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怪獸壟斷市場,高效率代價高

The High Price of Efficiency
羅傑.馬丁 Roger Mar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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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浪費是管理科學的至高真理;但過度強調效率會導致一連串的問題,並形成社會失序的隱患,因為效率帶來的報酬,會落入愈來愈少數的高效率競爭者之手。補救之道在於強調一種成效較緩的競爭優勢:公司應同樣注重復原力。

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1776年的里程碑著作《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中指出,比起每位工人獨立製作完成整個產品,聰明的分工可以大幅提高企業生產力。四十年後,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在《政治經濟及賦稅原理》(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中,又以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理論進一步闡述這種論點,他指出:葡萄牙工人釀酒、英國工人織布的效率比較高,因此雙方若是各自專注於自己的優勢領域,然後與對方交易,會對雙方都更有利。

這些見解引發並推動了工業革命,而工業革命的重點不僅在於應用新技術,也在於進行流程創新,以減少浪費並提高生產力。直到今天,管理學研究的基礎仍在於以下兩個觀念:我們安排工作的方式,對生產力的影響程度,超過其他單一因素的影響;以及專精化可以創造商業利益。由此說來,斯密與李嘉圖可說是佛德烈.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先驅,啟發泰勒提倡把管理視為一門科學,從而開展了一項運動,至愛德華.戴明(W. Edwards Deming)發展到頂點,戴明的全面品質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系統,就是設計來消除生產流程中所有的浪費。

斯密、李嘉圖、泰勒與戴明一脈相承,把管理變成了一門以消除浪費為目標的科學,不論浪費的是時間、原料或資本。對效率的篤信一直不曾消減,在一些多邊組織中可見蹤跡,像是以提升貿易效率為目標的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也隱含著這種信念,包括貿易與國外直接投資的自由化、有效率的租稅形式、解除管制、私有化、透明的資本市場、平衡的預算、對浪費宣戰的政府等。全球每家商學院的課堂,也不斷闡揚應消除浪費。

消除浪費聽來像是個合理的目標。我們怎麼會不希望經理人致力持續更有效率地使用資源?然而以下我會說明,過度聚焦效率,可能造成可怕的負面效應,超高效率的企業甚至可能成為社會失序的禍源。這是因為隨著效率改善,來自效率的報酬會愈來愈不平均,導致高度專精化,而且賦予「效率最高的競爭」愈來愈強大的市場力量。如此造成企業環境變得風險極高,高報酬落入為數愈來愈有限的公司與個人手中,而這個結果顯然無法長久維持。我認為,補救之道在於企業、政府和教育應更強力聚焦於一項較不立即的競爭優勢來源:復原力。這或許會減少來自效率的短期利益,但長期卻能產生更穩定、更公平合理的商業環境。最後,我會說明復原力方案應具備的內容。

為了解一心一意只專注效率為何如此危險,我們必須先探討,針對經濟活動報酬的分布情況有哪些最基本的假設。

結果未必真的是隨機的

我們預測經濟結果時(不論預測的是所得、利潤等),經常假設個人層次的任何回報都是隨機的:受機運主導。當然,實情並非如此;回報是由眾多因素決定,包括我們所作的種種選擇。但這些因素如此複雜,因此就我們所知,經濟結果可說是由機率決定。「隨機性」是一個符合我們觀察結果的簡化假設。

假使經濟結果是隨機的,統計學告訴我們,它會呈現一種高斯分布(Gaussian distribution):繪成圖形時,絕大部分的回報會接近平均值,愈往兩端發生的數量愈少。這有時也稱常態分布,因為世上許多事物都依循這種模式,包括人類的身高、體重、智商等特質。由於分布形狀的關係,它也稱為鐘形曲線。隨著資料數增加,整體分布會更趨向常態分布。

消除浪費聽來像是個合理的目標。我們怎麼會不希望經理人接受這個目標?然而,過度聚焦效率,可能造成可怕的負面作用,而且可能會讓超高效率的企業成為社會失序的禍源。

在人類生活中和在大自然裡,高斯分布非常普遍,因此我們往往預期它會出現在各個領域。我們相信各種結果都是、也應該是常態分布,不僅在人體特性方面是如此,在整個廣大世界裡也是如此。

