真名。)過去的經驗讓他們傷痕累累,於是兩人都同意把雙方職涯放在平等地位。一開始很順利,但兩年過去,卡蜜兒開始覺得在職業發展上受到束縛,她發現自己選擇這條路,是因為「這是聰明人的工作」。

皮耶有把他們的協議放在心上,於是平靜地聽她傾訴疑慮,並鼓勵她探索其他選擇。但經過幾個月,他開始覺得要分身處理這麼多事讓他不堪負荷,包括要給予卡蜜拉情感支持、處理家庭生活的繁複安排(兩人在前一段婚姻都有孩子),以及在自己要求嚴苛的工作上追求成就。他開始懷疑自己的職涯方向,不知道他們兩個人要如何改變路線。他們無法在工作上抽出時間,也不能花太多時間思考,並維持家庭和雙方關係順利運作。兩人都感到挫折沮喪且精疲力竭,不知道要如何在生活裡找到意義和滿足感。

雙薪伴侶日益增加。例如,根據皮尤研究機構(Pew Research)的調查,美國有孩子的伴侶當中,有63%是雙方都在工作(歐盟的這個數字略高)。其中有許多都是雙職涯伴侶:兩個人都是高教育程度,都擔任吃重的全職專業工作或管理職位,都認為自己的職涯角色正處於上升期。就像皮耶和卡蜜兒,對這些伴侶來說,工作是身分認同的主要來源,也是實現雄心壯志的主要途徑。社會學研究有愈來愈多證據指出,若是伴侶雙方都能投身工作和家庭生活,就能得到許多好處,包括:經濟自由度增加、關係滿意度提升,以及低於平均的離婚率。

然而,雙職涯伴侶的事業生活與個人生活相互緊密交織,因此面臨獨特的挑戰。他們如何決定要為誰的工作調動而搬遷?何時某一方可以在職涯上冒險變動?或是誰要提早下班,去學校接生病的孩子?當雙方在工作上都擔任艱巨的角色,要如何全心關注家庭責任(與彼此)?當其中一人想要轉換職涯,這對另一人的意義是什麼?他們必須在合力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也讓愛與工作同時蓬勃發展。否則,悔恨與失衡很快就會累積,成為威脅,可能阻礙他們的職涯、瓦解他們的關係,或是同時賠上職涯和關係。

這些挑戰有許多已經廣為人知,我之前曾在《哈佛商業評論》發表文章,討論企業如何調整人才策略,以因應其中部分挑戰〔見〈讓伴侶雙方職涯雙贏〉(“Talent Management and the Dual-Career Couple,” HBR, May-June 2018;全球繁體中文版刊登於數位版)〕。但伴侶本身能得到的指引很少。大部分建議在處理重大職涯決定時,都把當事人視為單飛的個人,不必考慮伴侶、孩子,或是年老雙親。如果是給伴侶的建議,焦點都放在兩人之間的關係,而不是如何在他們的關係與事業夢想之間建立交集;或者,是著墨於如何平衡某些取捨,像是職涯相對於家庭;或者,是討論伴侶的工作出差如何排列優先順序。伴侶需要更完整的方法,以處理該做的事情與志向衝撞的時刻。

由於我在雙職涯伴侶方面的個人經驗,加上我體認到,這個領域的系統性學術研究仍很少,因此我著手進行一項六年的調查,探究超過一百對雙職涯伴侶的生活,並據此寫成我即將出版的著作《雙贏伴侶》(Couples That Work)。我的研究對象散布世界各地,年齡從25歲左右到65歲上下,他們從事許多不同行業,從企業高階主管、創業者,到非營利部門工作者(見邊欄:「關於這項研究」)。我的研究顯示,雙職涯伴侶克服挑戰的方法,是直接處理更深層的心理和社會力量,例如,爭取權力和控制權;個人的希望、恐懼和失落;還有關於伴侶在彼此生活裡應扮演的角色、何謂優質關係或職涯,有哪些假設和文化期待。

