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全球化再進化

Building a Better Globalization
金柏莉.克勞辛 Kimberly Cla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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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在五個領域,讓企業與社會變成更好的伙伴。

目前正是經濟史上的關鍵時刻。美國在這35年來,經濟不平等加劇、薪資停滯,導致只有極少數美國民眾真正能因經濟成長而受益。雖然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GDP)已強勁成長一段時間,但家戶所得中位數卻一直沒有趕上。這些經濟數字已引發人們對經濟情況的不滿,並尋求簡單明瞭的答案。川普政府對此的回應,向來主要是怪罪貿易伙伴及移民,要提高貿易壁壘、在邊境築牆。

但我相信,這種國族主義式的經濟政策,會危及和平及繁榮。貿易壁壘與移民限制會造成巨大的附帶傷害,這類「療法」可能比疾病更傷身。

如果經濟國族主義並不是答案,什麼才是答案?

在我的著作《開放:自由貿易、移民及全球資本的進步論點》(Open: The Progressive Case for Free Trade, Immigration, and Global Capital)當中,我主張美國需要更好的政策來支持勞工及社區,也需要真正的稅制改革,以確保有更多人享受到經濟成長的果實。我們也必須把稅制系統現代化,以符合目前的全球性、科技方面很複雜的經濟。

除了這些做法,我們還必須重新思考社會與企業界的伙伴關係。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在企業的需求和社會的需求之間取得平衡,並了解企業與社會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目前大眾對企業的信任下滑,主要是因為在令人失望的經濟結果(薪資停滯,收入不均)當中,企業所扮演的角色。當然,大多數企業領導人了解,貿易壁壘與移民限制並非良好的政策解答。那麼,企業要如何協助打造更健康的經濟,讓企業的利益與社會大眾的利益更為一致?

我認為有五個重點領域,有助於改善企業與社會的伙伴關係。整體而言,這項綜合方案應該能得到企業相當大的支持。如果美國企業界希望維持本身的正當性,就該努力協助推動這些改革。

提倡開放經濟。企業必須仰賴全球供應鏈,才能在全球經濟裡維持競爭力。國際資本市場可提供重要的資金來源。歡迎移民的政策,不僅能帶來美國勞工欠缺的某些技能,也是創業人才的重要來源。正因如此,許多企業才會強力反對保護主義的辭令與政策。

然而,企業領導人必須把他們這些說法,與公共福祉做更好的連結。開放的經濟,終究也能夠符合大多數勞工的利益。關稅會為勞動力市場帶來新來源的衝擊;例如,鋼價因關稅而上漲之後,在美國企業裡使用鋼材的人,就有可能會失業。我們的貿易伙伴對我們的關稅採取報復措施的時候,美國農民會受害。身為消費者,關稅是一種累退(regressive)性質的消費稅,會讓產品更加昂貴,降低了勞工的購買力。最後,移入美國的移民變少,就代表會有較少的新企業要雇用員工,美國的創新與成長會下滑,也會因為人口老化而造成更高的人口負擔。這些都是企業應該要提出來的論點。

接受公平的法規。法規很重要,有助於確保健康、安全與環保。但法規也該時時精簡改進,以符合社會需求,例如柯林頓政府時代的「政府再造」特別小組(Reinventing Government)。在某些地方,可以用環保稅來取代法規。舉例來說,碳稅可以鼓勵節約,也能鼓勵替代能源來源的創新,還能提供一種價格訊號,讓業者很容易理解與回應。有了碳稅的收入,就能用來減免其他稅賦。企業將會持續遊說,並提出有關法規如何影響它們營運的相關資訊。但當他們攻擊所有法規,或是誇大法規造成的傷害,他們其實損害了本身作為社會有用伙伴的名聲。