例如,我們預期個人所得和各產業內公司的績效,都應該大致呈常態分布,也據此建立我們的制度、引領我們的行動。提到某一種產業,無論如何定義那個產業,傳統上就是認為其中會有少數贏家,少數輸家(可能會結束營業),還有許多競爭者聚集在中間。在這樣的環境中,大部分「效率利得」(efficiency gains)會因其他業者起而效尤而迅速消失,而失敗的公司,很快會遭新業者取代。這種理想化的競爭形式,正是反壟斷政策想要達成的。我們不希望任何單一企業變得太過龐大有力,導致分布情況脫離正軌。只要結果確實符合隨機分布,而且競爭優勢不會長久維持,憑藉效率來競爭就能永續進行。

但實證資料並不支持有關「經濟結果具有隨機性」的假設。實際上,效率利得為某些業者創造持久的優勢,而且經濟結果的分布也呈現全然不同的形態,而這種形態以義大利經濟學者維弗雷多.帕雷托(Vilfredo Pareto)命名,他在一百多年前觀察到,義大利經濟當中有20%的人擁有80%的土地。在帕雷托分布形態中,絕大多數事件群集於較低一端,而高端的尾部則一直一直延伸。有意義的平均數或中位數不存在,而且分布並不穩定。納入更多數據,會讓帕雷托分布更趨極端,這一點與常態分布不同。

這是因為帕雷托的各項結果並非彼此獨立,這一點與常態分布相反。前面提過,身高符合常態分布。某人個子矮,並不會造成另一人個子高,因此(同性別人們的)身高為常態分布。現在再來想想,一般人如何決定要在Instagram追蹤什麼人。通常的做法,是看看不同使用者各自有多少追蹤者。只有很少數追蹤者的人,自然不列入考慮。相反的,追蹤者眾多的名人馬上成為具吸引力的考慮對象,因為他們已經有那麼多追蹤者,例如近期擁有1.15億追蹤者的金.卡戴珊(Kim Kadashian)。效果會造就更大效果,也就是很多追蹤者造就更多追蹤者。因此Instagram的追蹤情況呈現帕雷托分布:極少數人擁有絕大多數的追蹤者,而大多數人的追蹤者都很少。追蹤者人數的中位數是150到200,遠不及金.卡戴珊。

財富分布也是如此。全世界任一時刻的金錢數量是固定的。這一塊錢是你的,就不屬於其他任何人,而且你賺多少錢,會與其他人賺多少有關。此外,你的錢愈多,就愈容易賺更多;正如俗語所說,有錢才能賺錢。我們常聽說,美國最富有的1%人口,擁有全國近40%的財富,而底層90%的人只擁有23%的財富。美國最有錢的人比最窮的人富有一千億倍;對比之下,美國最高的成人,身高不到最矮成人的三倍,而這再度顯示,帕雷托分布裡各項結果分布得更加分散。

財富的地理分布也有類似的極端化現象。富豪愈來愈集中於少數地方。1975年,最富有的5%美國人當中,有21%住在十個最有錢的城市裡。到了2012年,這個比率上升到29%。所得也有同樣趨勢。1966年,愛荷華州鍚達拉皮茲市(Cedar Rapids, Iowa)人均所得與紐約市相當,現在則少了37%。1978年,底特律人的所得與紐約市不相上下,現在則少了38%。舊金山人1980年的所得比全美國平均值高50%,現在更高出88%。紐約市的這兩個數字則是80%與172%。

企業成果似乎也朝帕雷托分布發展。產業整合在已開發世界日益普遍:愈來愈多產業中,獲利集中在少數公司。例如,過去二十年來,美國75%的產業變得更集中。1978年,最會賺錢的一百家公司的獲利,占所有上市公司獲利的48%,而到2015年,這個數字竟然高達84%。(見邊欄:「少數力量增加中」。)所謂新經濟的成功故事,多少也發揮了作用,因為平台企業的動態發展(競爭優勢常源自網路效應),很快把高斯分布轉換成帕雷托分布,就像金.卡戴珊與Instagram的例子。

以下檢視追求效率如何符合這種動態發展,還有所謂單一栽培(monoculture)的角色,以及權力與自利如何讓一些業者鑽制度漏洞,導致腐化的結果。

整合的壓力

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UCLA)的比爾.麥凱維(Bill McKelvey)等複雜理論學者找出了幾項因素,會把所有的結果系統化地推向帕雷托分布。其中一些因素包括系統承受的壓力,還有系統內各成員之間連結的容易程度。以下用砂堆來說明,這是複雜理論學者最喜歡舉的例子。你可以把幾千粒砂子一粒一粒加上去,不致引發坍塌;每粒砂子幾乎毫無作用。但到後來,額外加入的一粒砂子引發連鎖反應,導致整個砂堆崩塌;突然之間,一粒砂起了大作用。不過,如果砂堆是在無重力環境中,就不致崩塌。崩塌是因為重力拉下最後那粒砂,衝擊其他砂粒脫離原位。