我也發現,雙職涯伴侶的工作和情感生活,通常會出現三個過渡期,而這些影響力量在此時特別強勁。我發現,在這些過渡期,有些伴侶能規畫一些方法,讓感情與工作發展得更好,有些伴侶卻會陷入衝突和悔恨,無法自拔。若能理解每個過渡期,並知道彼此應該問哪些問題、避開哪些陷阱,雙職涯伴侶就能變得更強大,在兩人的關係和職涯上都更充實。

過渡期1

以伴侶身分同心協力

賈莫和愛蜜莉在二十好幾、快三十歲時相遇,當時他們最不需要去想的就是取捨。他們充滿活力、樂觀,決心要活出淋漓盡致的人生。賈莫是一家土木工程公司的專案主管,經常出差,領導的專案愈來愈複雜;另一方面,愛蜜莉在服飾公司工作,才剛獲得晉升,第一次擔任主管。他們多半在週末見面,常一起進行野外健行探險。在第一次約會後18個月,他們結婚了。

接下來的三個月期間,他們的世界天翻地覆。愛蜜莉懷著他們的第一個孩子時,賈莫的上司要他主持墨西哥的一項重大基礎建設專案。賈莫同意每個月有三週待在墨西哥市;他把部分加薪用於增加孩童托育,讓愛蜜莉能繼續在他們居住的休士頓市工作。但他們的女兒愛莎提早幾週來報到時,賈莫被困在墨西哥市機場,等待回家的班機。不久之後,一手包辦照顧愛莎、自己的工作和家務的愛蜜莉發現,增加的孩童托育不敷需求;她覺得負擔過重,她的付出沒有人感激。無止境的出差、新專案極繁重的壓力,讓賈莫心力交瘁;他感到孤立無援,覺得自己不稱職,也感到內疚。

雙職涯伴侶面對第一個過渡期時,他們的職涯和生活必須從各自平行、獨立,轉變為相互依存。

在許多爭執之後,他們達成一個但願算是務實的解決方案:賈莫的收入較高,因此愛蜜莉選擇一個她可以遠距掌管的小型專案,然後和愛莎搬去墨西哥和賈莫同住。但愛蜜莉覺得她因此與公司總部斷了連結,錯失升遷機會,最終對這樣的安排充滿怨恨。等到賈莫的上司開始談論他的下一項任務,他們的爭執也愈演愈烈。

雙職涯伴侶必須度過的第一個過渡期,通常出現在他們第一次共同面對人生重大事件時,常見的情況包括重要職涯機會、孩子誕生,或是來自過去婚姻關係的家人的融合。為了調適,伴侶雙方必須協商彼此職涯的優先順序,並分擔家庭責任。在因應這些事件的同時,還要讓雙方都能發展順利,這需要一項根本的轉變:他們的職涯和生活必須從各自平行、獨立,轉變為相互依存。

我的研究顯示,在協商要如何度過第一個過渡期的伴侶,會遇到兩個常見的陷阱:

完全著眼於實務層面。特別是在第一個過渡期,伴侶通常會尋求後勤支援的解決方案,以因應這個挑戰,就像賈莫和愛蜜莉安排額外的孩童托育、商量賈莫要有幾個週末在家。把重點放在這裡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類問題很具體,而潛在的心理和社會壓力模糊隱晦,又會引起焦慮;但這麼做會拖長掙扎的時間,因為那些壓力還是沒有解決。

伴侶雙方不應只是協商行事曆和待辦事項,還必須理解、分擔、討論隱藏在他們的決定之下的情緒、價值觀和恐懼。不僅討論實務細節,也談論感受,能幫助他們緩和、掌控那些感受。

以金錢為主要的決定依據。許多伴侶在決定住哪裡、誰的職涯優先、主要由誰負責照顧孩子時,都把焦點放在經濟利益上。儘管這麼做是有道理的(而且有時也無可避免),但這樣做成的決定,最後通常會違背他們其他的價值觀和願望。

