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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辦不到的精準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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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號

從股東到企業高層,日益重視永續性》投資人推動企業變革

The Investor Revolution
羅柏.艾克斯 Robert G. Eccles , 維特拉娜.克里孟柯 Svetlana Klimen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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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訪談七十位在投資公司任職的高階主管後發現,環境、社會與治理(ESG)議題現已成優先考量。為此,企業必須發表目的宣言、提供整合的財務與ESG報表、提升中階主管參與,並改善內部系統,以提升ESG和影響力績效資訊品質。

大部分企業領導人都理解,在解決諸如氣候變遷等急迫挑戰方面,企業扮演了關鍵角色。但是其中很多領導人也相信,實施永續計畫違反了股東的心願。的確,有些大型投資公司的領導人表示,他們注重永續性,但是在實務上,投資人、投資組合經理和賣方分析師,都很少與企業高階主管討論環境、社會與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簡稱為ESG)議題。企業領導人得到的印象是,ESG還沒有在投資界成為主流。

這個認知已經過時了。我們最近訪談了43家全球機構投資公司的七十位高階主管,包括貝萊德(BlackRock)、先鋒基金(Vanguard)和道富集團(State Street)這三家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以及大型的資產所有權人,如加州公務員退休基金(CalPERS)、加州教師退休基金(CalSTRS),還有日本、瑞典和荷蘭的政府退休基金。就我們所知,沒有其他研究涉及如此多家大型投資公司裡,如此多的高階領導人。我們發現,幾乎所有這些高階主管最優先考量的就是ESG。

當然,投資人對於永續性表達關注,已經說了數十年。但直到最近,他們才把言語化為行動。我們研究裡大多數的投資領導人,都說明了他們公司採取哪些有意義的步驟,把永續性的議題整合納入他們的投資標準裡。我們認為這一點明白顯示,股東很快就會要求企業領導人為ESG的表現負責,如果他們還沒有這麼做的話。

「ESG議題對我們這些長期投資人來說,重要性遠勝於以往,」道富全球顧問公司(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總裁兼執行長賽瑞斯.塔拉波瑞瓦拉(Cyrus Taraporevala)如此告訴我們,而他所表達的觀點,與我們在許多訪談裡聽到的不謀而合。「我們設法分析重大性議題,如氣候風險、董事會素質或網路安全,評估這些議題對於財務價值會產生正面或負面影響。在評估各項投資時,我們愈來愈傾向採用這種整合性的方法。」

資本市場正處於巨大的改變之中,數字也支持這個觀點。2006年,聯合國支持的「責任投資原則」(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PRI)推出,資產管理規模(assets under management, AUM)總額達6.5兆美元的63家投資公司(資產所有權人、資產管理公司和服務供應商)簽署承諾書,要把ESG議題納入他們的投資決策。到2018年4月,簽署家數增加到1,715家,AUM價值達81.7兆美元。富時羅素(FTSE Russell)在2018年進行的一項全球調查顯示,超過一半的全球資產所有權人,目前已在實行或評估把ESG條件納入投資策略。

然而,許多企業主管似乎沒有注意到這個新現實。美銀美林集團(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美國的企業高階主管低估了採取永續投資策略的投資機構,對他們公司股票的持有比率。他們的平均估計值為5% 而實際的比率更接近25%。

要為投資評估焦點的這種轉變做好準備,企業領導人可以採取的第一步是體認它背後的驅動力。他們一旦理解投資人現在為何如此關注ESG議題,就能在組織裡推動變革,以便追求股東長期價值極大化。

變革的六大驅動力
投資公司規模大到「不能讓地球倒」

大約在過去五年,投資人對ESG議題變得愈來愈有興趣。他們提高對ESG的關注,背後有六個因素在推波助瀾。

投資公司的規模漸大。投資產業是高度集中的產業。前五大資產管理業者持有22.7%的外部管理資產,前十大業者持有34%。現代投資組合理論主張,投資人可以選取不同風險水準的資產類別,納入投資組合,以限制波動性,並追求投資報酬極大化;然而,現在大型投資公司的規模已經如此龐大,導致這個理論已不再適用於減輕系統層次的風險。一家小型投資公司或許能夠藉由投資於所謂的「末日」股票,例如黃金,或者投資建造逃生避難所的公司的股票,以規避氣候變遷和其他系統層次的風險。但管理數兆美元資產的公司,無法針對全球經濟進行避險;簡單來說,他們已經大到不能放任地球走向末路。此外,大型的資產所有權人(例如退休基金)被迫採取長期觀點,因為他們持有長期負債,必須為接下來一百年的退休金支付做規畫。一如規模達1.6兆美元的日本政府退休投資基金的投資長水野弘道(Hiro Mizuno)指出的:「我們是負有跨世代責任、典型的全球資產所有權人,因此採取在本質上屬於長期的觀點。」

