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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把指標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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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號

男女平權變成男女雙輸/後座力衝擊「我也是」運動

The #Me Too Backlash
關於這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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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新的資料顯示,「我也是」(#MeToo)反性侵性騷運動對婦女有負面影響。

2017年秋,《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和其他媒體開始報導,娛樂圈內有權勢男性的眾多性騷擾和性侵害行徑,當時許多人大感振奮。傳統的看法是,揭露問題並懲罰應受責備的人,具有遏阻效果。美國休士頓大學(University of Houston)管理學教授琳恩.艾華特(Leanne Atwater)卻有不同見解。「對『我也是』(#MeToo)運動的反應,大多是興高采烈的,以為真的會對女性有益,」她說。但她和共同研究的同事抱持懷疑態度。「我們說,『我們不確定這是否像人們想的那樣樂觀,可能會有一些不利的後果。』」

2018年初,她的小組展開一項研究,以確定他們擔心的事是否有憑據。他們設計兩項意見調查,一份詢問男性,一份詢問女性,發給眾多產業的從業人員,結果總共收集到152名男性和303名女性回覆的資料。

我不知道這構成性騷擾?

首先,研究人員試圖了解,男女兩性對於何謂性騷擾,是否有不同看法。他們從這一點著手,是因為被指控性騷擾的男性,經常會聲稱他們當時不了解對方對他們行為的感受;而指稱遭到性騷擾的女性,有時會被認為太過敏感。這些調查描述19種行為,然後詢問受訪者這些行為是否算是騷擾;這些行為的例子包括:在女性部屬已經拒絕之後,仍一再邀約她外出;用電子郵件寄發黃色笑話給女性部屬;評論女性部屬的外表。對其中的大部分行為,兩性看法一致。但有三項行為,兩性看法不同,而男性比女性更可能認為是性騷擾。「大多數男性知道性騷擾是什麼,大多數女性也知道那是什麼,」艾華特說:「若說男性不知道他們的行為不當,或是說女性小題大作,這些說法大多是不正確的。如果要說兩性的看法有什麼差別,就是女性對性騷擾的定義比較寬鬆一些。」

接下來,研究人員探討在工作場所的性騷擾發生率。63%的女性說自己遭受過騷擾,33%的人表示不只經歷過一次。女性的年齡、主管性別、女性從事藍領或白領職務、她是否已婚,都和受性騷擾的可能性無關。遭到性騷擾的女性中,只有20%會通報發生了這種事;至於沒有舉報的女性,主要是因為害怕負面後果,並擔心自己會被貼上「惹事生非」的標籤。5%的男性承認曾騷擾一個同事,另有20%的男性表示,自己「可能」騷擾過一個同事。

這項研究中最令人驚訝的事,是有關「我也是」運動造成的反效果。受訪者表示,他們預期會看到一些對「我也是」運動的正面影響:例如,74%的女性表示,她們認為自己現在比較願意挺身而出,反對性騷擾;77%的男性預期自己以後會更加小心,避免可能不當的行為。但超過10%的男性和女性認為,他們會比以往更不願意雇用有魅力的女性。22%的男性和44%的女性預測,男性會更傾向在社交互動方面(例如下班後去小酌時)排斥女性;將近三分之一的男性認為,他們以後較不願意和女性單獨會面。56%的女性表示,她們預期男性會繼續騷擾女性,但會採取更多預防措施,以免被逮到;58%的男性預測,一般來說,男性會比以前害怕遭到不公平的指責。

怕遭指控,只好停止接觸?

這些資料是在「我也是」運動聲勢壯大後不久收集的,而且其中大部分著重在預期上,因此研究人員在2019年初,向不同的對象做了後續問卷調查。這次調查結果顯示,「我也是」運動出現比第一批受訪者預期的更大反效果。例如,19%的男性說,他們不願雇用有魅力的女性;21%的男性表示,他們不願雇用女性從事和男性有密切往來的工作(例如需要出差);27%的男性說,他們避免和女同事單獨會面;在2019年的問卷調查中,只有一個數字低於前一年預測的數字。研究人員說,有些行為展現出所謂的「彭斯原則」(Mike Pence rule),這是指美國副總統彭斯曾表示,除非他的妻子陪同,否則他不和女同事一起用餐。「對於這些數字,我們也許不感到驚訝,但感到失望,」參與這個專案的萊特州立大學(Wright State University)教授瑞秋.史騰(Rachel Sturm)說。「當男性說『我不會雇用妳,也不打算讓妳出差,出遊也不會找妳』,都是開倒車的做法。」