很少人能只靠財務利益生活。人們在職涯當中的激勵因素,還包括持續學習,以及獲得更重大的責任。在工作之外,人們也想要花時間與孩子相處,以及追求個人興趣。伴侶受到某個地點的吸引,可能是因為它鄰近親人、它的生活品質,或是有緊密的社區。由於賈莫的薪資較高而決定搬到墨西哥,顯示賈莫和愛蜜莉忽略他們的其他好處,為不滿埋下原因。

成功的伴侶會討論共同前進之路的根基和結構。首先,他們必須針對彼此關係的一些核心層面,達成一定的共識:他們的價值觀、界線和恐懼(見邊欄:「伴侶契約指南」)。針對這些領域協商,並找到共同的立足點,有助於他們處理困難的決定,因為他們可事先對做決定的標準達成共識。這件事必須由雙方共同進行;我發現,能順利實踐這項安排的伴侶,都是以開放態度共同做選擇,而不是各自默默做選擇。在我的研究當中,不曾處理核心標準的伴侶,會在後來的過渡期中遭遇困難,因為那些標準絕對不會消失。

接下來,伴侶必須討論彼此職涯的優先順序,以及如何分擔家庭責任。以一人一半為目標,不一定是最好的選擇;也不必然要有一人永遠都讓另一人的職涯優先。

有三個基本模式可以考慮:(1)在「主要–次要模式」裡,在雙方工作生涯的整個過程中,其中一人的職涯,都比另一人的職涯優先。主要的一方投入較多時間在工作,較少時間在家庭,而他或她的工作任務(以及地理上的要求),通常優先於次要一方的事業發展。(2)在「輪流模式」裡,雙方同意間歇輪替主要和次要的地位。(3)在「雙主要模式」裡,兩人持續兼顧兩個主要職涯。

我的研究顯示,只要選擇的模式符合雙方價值觀,而且雙方是透過開放討論並明確同意而做成選擇,那麼無論他們採取哪一種模式,都能在職涯和雙方關係裡獲得滿足感。追求第三種模式的伴侶,常會是最成功的,雖然它可說是最困難的一種,原因正是他們最常被迫要處理衝突。

為了打破僵局,愛蜜莉和賈莫最後討論到,除了財務成就,對他們真正重要的是什麼。他們提出的項目包括:追求自己選擇的職涯;接近大自然;給愛莎一個穩定的家,讓他們兩人都能積極盡到親職。他們承認害怕愈來愈聚少離多,所以同意一項重要限制條件:他們要住在同一個城市,工作出差時間不能超過他們25%的時間。他們同意以北美地區做為地理疆域,而賈莫建議他們兩人都在地圖上圈出覺得可以安家、追求雙職涯的城市。他們的對話和圈地圖活動,最後終於達成協議:在亞特蘭大重新開始,在那裡,他們可以追求雙主要模式。三年後,他們的職涯都有了進展,沉浸在快樂的家庭生活裡,而且他們的第二個小孩就要來報到。

過渡期2

自我再造

心理學理論主張,許多人在人生早期走的職涯和個人道路,都是順從父母、朋友、同儕和社會的期望;但是到了中年,許多人感到對「個體性」的迫切需求,也就是想要掙脫那些期望,成為自己人生的主宰。無論伴侶關係的狀態如何,這個現象往往發生在四十幾歲的時候,屬於俗稱中年危機過程的一部分。

我們多半從個人層面看待中年危機(例如,丈夫離開妻子,買了一部跑車),但對雙職涯伴侶來說,對專業成就的高度關注,意味雙方的工作歷程也會受到嚴密檢視。這種個人和事業的雙重危機,形成了第二個過渡期的基礎。本文一開始描述的卡蜜兒和皮耶,他們的故事就屬於這個過渡期。