管理數兆美元資產的公司,無法針對全球經濟進行避險;他們已經大到不能放任地球走向末路。

永續投資無損於財務報酬。許多企業主管仍然把永續投資等同於它的前身,也就是「社會責任投資」(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SRI),而他們認為,遵守SRI原則就是要部分財務報酬以改善世界。這個觀點已經過時。哈佛商學院的喬治.塞拉芬(George Serafeim)和一些同事(包括本文作者之一艾克斯)所做的一項研究發現,在1990年代初期制定組織流程以衡量、管理和傳達ESG議題績效的公司,在其後18年期間,績效表現勝過經仔細配對的控制組公司。在另一項研究裡,塞拉芬和他的同事證明,重大性ESG議題的高績效表現,與優越的財務績效之間有正向關係。來自投資人的證據也證實了這一點:北歐地區最大的金融服務集團北歐證券研究公司(Nordea Equity Research)在2017年的一項研究指出,自2012至2015年,ESG評等最高的公司,績效優於評等最低的企業,超出的幅度高達40%。2018年,美銀美林集團發現,ESG紀錄優於同業的公司,三年報酬率也較高,更可能成為績優股、較不可能大幅跌價,也較不可能破產。同樣在2018年,東方匯理資產管理公司(Amundi Asset Management)發現,ESG因素的相對重要性依區域而有差異。對歐洲的投資組合來說,公司治理因素對於卓越的財務績效特別重要。若是北美的投資組合,最重要的是環境因素。

新一代永續投資的關鍵在於,只聚焦於會影響公司估值的「重大性」ESG議題,例如溫室氣體排放對電力公用事業公司屬重大性議題,但是對金融服務公司就不是;運用開發中國家低成本人力的服飾公司,供應鏈管理是重大性議題,但對藥廠就不是(見邊欄:「重大性原則是關鍵」)。

對永續投資產品的需求成長。退休基金之類的資產所有權人,日益要求資產管理業者提出永續投資策略。AUM規模達1.45億美元的積極型資產管理業者凱利投資(ClearBridge Investments)的資產組合經理與ESG投資計畫主管瑪麗.珍.麥基倫(Mary Jane McQuillen)表示,近年來她的公司看到提及ESG的新要求數量大幅增加。這類要求日益增加,背後原因是什麼?不只是精明的資產所有權人注意到永續投資能提升報酬率,而且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包括高資產淨值的個人,也著眼於非財務成果。「我們最富有的客戶想要知道,他們的投資為改善世界盡了力,」瑞銀集團(USG Group)永續金融部門主管瑞娜.庫普佛許密德–羅哈斯(Rina Kupferschmid-Rojas)表示;瑞銀是全球最大的財富管理業者,規模為2.4兆美元。

對ESG投資選項的需求極高,因此許多資產管理公司連忙規畫推出新產品。瑞銀資產管理公司的永續與影響力投資,自2016年12月以來成長為三倍多,AUM達170億美元。「我們的永續與影響力產品有非常強勁的資產成長,」該事業單位主管麥可.鮑丁傑(Michael Baldinger)說:「客戶需求在過去24個月加速成長。」

資產所有權人不再需要經過勸說,才接受永續投資的重要性。「我們過去總要花很多心力,向廣大的投資界同行解釋ESG為什麼重要,」瑞典退休基金AP2執行長伊娃.哈爾瓦森(Eva Halvarsson)指出:「現在的焦點則是我們如何能最有效地從ESG整合當中取得價值。」