對於希望減少性騷擾的組織,研究人員提供幾項建議,其中一些包括預防式訓練。他們的研究顯示,傳統有關性騷擾的訓練成效不彰,也許是因為訓練重點,大多放在協助員工了解什麼情況算是騷擾,而資料顯示,員工早已了解這一點。研究人員指出,相反地,公司的訓練應該教育員工有關性別歧視和品格的事項。他們的資料顯示,展現出高度性別歧視的員工,較可能有負面行為,而研究人員認為實施訓練可減少性別歧視。他們的資料也顯示,品格高尚的人員(展現出勇氣等美德的人),較不會去騷擾別人,而且在有人遭到性騷擾時,較有可能出面干預。「雖然在組織內,建立品格是最先進的做法,而且顧問還在學習如何進行這件事,但已經有訓練資源可供使用,」研究人員寫道。


實務面:不當行為的預防更重要

「人們正設法釐清該如何回應這個問題」

“People Are Trying to Figure Out How to Respond”

2015年,加拿大武裝部隊展開「光榮行動」(Operation HONOUR),目標是預防軍中的性不當行為(sexual misconduct)和性侵害事項。這個行動的重點之一,是在2017年延攬曾協助性侵受害人與入獄性罪犯的心理學家丹尼絲.普瑞斯頓(Denise Preston),擔任「性不當行為反應中心」(Sexual Misconduct Response Centre)執行主任,這所中心在加拿大軍事指揮系統之外運作,支援性不當行為的受害者,並領導進行預防工作。她與《哈佛商業評論》英文版編輯談到該中心的工作。以下是編輯過的內容。

《哈佛商業評論》問(以下簡稱問):這份研究的一項發現是,大多數男性和女性了解什麼行為算是性騷擾,縱然如此,這種行為仍然存在。對於這點,你認同嗎?

丹尼絲.普瑞斯頓答(以下簡稱答):當你問大多數人關於性騷擾、性侵害,或者另一方是否同意這種行為的問題時,在概念層次上,他們知道什麼情況是錯的。但若那是自己的行為,他們就不會看得那麼清楚了。在理論層次上,肇事者明白什麼是錯誤的,但他們有一些合理化自身行為的辯解方式,認為那些標準並不適用在自己身上。

問:哪一種訓練會有幫助?

答:沒有簡單的解決辦法。基本的意識訓練(awareness training)很重要,也就是要確保人們了解相關的法律規定、他們有什麼權利,以及有需要時如何取得資源,但意識訓練不一定能改變肇事者的行為。我們也得教具體的技能。為觀眾量身制定各種會讓他們產生共鳴的情境。如果人們感到自在,可嘗試角色扮演。和人們談談他們如何處理某種特定情況,例如為什麼某人用這種方式回應,另一人則是以別種方式回應,並討論最佳的回應方式。這種訓練,包括旁觀者介入訓練,可讓人們練習具體的技能,讓那些技能成為自動的本能反應。

問:性騷擾的問題,在軍中比在民間更嚴重嗎?

答:研究顯示,性騷擾有兩個重大的風險因素,一是男性主導的組織,一是階層分明的組織。這兩項描述都適用於軍方。但性騷擾是普遍的問題,全世界的各行各業都會發生。

問:性騷擾獲得更多關注之際,你是否看到反效果出現?

答:根據傳聞和問卷調查資料,加拿大武裝部隊有一些男性,因為同屬男性的關聯而產生內疚感,因為有一種普遍的訊息是:所有男性都是潛在的肇事者。我們聽到一些高階軍官表示,對於和女性部屬單獨會面感到不自在。一些單位的女性表示,某些社交活動排斥她們參加。這些說法令人感到遺憾,但不令人訝異。人們正設法弄清楚該如何與人相處融洽、碰到這類問題時如何因應,以及如何自保。

問:預防工作有成效嗎?

答:加拿大統計局(Statistics Canada)是獨立的官方機構,它在2016和2018年,針對加拿大武裝部隊的性不當行為做了問卷調查。可惜,主動通報的性侵害比率在那時沒有下降,和已維持二十年穩定情況的全國趨勢一致。但有一些正面的發現,例如,曾目睹或經歷過性騷性侵相關行為或敵對行為的人減少了10%。問卷調查的其他15種負面行為,也都有減少。我們認為原因是加拿大武裝部隊進行了相關的訓練。

(侯秀琴譯自“The #Me Too Backlash,” HBR, September-October 2019)



關於這項研究  

〈展望未來:我們目前對性騷擾的了解可供未來參考〉(Looking Ahead: How What We Know About Sexual Harassment Now Informs Us of the Future),作者:琳恩.艾華特(Leanne Atwater)、艾莉森.特林蓋爾(Allison M. Tringale)、瑞秋.史騰(Rachel E. Sturm)、史考特.泰勒(Scott N. Taylor)、菲利普.布瑞迪(Phillip W. Braddy),《組織動力學》(Organizational Dynamics),即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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