當雙方各自為重新定義自我而掙扎時,通常會衝撞到長久訂下的安排,以及共同塑造的身分認同、關係和職涯。其中有些安排(例如,誰的職涯優先)可能需要重新考量,好讓一方辭職,探索其他選擇。質疑前一段過渡期共同做成、並據此安排生活的那些選擇,可能是一件痛苦的事。這麼做可能會危及關係;當其中一人想要重新思考過去的職涯選擇,另一人可能會把這個渴望解讀為也要重新思考兩人的關係,甚至可能想要結束關係,而這種想法並不罕見。妥善處理這個過渡期的伴侶,能透過一個可能感覺非常孤獨的過程,找到彼此連結、支持對方的方法。

第二個過渡期通常從其中一人重新檢視職涯或人生歷程開始,就像卡蜜兒和皮耶的例子。當事人必須思索以下這類問題:是什麼導致我走入這個絕境?我為什麼要做之前做的那些選擇?我是誰?我對人生的渴望是什麼?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當事人也應該花時間探索其他路徑,做法是參與交誼活動、工作見習、工作暫調、志工等。這種個人的省思和探索,可能會導致伴侶落入第二個過渡期的第一個陷阱:

不信任和防衛心。與一個潛心探索新路徑的伴侶同住,可能會有威脅感。痛苦的問題會浮出枱面:為什麼我的另一半不滿意?這是職涯問題,還是關係問題?是我的錯嗎?為什麼他需要新的人?我對他來說不再足夠了嗎?這些懷疑可能會造成不信任和防衛心,讓探索的一方更加退縮,從雙方關係裡抽身,讓另一方的不信任感和防衛心加重,如此到最後導致雙方關係變成追求個人自我的障礙,而不是可讓個人發展自我的空間。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首先應該坦白說出自己的擔憂,讓伴侶來安撫,說明這份苦惱和他們無關,也和他們的關係無關。接著,他們應該採取文學評論家說的「暫停疑惑」(suspension of disbelief),也就是要相信,他們現在存疑的事物未來會以有趣的方式開展,而且值得關注。這種態度不但能豐富他們自己的生活,也能讓伴侶更容易進行探索。

最後,他們應該了解自己扮演支持者的角色。心理學家把一段關係裡的這個角色稱為安全堡壘(secure base),認為這對於另一方的成長很重要。這個觀念原來是由心理學家約翰.鮑比(John Bowlby)指出和說明的,安全堡壘讓我們能延伸自己的人生,跨出舒適區,同時有人能在我們身旁,撫平我們這麼做時的焦慮。支持者不應過度干預,而應鼓勵他們的伴侶探索和省思,即使這意味著要離開他們已建立的舒服關係。

然而,成為伴侶的安全堡壘也隱含著陷阱:

不對稱的支持。在有些伴侶當中,一人不斷支持另一人,卻沒有得到對方的支持做為回報。卡蜜兒和皮耶的情況就是如此。皮耶的前一段婚姻,前妻為他的職涯而放棄自己的職涯,這個經驗讓他決心要支持卡蜜兒,於是,他一開始就挺身擔任她的安全堡壘。然而,他們的生活實在太緊湊,卡蜜兒沒有心力回報皮耶。結果,她的探索和省思,阻礙了皮耶自己的探索與省思,構成個人發展上和雙方關係上的僵局。我們務必要記住,扮演安全堡壘並不表示要消滅自己的願望,為過去的自私贖罪,或是做個完美的人。你可以成為伴侶很好的支持者,同時也要求對方的支持做為回報,並花一些時間在自己身上。其實,這非常可能會讓你成為更好(怨恨也更少)的支持者。