受託人責任觀點的演變。誤以為永續投資表示要犧牲財務報酬,必然也會相信受託人責任的意思就是只著眼於報酬,因而忽略了會影響報酬的ESG因素,尤其是長期累積的影響。然而,最近的法律意見和法規準則都清楚顯示,不考量這些因素,有違受託人責任。雖然在美國採納這種新理解的速度緩慢,但是其他國家如加拿大、英國和瑞典,正在採取行動,重新定義受託人責任的觀念。2018年11月28日,瑞典國會通過重大改革,要求四大國家退休基金成為永續投資領域裡的「模範生」。一如PRI的政策主管威爾.馬丁達爾(Will Martindale)對股東坦率表示:「無法整合ESG議題,就是沒有盡到受託人責任。」

投資公司內部的涓滴效應。主要投資公司的執行長或投資長支持永續投資是一回事,而真正做出日常投資決定的分析師和投資組合經理,實際進行永續投資,又是另一外回事。在過去,投資公司裡的ESG單位,向來都與投資組合經理和產業分析師(買方和賣方分析師都有)是分開的,非常類似企業社會責任單位一直以來都與事業單位分開。現在,高階領導人正在確保讓ESG分析,整合納入分析師和投資組合經理執行的基本財務活動。例如,大型荷蘭退休基金ABP就進行一項計畫,把ESG完全整合納入各個資產類別。「責任投資是我們投資理念的核心,」APG(ABP的資產管理單位)全球責任投資與治理的執行董事克勞蒂亞.克魯斯(Claudia Kruse)說:「投資組合經理負責要在評估每項投資時,都考量到風險、報酬、成本和ESG。這是內部文化演變。」

這項轉變會改變投資人與公司互動的方式,也會改變企業高階主管看待永續性的方式。這兩種關鍵對話(投資團隊對企業執行長與財務長的談話,以及投資人的ESG團隊成員對企業的ESG團隊成員的談話),會融合成為一種針對重大性ESG議題的理性對話。當情況清楚顯示,決定買進或賣出公司股票的決策者已經把ESG納入考量,企業領導人就不得不在自家公司裡比照辦理。

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業者貝萊德(管理資產規模為6.1兆美元)把ESG整合納入財務分析的做法,就是很好的例子。貝萊德執行長賴瑞.芬克(Larry Fink)數年來都在宣揚永續投資的重要性,但是,把ESG指標完全整合納入該公司投資策略,並非一蹴可幾。貝萊德負責永續投資的投資長塔利克.范西(Tariq Fancy)比喻,把ESG考量整合納入傳統的財務分析,就像是一項要改變行為的措施。他說:「有些投資人天生傾向這麼做。有些人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明白其中的投資價值,情況因資產類別、地理區和投資風格而異。」范西曾擔任投資人的背景(而不是出身於環境或社會性質的非政府組織),讓他在與投資團隊打交道時更有說服力。以貝萊德的規模來看,改變整個組織的投資人行為需要時間和努力。「但如果我們貝萊德做得到,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全都能做得到,」他說。

有一件事可對范西和其他投資長的工作形成助力,那就是千禧世代在勞動人力市場的比率愈來愈高。對千禧世代來說,ESG是所有商業分析的核心。哈爾瓦森告訴我們,AP2的員工有20%屬於千禧世代。她說:「他們期望我們把永續性整合納入日常工作中,讓它成為其中很自然的一部分。」

更多投資人ESG行動主義出現。金融市場的股東行動主義正在興起,而ESG日益成為這些干預行動的焦點。歷史上,證券與固定收益投資人一向不插手公司事務,如果覺得喜歡某家公司的股票或債券,就繼續持有,如果覺得不喜歡,或是認為價格已經到頂,他們就會賣出。但是,想要長期持有股票的積極型(active)投資經理,以及持續持有股票的消極型(passive)投資經理,都有誘因想要看到公司處理重大ESG議題,以改善財務績效。積極參與的一種形式,就是代理決議和代理投票,這是永續投資的行動主義所有權(active ownership)策略的一個面向。ESG研究與機構股東服務顧問公司(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 Services)指出,截至2018年8月10日,在美國有476項環境與社會(environmental and social,E&S)提案列入股東決議。焦點在E&S的決議案,占全部決議案的比率從2006到2010年間的33%,成長為2011到2016年間的45%。2017年則剛好超過50%。這些決議案的主題,排名在前的包括氣候變遷和其他環境議題、人權、人力資本管理、員工與董事會的多元性等。