產業整合的現象,在已開發世界日益普遍。1978年,美國最賺錢一百家公司的獲利,占所有上市公司獲利的48%,到了2015年,這個數字竟然高達84%。

以企業的結果而言,重力就相當於效率。以美國廢棄物處理業為例,過去全美國一度有數千家小型廢棄物處理公司,也就是垃圾收集業者。每家都有一到數輛卡車,服務某條特定路線的顧客。這幾千家公司的獲利大致呈常態分布。大多數聚集於平均數附近,而有些效率很高的較大型公司獲利較高,而一些較差公司獲利較低。

接下來登場的是廢棄物管理公司(Waste Management,簡稱WM)創辦人偉恩.胡辛格(Wayne Huizenga)。他觀察這個行業的成本結構,發現兩項重大因素:卡車購置(卡車價格昂貴,而且因頻繁使用,需定期更換),維修(因使用頻繁,使得維修很重要、也很花錢)。小公司每次購買一輛或數輛卡車,並設立一個修理場來維修。

胡辛格了解,如果買下某個區域內的一些路線,就可以做到兩件事。首先,他能握有更大籌碼,與卡車製造商議價,大幅降低購車成本。其次,他可以關閉個別的維修場,設立效率高得多的單一維修場。他這樣執行之後,作用(效率變高)引發更大的作用。胡辛格創造了資源以持續收購小型垃圾公司,並擴展至新領域,使WM變得更大、更有效率。這樣一來,所有小型業者都承受到競爭壓力,因為WM可能來到它們的地盤,以低價收購它們。這些較小型公司可能會虧錢,或者是賣給WM。胡辛格的成功,代表對這個系統的壓力大增。

和砂堆崩塌一樣,這個產業快速整合,由WM扮演主導者,取得最高獲利;另一家整合業者共和服務(Republic Services)是第二大廠商,獲利也不差;好幾家規模小得多、有意整合別人的業者,則利潤有限;至於大批小公司,大都在生存邊緣經營。這個產業目前的結構屬於帕雷托分布,WM是拿走大多數市場的贏家。該公司2017年營收超過140億美元;胡辛格2018年3月過世,留下數十億美元遺產。

如果WM效率那麼高,我們為何要反對?這樣不是嘉惠所有消費者嗎?而且清潔人員的工資由WM發放,還是由一堆小型業者發放,又有什麼關係?答案在於,超高效率主導的模式會提高嚴重失敗的風險。為了解其中原由,以下就舉一個農業的例子。

單一栽培的問題

以前美國有好幾個地方栽種美國杏仁果,但後來發現某些地點較為優良,而且就如同大多數生產情況,可經由整合取得規模經濟。加州的中央谷(Central Valley)很適合種植美國杏仁,目前全球80%的美國杏仁都產自那裡。這正是生物學者所謂「單一栽培」在企業界的典型案例:單一工廠生產一種產品,單一公司在產業呼風喚雨,單一軟體主導所有系統。

這樣的效率得付出代價。美國杏仁產業的設計排除了過剩或寬鬆的部分,而在這個過程中也就失掉過剩所提供的保障。只要當地出現一次極端異常氣候,或是某種厲害的病毒,就可能消除全球大部分的美國杏仁生產。

整合還有連鎖效應。加州的美國杏仁樹生長在同樣的土壤裡,也經歷同樣的氣候,所以杏仁果花全都需要在同一個短期間內授粉,因而必須由全美各地運來蜂巢。另一方面,蜜蜂疫病廣泛流行,也令人擔憂是否有足夠的蜜蜂來完成授粉工作。有一種與疫情有關的理論是,由於蜂巢以前所未見的規模在美國境內運送,以進行這種單一栽培的授粉作業,因此降低了蜜蜂的抵抗力。

力量與自利

我們由WM的例子看到,高效率系統的另一個結果是,最有效率的業者必然變得力量最強大。假設人類的行動主要出於自利,那麼系統若變得愈有效率,效率高的成員就愈可能鑽其中的漏洞;當出現這種情況時,效率的目標就不再是整體社會價值的長期極大化。相反的,效率開始被當成是要提供最大的立即價值給主導的業者。

超高效率主導的模式會提高嚴重失敗的風險。目前全球80%的美國杏仁都產自加州,因此當地只要有一次極端異常氣候,或是某種厲害的病毒,就可能摧毀全球大部分的美國杏仁產量。