我的研究發現,安度第二個過渡期的伴侶,都會鼓勵對方進行自我探索,即使這表示其中一人得同時進行探索,也提供支持。

一旦探索的一方,有機會決定自己在職涯、生活或關係裡想要的是什麼,下一步就是與伴侶一起實現它。伴侶雙方必須重新協商,討論在彼此生活裡扮演的角色。以馬修和詹姆士這對我訪談的伴侶為例,他們在攜手的18年間,各自都在專業上節節高升。當馬修覺得想要跳下他自己所謂的這班成功列車時(他覺得自己只是車上的乘客),他和詹姆士都必須放棄「權力伴侶」的身分認同,重新討論他們在第一次過渡期擬定的職涯優先順序協議。一開始,馬修不願意和詹姆士談論他的疑慮,因為他懷疑,如果他改變方向,詹姆士是否還會愛他。但他們開始討論這件事時發現,權力伴侶的身分,把他們困在一個雙方都必須成功、但彼此都不能壓過對方鋒芒的狀況。承認並重新商量這個沒說出來的安排,讓詹姆士可以放手爭取他的第一個資深高階主管職位,而馬修也能轉戰非營利部門。他們為了自己的存在問題尋找答案,以及重新協調在彼此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他們在這兩方面投入的時間和關注,為他們在職涯與關係上,都開創了一段嶄新的成長期。

過渡期3

失落與機會

參加母親的葬禮,是諾拉人生裡最煎熬的經歷之一。這是她和她丈夫傑瑞米所經歷兩年巨變的頂點。他們兩人都已五十好幾、快六十歲了。這場變動的開始,是雙方父親在五週內無預警陸續離世,而就在他們的子女離巢、自己的職涯處於變動時,他們要照顧諾拉衰弱的母親。

傑瑞米是數位視覺藝術家。有一位大客戶要離開,因此他工作室的主要專案正要結束。他雖然覺得難過,卻有足夠的信心,對未來充滿期待。諾拉在一家小型農機公司工作了26年;她曾想要轉換職涯,但沒有辦法,因為傑瑞米要仰賴她的情感和後勤支持。現在,公司要她提早退休。她覺得自己在為公司奉獻多年之後,被當成垃圾給一腳踢開。沒有職涯,沒有父母,沒有孩子要照顧:她現在成了什麼人?她覺得失去方向、茫然無依。

第三個過渡期,通常是由人生後期角色轉換觸發的,通常會伴隨深切的失落感。職涯進入高原期或衰退期;身體不復從前;如果有子女,子女也已離家。有時候,一方的職涯開始走強,而另一方的開始消退。在歷經數十年為職涯成長和養育子女而奔波,伴侶雙方突然發現,從墜入愛河至今,其中一人可能已經有了改變。也可能兩人都有同樣的感受。這些改變再次觸動有關身分的根本問題:我現在是誰?我在餘生裡想要成為什麼人?

雖然失落通常會觸發第三個過渡期,但這個時期蘊藏著機會。晚年有豐沛的再造機會,今日世界尤其如此。全球人口的預期壽命正在增加,年長伴侶可能有數十年還不錯的健康歲月,而且不受沉重的教養責任所牽絆。隨著職涯和工作變得更有彈性,尤其是有經驗的人,要從事多種活動也比前幾代人更容易,例如,結合顧問或諮詢工作與董事會職務。他們的活動通常包括回饋社區、留下某種成就、指導年輕的世代、重新發現年輕時的愛好,或是更努力經營友誼。

在第三個過渡期,他們的任務是再度改造自己,而這一次的再造方式,是同時立足於過去的成就,並對未來的可能性抱持樂觀。他們必須哀悼舊事物,歡迎新事物,找出兩者契合之處,並調整人生路徑,以支持他們成為自己想要成為的人。

當我訪談處於第三個過渡期的伴侶時,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就是當伴侶雙方能共同再造自我時,力量最為強大;不只是一起省思,一如在其他過渡期那樣,而且真正並肩從事新活動或計畫。當一方不僅對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感到好奇,也好奇伴侶的生活和工作,就能開啟相互激發的雄厚能力。我就遇到許多伴侶在這個過渡期走上新路徑,融合雙方的工作,例如共同創立新事業。

由於過去世代的人較早退休,壽命沒那麼長,也沒有接觸過零工經濟,因此許多伴侶都欠缺再造這個人生階段的範本可參考。

第三個過渡期也有陷阱:

未完成之事。不管好壞,先前的關係模式、處理方法、決定和假設,會影響伴侶在第三個過渡期的發展。我發垷,在應付這個過渡期時,最常見的挑戰,是認知到過去雙方的伴侶「運作」方式失敗(像是如何排定職涯優先順序、一方如何支持或不支持另一方的發展),此時要如何克服這種認知引發的後悔感受。

要度過第三個過渡期,伴侶必須認可他們一路走來的歷程,並致力在未來為彼此扮演新角色。例如,諾拉和傑瑞米已陷入諾拉是傑瑞米的支持者這個模式。體認到這點,並理解兩個人在鞏固這個模式中扮演的角色,如此他們才能變得更加相互支持。

狹窄的體驗。一對伴侶走到第三個過渡期時,可能已遭受相當多的失望和挫折。他們可能厭倦多年照顧別人,或是厭煩總是忙個不停。隨著他們的角色轉變,對自己身分的疑慮加深,可能沒有考慮到再造的可能。此外,由於過去世代的人較早退休,壽命沒那麼長,也沒有接觸過零工經濟,所以許多伴侶都欠缺再造這個人生階段的範本可參考。

因此,伴侶雙方都必須再次探索。他們必須嘗試多種可能,甚至多於在第二個過渡期的嘗試。就像對世界、自己和周遭感到好奇的健康孩子,他們可以主動尋求新經驗和實驗,避免把事物視為理所當然,而且要不斷問「為什麼?」隨著人生的進展和責任的增加,大多數人都會壓抑童年時的好奇心。但重要的是,應克服珍愛的自我的恐懼,讓企圖心與優先要務多元發展。這個階段的探索能讓人回春。

角色與身分的轉變是很好的藉口,可以質疑目前的工作、生活和所愛。許多人把探索與尋找新選擇聯想在一起,這當然是重要的面向。但探索也是要去質疑原有的假設和方法,並詢問:「事情真的必須這個樣子嗎?」

諾拉和傑瑞米在重新平衡他們對彼此的支持後,得以接納新的可能。他們從過去的工作中得到財務保障,現在不只在職涯上尋求再造,也要再造他們在這個世界所扮演的更寬廣角色。他們彼此鼓勵,雙雙轉型為組合式工作。傑瑞米成為自由數位視覺藝術家;在當地一家學院兼職教導年輕的藝術學生;並投入更多時間,追求他對小艇帆船的愛好。諾拉接受新的訓練,成為壓力家庭的諮商師,並開始在當地的農業博物館擔任志工。有了這些新機會,以及更多時間給彼此和朋友,他們對工作和彼此的關係都重新找到滿足感。

沒有正確答案:責任均分、職涯同步,並不是解方

伴侶在每個過渡期面對的挑戰都不一樣,但彼此相關。在第一個過渡期,伴侶應協商在彼此生活裡扮演的角色,以因應重大人生事件。隨著時間過去,這些角色變成限制,引發躁動不安與質疑,因而帶來第二個過渡期。為了成功度過第三個過渡期,伴侶雙方必須處理由前兩個過渡期而來的悔恨,以及發展的不對稱。

要克服這些挑戰,沒有唯一正確的路徑或解決方案。雖然50/50的婚姻看似是崇高的理想,也就是兩人平分家務和照顧孩子的責任,兩人的職涯也都完全同步,但我的研究顯示,雙職涯伴侶與其執著於維持「得分」均等,不如保持無止盡的好奇心、溝通,並能主動為結合雙方的人生而做出選擇,這對雙方都更有益。

伴侶契約指南

我根據研究發展出一套系統化的工具,協助面臨本文所描述三個過渡期的雙職涯伴侶。我稱這套工具為「伴侶契約」,因為伴侶若要舖設共同的道路,就必須處理三個領域,也就是價值觀、界線和恐懼,並在每個領域找到共同的立足點。「價值觀」界定路徑的方向;「界線」設定邊界;「恐懼」顯示雙方要避開的潛在懸崖。若能分享對這三個領域的清楚觀點,會更容易一起協商和克服你們面對的挑戰。