甚至有些行動派避險基金也逐漸進入永續投資領域。例如,JANA Partners推出JANA影響力資本基金(JIC),並與CalSTRS合作,鼓勵蘋果公司處理兒童和青少年過度使用iPhone的議題。(資訊揭露:本文作者艾克斯任職於JIC的顧問委員會。)JANA合夥人、JIC投資組合共同經理查爾斯.潘納(Charles Penner)表示,施壓奏效了。「在我們提出顧慮的第二天,蘋果公司很快承諾致力於最年輕顧客的安全,之後發布了新的控制設計,」他說。ValueAct Capital執行長傑夫.烏本(Jeff Ubben)在2018年初推出ValueAct春天基金(ValueAct Spring Fund),買進全球化電廠AES的股票,建立投資部位。自從烏本加入AES董事會,AES加速從燃煤發電轉為可再生能源發電,並成為美國股票上市公司中,第一家根據「氣候相關財務揭露特別工作小組」(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的建議而進行氣候影響揭露的電廠。隨著AES加速推動減碳目標,它也吸引了歐洲和加拿大過去避免投資它的ESG導向投資人。烏本告訴我們:「我們的目標是讓ValueAct春天基金投資的每一家企業,都因為創造出長期的環境和社會價值,而讓股價獲得永續性的溢價。」

企業需要提升中階主管對確認、管理重大性ESG議題的參與。

至於沒有貝萊德那樣的規模和資源、也沒有JANA那樣的行動派導向的投資人,正在與赫米斯股權服務(Hermes Equity Ownership Services, Hermes EOS)等團體合作參與ESG議題。截至2018年9月,Hermes EOS代表的資產所有權人與資產管理業客戶共45名,AUM規模合計為4680億美元。2017年,它與659家公司在1,704項議題上合作,包括與環境、倫理、治理、策略、風險和傳播等有關的議題,並在其中約三分之一的議題上獲得進展。「我們不只是蒐尋資訊,」Hermes EOS主管漢茲–克里斯多夫.賀特(Hans-Christoph Hirt)解釋道:「我們嘗試改變情況。」

另一個團體是「氣候行動100+」(Climate Action 100+),成員包括超過320家投資人,代表的AUM規模合計達32兆美元。它正在遊說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業者,在董事會層級處理氣候變遷,設定減少排放的目標。CalPERS策略主管安.辛普森(Anne Simpson)把這個聯盟描繪為一股「勢不可擋的力量」,對不想改變的大型排放業者「頑石」施壓。她注意到:「過去從未有過如此多大型機構投資人從全球聚集在一起,如此清楚地表達意向。」

ESG投資的絆腳石
企業永續性的資料尚待改善

雖然有一些力量推動ESG投資向前邁進,卻也仍然有要克服的障礙。最大的投資障礙,就是公司發布永續報告的對象,大部分都不是投資人,而是其他利害關係人,例如非政府組織,因此對投資人沒有什麼用處。當然,目前有一些資料銷售商仔細檢視各式各樣來源的資料,包括他們能從公司得到的任何報告或數據,以提供一些關於ESG績效的評估資料。但是,相較於公司直接發布的周詳ESG資訊,這只是差勁的替代品。

有幾家組織正在努力填補這個缺口,例如氣候揭露標準委員會(Climate Disclosure Standards Board)、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和SASB(資訊揭露:本文作者艾克斯是創辦主席)。然而,目前沒有政府明令規定採用這些標準。即使公司選擇採用,它們報告的數字也很少接受第三方的嚴謹稽核。

ESG資料的領域儘管仍然有點像是未開發的大西部,但在改善資訊的品質和可取得性方面都有重大進展,促成這些進展的是市場力量和非政府組織的努力,而在某些地區還有法規的助力,如歐盟的指令要求達一定規模的所有公司,都必須一年提報一次非財務資訊。「ESG資料的品質並不完美,但是正在迅速改進,」貝萊德的范西表示。