支付公平的稅額。根據2017年的美國稅法(稱為「減稅與就業法案」),企業的減稅幅度過大,國家無法承擔;共和黨和民主黨之前都曾建議,應有更負責的稅收中性(revenue neutral;編按:指總稅收不變)改革。然而,由於2017年法案造成新的基本狀況,我們將會需要提高企業界的稅。作為起點,我建議應廢止穿透商業實體(pass-through)收入扣除(以免讓各產業的投資狀況失真;編按:這項扣除規定可讓公司層次不課稅,而把公司收入轉為股東個人所得來課稅),並強化國際稅則(現有稅則更有利於那些在稅率低於美國的低稅天堂的獲利和投資)。堵住這些漏洞,就可以在稅率不提升過高的情形下,取得更多稅收。

我也建議稅制要更透明,特別是需要有陽光稅賦報告制度,要求企業公布在營運所在各國或各州的基本總計數字(銷售額、員工人數、收入、支付稅額)。企業並不樂意提供這種資訊,有些時候是因為他們在避稅天堂登記的收入高到令他們尷尬。但也正因如此,這種資訊揭露非常重要。讓投資人、消費者和勞工知道企業的稅務狀況,是一種有利於市場的推力,促成企業把繳稅視為社會責任,而非單純是一種應該盡全力縮減的成本。陽光稅賦報告應該要格式一致,每年提供,並放在政府網站上,任何有興趣的人士和團體,都能查閱。

提供陽光勞動力報告。與前面我建議的陽光稅賦報告類似,陽光勞動力報告可要求企業公布有關薪資結構及勞工代表性的資訊,包括高階主管的薪資、全公司薪資分布情況,以及勞工包容性的各種做法,例如員工持股或員工在董事會中的席次等等。〔「多德法蘭克金融改革法案」(Dodd-Frank)規定了一些類似措施,像是要求企揭露「員工對執行長」的薪資比。〕同樣地,這是一種有利於市場的推力,在公司打算改善員工生活品質時給予名聲上的「掩護」,因為消費者、投資人及未來可能加入的員工,可能會注意到這些報告。企業雖然可能會抗拒這樣的透明做法,但顯然會寧可這麼做,勝過接受更侵入公司運作的法規,例如要求直接對高階主管薪資設限,或者限制公司的聘任或開除決定。(當然,某些領域的勞工法確實需要修改,以便讓勞工有更可預測的工時,並調整適應零工經濟之類的變化。)

重新思考反壟斷法。許多跡象顯示,各產業部門的企業都有日益集中化的現象。企業的市場力量正在上升,企業界占儲蓄總額的比率也上升了約30個百分點。反壟斷法的重點,一向在於市場力量對消費者的影響,但也該注意市場力量如何影響勞動力市場及創新。像美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Consumer Finance Protection Bureau)這樣的機構應該要擴大,而非縮小。企業在這些改革中可以發揮作用;中小型企業應加入對話,討論市場力量及產業集中度上升的情況。

這五個構想合起來成為一項綜合方案,可在社會與企業的需求之間取得平衡。我了解,企業界會極力反抗其中許多想法。但是,有了開放經濟、進入全球市場的管道、有生產力的勞工、富裕的消費者、包容的整體經濟成長,以及簡單而公平的法規與稅制,那麼企業也能受益。反過來說,減少避稅狀況(也就能從某些企業得到更多稅)、稅務及勞工情況更透明、勞工得到更多支持、必要的法規及健全的反壟斷法,那麼社會也能受益。美國若是希望避免轉向會造成更多傷害的政策,例如保護主義或過度的法律規範,就該做個願意妥協的伙伴。

終究很重要的是,必須體認到社會與企業的利益常常是一致的。開放經濟若是有了經濟健全的中產階級,以及強大而穩定的機構組織,對所有人都是好事。

(林俊宏譯)


本文改寫自《開放:自由貿易、移民及全球資本的進步論點》(Open: The Progressive Case for Free Trade, Immigration, and Global Capital)。



金柏莉.克勞辛 Kimberly Clausing

美國里德學院(Reed College)經濟學講座教授。


本篇文章主題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