首先,花點時間自行寫下你對每個領域的想法。接著,彼此分享想法。傾聽並肯定彼此的回應,務必克制自己,不要貶抑或輕忽伴侶的恐懼。接下來,留意你們的共同立足點,以及你們的價值觀和界線在哪裡有分歧。沒有任何伴侶在這兩個領域會完全重疊一致,但如果兩人過於分歧,就要協議出一個中間地帶。例如,其中一人可以容忍分居兩地一段時間,但另一人不能,那麼你們就應設定一個對雙方都可行的界線。

價值觀

人們的選擇和行動如果與自己的價值觀一致,就會感到滿足;如果不一致,就會感到沉重而不快樂。以開放態度討論你們的價值觀,就更容易做出符合你們價值觀的選擇。例如,如果你和你的伴侶知道雙方都非常重視家庭時間,你就會清楚知道,兩人都不應該接受一份需要一週工作七十小時的工作。

彼此提問:什麼能讓你感到快樂和自豪?什麼能帶給你滿足感?優質生活的條件是什麼?

界線

共同設定清楚的界線,能讓你們更容易做重大決定。請考慮三種界線:地點,時間和陪在身邊。

彼此提問:在你人生的某個時點,有哪些地方是你想在那裡工作並居住的?有哪些地方,是你寧可避免去的?雖然理解我們有時不得不多投入一些時間在工作上,但多少工作算是太多?如果我們在不同的城市工作,分居兩地一段時間,你覺得如何?這段期間多長?出差多少算是太多?我們如何兼顧兩人的出差行程?

恐懼

追蹤彼此的恐懼,能幫助你找到問題,在關係進入險境之前採取防範行動。許多恐懼都是關係和職涯裡獨有的:你可能會擔憂你伴侶的家人侵入你們的關係,擔心你們兩人會隨著時間漸行漸遠,擔心伴侶出軌外遇,擔心你必須為伴侶的職涯而犧牲自己的職涯,或是擔憂你無法有小孩。但是,傾吐這些恐懼,能讓你們建立更強的同理心和支持。例如,如果你知道伴侶擔憂你父母在你生活裡扮演的角色,你就更會敏銳地管理他們和你伴侶之間的界線。同理,如果你對某個有風險的職涯轉換有興趣,但擔心財務負擔無法讓你如願,你或許會同意縮減家庭開支,以建立緩衝。

彼此提問:你對未來的顧慮是什麼?對於我們的關係和職涯之間的互相影響,你最大的恐懼是什麼?你害怕我們生活當中可能發生哪些事情?


關於這項研究

我研究133對雙職涯伴侶。他們的年齡從26到63歲,在各年齡層間分布平均。這些伴侶大多數是雙方的第一段重要伴侶關係(76對)。研究的參與者來自四大洲、32個國家,而他們的種族與宗教背景,也反映出地域的多元性。在研究期間,參與者大約有35%居住在北美、40%在歐洲、25%在世界其他地區。有68對伴侶至少一方有孩子。11對伴侶為同性伴侶,其餘是異性伴侶。將近60%的參與者在企業界追求職涯。其他人的工作平均分布於各專業工作領域(如醫療、法律和學術)、創業、政府機構和非營利部門。

每一對伴侶,我都分別訪談兩人,詢問有關他們關係的發展、他們的職涯路徑、他們在伴侶關係裡的互動,以及他們的家人和朋友人際網絡。

(周宜芳譯自“How Dual-Career Couples Make It Work,” HBR, September-October 2019)



珍妮佛.彼崔格里利 Jennifer Petriglieri

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組織行為學副教授。著有《雙贏伴侶》(Couples That Work: How Dual-Career Couples Can Thrive in Love and Work, HBR Press, 2019)。她在歐洲工商管理學院主持管理加速成長計畫、女性領導人計畫與性別多元計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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