為新時代做準備
企業五項行動,前進永續投資

我們的研究顯示,企業可以採取五項行動,為永續投資的新時代做好準備。

明確闡述企業目的。賴瑞.芬克每年都會撰寫年度公開信給各公司執行長,而他在2018年那篇標題為〈企業目的感〉(A Sense of Purpose)的公開信,引發一陣轟動。他寫道:「若要長期繁榮發展,每家公司不只必須達成財務績效,也必須展現它對社會產生正向貢獻。」他在2019年的公開信〈企業目的與獲利〉(Purpose & Profit)裡仔細說明這個觀點,表示「企業目的並非只是追求獲利,而是推動達成獲利的力量。」他進一步指出:「獲利與目的絕對沒有衝突。其實,獲利與目的有密不可分的關聯。」貝萊德的投資受託事業全球主管蜜雪兒.艾德金斯(Michelle Edkins)表示:「有些人認為,『目的』就是要偏離獲利,但並非如此。」牛津大學教授、企業目的專家柯林.梅爾(Colin Mayer)最近在訪談中告訴我們:「企業目的不只是創造獲利,還要為人們和地球的問題打造解決方案,並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獲利。」

董事會成員要傳達企業在社會上的地位,最簡便的方法就是發布「企業目的宣言」。董事會用這份聲明來說明自家公司存在的原因、指出對公司持續繁榮最重要的利害關係人,並呈現公司是採用什麼時間範圍,來評估和獎勵高階管理團隊的決策。這份聲明必須來自董事會,因為它代表著自家企業的跨世代責任。Hermes EOS推出了一項推廣參與的活動,鼓勵各公司董事會發布這樣的聲明。「清楚說明企業目的,是董事會發揮效能的基本條件,」Hermes EOS的赫特解釋:「它是與投資人和其他利害關係人正向互動的基石。」

改善與股東的互動。不管是積極型、消極型或跨資產類別的投資人,都在設法加深與他們投資組合裡公司的接觸互動。隨著「永續投資」成為「投資」的同義詞,股東會想要與公司長字輩高階主管接觸互動,包括財務長,並直接與董事會互動。「企業目的宣言」可以提供良好的基礎,但是它應該要放入給股東的範圍更廣的整合報告裡。根據國際整合報告委員會(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uncil, IRRC)的定義,「整合報告能夠精簡傳達出,在組織所處的外部環境之下,組織的策略、治理、績效和前景要如何創造價值。」實務上,這表示公司的報告應該包含重大性分析,指出影響財務績效的ESG議題。這種報告能有效地告知股東和其他利害關係人,公司採取「整合思維」的方式來考量自己的社會角色。公司可用這種方式,把短期財務成果導向轉變為長期的價值創造。

「企業目的宣言」和整合報告提供良好的基礎,讓公司開始傳達說明長期計畫。執行長層級的聯盟組織CECP的「策略投資人行動方案」(Strategic Investor Initiative)創造了一個架構,讓高階主管分享他們公司的長期策略計畫;它也舉辦執行長投資人論壇(CEO Investor Forum),來提供這種架構。標準普爾五百指數(S&P500)公司有二十幾位領導人與會,向管理資產合計價值約25兆美元的機構投資人說明他們的計畫,這些公司包括3M、安泰保險(Aetna)、必帝(Becton Dickinson)、葛蘭素史克大藥廠(GlaxoSmithKline)、IBM和聯合利華(Unilever)等。

最後,企業應該主導季度財報會議,不要由短期賣方分析師主導。一個好的起點是取消短期盈餘預測。管理階層可以運用這種會議來說明ESG目標的進展,以及這些目標對於財務績效的貢獻。已有公司開始採取這種做法。根據高盛(Goldman Sachs)2018年的報告,將近一半的標準普爾指數公司都在第四季財報會議裡討論ESG主題。

提高中階主管參與度。隨著ESG的考量在主要投資公司裡產生涓滴效應,從執行長和投資長往下擴散到分析師和投資組合經理,公司必須採取的因應做法,是提升自家中階主管對確認、管理重大性ESG議題的參與。畢竟,中階主管才是實際投入資源以達成策略目標的人。「當事業單位聚焦於『ESG』對他們自身目標和創新的意義時,真正的變革才會出現,」資產管理公司紐伯格伯曼(Neuberger Berman,AUM規模為3150億美元)ESG投資部門主管強納生.貝里(Jonathan Bailey)說:「投資人和執行長創造了這個空間,但要由中階主管製作出能同時服務股東和社會的產品和服務。」

讓中階主管參與更多,是董事會和資深領導人的責任。高階主管應該在恰當的時候,讓中階主管加入與投資人的對話。公司要找出會影響自家業務的ESG議題時,也應該讓事業單位裡的中階主管,參與這個決定議題重大性的流程。最高管理階層應該同時考量財務和ESG績效,來評估並獎勵中階主管,並採取比季度或年度更長期的觀點。

投資可提供ESG績效資訊的內部系統。儘管每家大公司都有複雜而穩健的資訊科技基礎設施,以編製財務報表,但很少公司擁有可衡量ESG績效的可靠系統。相反的,ESG資訊的編製工具通常是試算表,或是各種現成的軟體解決方案,它們著重的焦點各不相同,例如碳排放、供應鏈或顧客保留率。如此得出的ESG資料,既過時、品質又差,不僅對投資人帶來挑戰,也對公司主管本身造成挑戰。確實,對許多希望編製整合報告的公司來說,今日的主要障礙之一,就是他們的ESG資訊與財務資訊,無法同步發布,格式也無法做比較。研擬ESG資訊的標準,如GRI和SASB目前在做的事,能對這方面有所助益。但是,企業領導人也能在加速變革腳步上扮演關鍵角色,方法有三。

首先,他們可以在外部報告裡實踐這些標準。第二,企業應該向提供財務資訊的軟體供應商提出挑戰,要他們擴大納入ESG指標。有些大型軟體公司已經著手進行,而如果有明確的市場需求,他們會更加努力,並加快開發速度。第三,企業應該敦促他們的審計公司,對提報的ESG績效提供認證,一如對財務績效做認證。要這麼做,的確會有挑戰(例如,需要有編製標準,以及品質更好、整合度更高的資訊科技系統),也會有顧慮(例如負債增加)。但是,這些問題都是可以克服的,必須解決這些問題,才能符合投資人正在改變的關注焦點。

改善衡量方法和報告編製。有些ESG議題不會影響企業的獲利,但仍然對廣大的社會有影響。投資界有愈來愈多人開始關注那些影響,並願意分配資本給積極造福社會的公司。想要吸引這些投資人的公司所面對的挑戰,就是目前並沒有大家公認的方法,可用來衡量公司的「外部效應」(externality,也就是公司的產品和服務對社會造成的正面和負面效應)。地理位置就是這種挑戰的一個例子。以風力取代燃煤發電,在中國所創造的正向影響,大於在挪威增設同樣的一座風力發電機,因為挪威幾乎所有能源都來自水力發電。

影響力管理計畫(Impact Management Project)是由一群組織組成的網絡,致力於調和有關影響力衡量方法和報告方式的各項行動方案。執行長克拉拉.巴比(Clara Barby)稱它為「大陣營」,裡頭的人和組織都致力建立對公司和投資人有用的標準。一如投資人,公司也站在最前線努力,一起學習。可用來思考影響力的一個優良架構,就是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也就是聯合國認為要創造永續未來就必須達成的17項目標,包括根除貧窮和飢餓、確保負責任的生產和消費,以及提升性別平等。PwC在2016年研究了來自17國470家公司的永續報告,結果發現,其中有62%提到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雖然只有28%提出與社會影響有關的量化目標。

全面變革就要展開
投資肯為社會創造長期價值的企業

投資人評估公司的方式,正在進行巨大的變化。儘管確切的時點無法預測,但它必然會發生。股份由大型消極型投資管理者和退休基金所持有的大型企業,將會最快感受到這種變化。但過不了多久,中型企業也要接受這種新方式的檢視。不過,所有企業都應該把握這個機會,與願意獎勵他們為社會整體創造長期價值的投資人合作。

(周宜芳譯自“The Investor Revolution,” HBR, May-June 2019)



羅柏.艾克斯

羅柏.艾克斯 Robert G. Eccles

牛津大學賽德商學院(Saïd Business School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管理實務客座教授。


維特拉娜.克里孟柯 Svetlana Klimenko

世界銀行(World Bank)營運政策與國家服務副總裁的首席財務管理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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