你可以在資本市場看到這種發展,由公司關鍵決策者與最大股東聯手,做法是:機構投資人支持提供以股票為基礎的薪酬給高階主管,接著這些主管採取行動以減少薪資費用,並削減研發與資本支出,全都是以效率為理由。這些做法立即節省的費用,可提高現金流量,從而激勵股價遽漲。於是這些投資人(尤其是交易頻繁的避險基金)與高階主管就出售持股,實現短期利得,而這造成股價下跌之後,他們幾乎一定會再度買回。他們的獲益得付出代價。其中最明顯的輸家,就是因公司表現變差而遭解雇的員工。但長期股東也是輸家,因為公司的未來受到了危害。顧客則是在產品的品質上有損失,因為公司減少對產品改良的投資,會使品質受到影響。

倡議股東價值的人士主張,新進業者提供優質產品與服務以加入競爭,可彌補上述狀況:新加入的業者會雇用被解雇的員工,而顧客會爭相購買它們的產品,同時股東也會轉向報酬更佳的投資。但這情況背後的假設是:市場高度活躍,而且力量並非集中於少數業者之手。這些假設只在少數產業能成立。其中之一是航空業,因為這個產業的主要資產(飛機和登機門的使用權)相對容易購買或脫手,因此只要需求增加,新業者就可加入。但要設立一家銀行、晶片廠或電信公司,可就沒那麼容易。(說來諷刺,或許最難進入的就是新經濟中一些最熱門的領域,因為競爭優勢常與網路效應有關,而這賦予既有業者強大助力。)有時候,力量實在太集中,得靠政治行動才能鬆動主導業者的掌控,就如1890年代的反壟斷運動。

主導業者濫用權力的現象,在退休基金業特別嚴重。理論上,基金經理人應該靠長期投資決策的品質來競爭,因為這是為退休人員創造價值的根本所在。但全美最大25個退休基金中的19個(占全美最大75個退休基金資產的50%),是由政府設立並管制的壟斷業者,它們的顧客無法選擇由誰提供服務。如果你在德州任教,政府強制規定你的退休資產交由德州教師退休系統(Teacher Retirement System of Texas)管理。因此,基金經理人的職位相對安穩,只要沒有什麼明顯或公開的缺失即可。這就提供他們鑽系統漏洞的大好機會。

最直接的做法就是接受好處(通常來自避險基金),以特定方式投資(這能圖利避險基金)。單是過去十年,美國最大退休基金中就有兩家(政府壟斷性質)的高階主管,因接受避險基金數百萬美元賄賂而遭起訴。我們可以推論,每出現一宗案件,另外還會有更多漏網之魚;當然,行賄手法也未必都如此明目張膽。退休基金經理人也接受招待自己負擔不起的奢華旅行,還有許多人離職後轉到投資銀行或避險基金擔任優渥職位。

退休基金有個特殊陋習,就是借股票給放空的避險基金(退休基金是這方面最大的借出者),而基金經理人則賺進相對微薄的手續費,用以達成報酬率的目標。這種做法讓避險基金得以造成資本市場波動,為短線交易者創造機會,卻有礙公司領導人為達成長期目標所採取的管理做法。退休人員也蒙受其害,只有避險基金與退休基金經理人得到好處。

只有在非常動態、結果確實隨機的市場中,競爭這隻看不見的手才能讓人在自利動機下,為所有人創造最大的長期價值。只要競爭的過程全然聚焦於短期效率,這個過程本身就會與前述情況背道而馳,因為這樣會讓某些業者獲得相當持久的優勢。當這些業者取得市占率,也就取得市場力量,他們就會更容易為自身利益而取得價值,也就是攫取價值而非創造價值。

假設人類的行動主要出於自利,那麼若是系統變得愈有效率,高效率的業者就愈可能鑽其中的漏洞;一旦發生這種情況,效率的目標,就不再是追求長期整體社會價值的極大化。

面對「效率引發失序」這個看似無法避免的過程,社會該如何防止這種情況繼續發生?我們必須更關注前述那種較不受重視的競爭優勢來源:復原力。

建立復原力

復原力是由困境中復原的能力,也就是在衝擊過後回復如常。想想看,調整適應現有環境(透過效率而做到),以及調整適應環境裡的變化,這兩者有何不同?具有復原力的系統,典型的特性就是多元性與過剩或寬鬆,而這些正是效率致力要摧毀的。

若要抑制效率蔓延並培養復原力,組織可以採取下列做法:

限制規模

在反壟斷政策方面,1980年代初以來的趨勢就是放寬執法,以免損及效率。其實在美國與歐盟,當一項合併案因可能導致過度集中而受質疑時,「提高效率」會被視為合理的辯護理由,即使提高效率的好處僅歸於少數有力量的業者。

我們必須扭轉這個趨勢。業者主導支配市場,並不是可接受的結果,就算是透過有機成長這類合法方式達成也不行。臉書靠著來自核心業務的雄厚財力,金援旗下Instagram去摧毀Snapchat,對世界並非好事。亞馬遜(Amazon)消滅其他所有零售商也不是好事。幾十年前,英特爾(Intel)提供折扣給不使用AMD晶片的電腦製造商,企圖擊潰AMD,而高通(Qualcomm)近年來也採用類似手法,這些同樣都不是好事。我們的反壟斷政策應該更嚴格得多,以確保活躍的競爭,即使因而降低淨效率也在所不惜。

引入磨擦

在尋求提高系統的效率之際,我們排除掉所有的磨擦。就好像我們是要打造一間無塵室,滅絕裡頭所有微生物。一切情況都很好,直到某種新的微生物進入,讓已毫無抵抗力的居住者大禍臨頭。

為避免落入這種危險,企業與政府必須定期進行免疫治療。我們的設計不應把所有磨擦阻絕於系統之外,而應在恰當的時候、在恰當的地方引入建設性的磨擦,好建立系統的復原力。

例如,降低國際貿易障礙未必全然是好事。雖然李嘉圖清楚指出貿易帶來效率提升,卻未預料到這對帕雷托結果的影響。決策者應設置一些貿易障礙,以免少數大公司支配國內市場,即使這種支配似乎能創造最高效率。法國烘焙長棍麵包的小型業者受到層層法規保護,免於嚴重的競爭。結果是,雖然法國長棍麵包價格不便宜,但可說是世界最佳。日本的非關稅障礙使得外國車廠難以打進日本市場,但這並沒有阻擋日本建立起好幾家最成功的全球性汽車公司。

資本市場也需要磨擦。美國監管機關現今的目標,是流動性極大化,以及降低交易成本。因此它們先是准許紐約證交所收購許多交易所,然後准許紐約證交所被國際交易所(International Exchange)收購。如果往這個目標進一步邁進,位於帕雷托分布遠端那些身價數十億美元的避險基金所有人,就會在數目更少、但規模更大的市場裡交易,從而創造更極端的帕雷托結果。美國監管機構應仿效歐盟監管機構的行動,後者們擋下歐洲最大兩巨頭的合併案,也就是倫敦證交所與德意志交易所的合併案。美國監管機構也不應再阻擋新業者成立新的交易所,因為這類障礙只會鞏固已整合業者的勢力。此外,如果政府禁止公部門退休基金(如加州公務員退休系統[California Public Employees' Retirement System〕與紐約州共同退休基金〔New York State Common Retirement Fund])出借股票,將可大幅減少放空及其導致的波動。

鼓勵長期資金

普通股理應屬於長期權益:公司一旦取得資金,理論上即可永遠保有。但實務上,任何人都能不經公司允許,由股市買下那些股權,也就是說,它可以是短期投資。但是,公司如果想規畫並實施一項長期策略,長期資金對公司的助益遠勝短期資金。假使你給我一百元,但說只要24小時前通知,你就可以改變這筆錢的用途,那麼這一百元對我的價值,自然比不上你說我可以在十年內任意運用的一百元。如果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希望持有股票的期間,是如他自己開玩笑所說的「一輩子」,而文藝復興科技(Renaissance Technologies)這類量化套利避險基金的持股期間,則是以千分之一秒來計算,那麼巴菲特的資金就比後者來得有價值。

儘管對公司的價值不同,但這兩種股票投資卻被賦予一模一樣的權利。這是錯誤的;投票權應該以資本持有期間為基準。這種做法下,每一普通股持有者每天可獲一票,最多到3,650天或十年。如果持有100股十年,就可以投365,000票。如果出售這些股票,買方在購買當天取得100票。若這名買方長期持有,投票權最終也能增加到365,000票。但買方若是交易頻繁的避險基金,像是持有期間以月計的潘興廣場(Persing Square),它對策略的影響力將會被長期投資人的權益所壓制,這情況相當合理。以這種方式配置投票權,可獎勵提供最有價值資本的長期股東。此外,行動派的避險基金就會極難以有效控制公司,因為它們買進一股的瞬間,投票權就降為一票。

有人主張,這麼做會助長不良管理。其實不然。目前,對公司管理不滿意的投資人,可以賣掉手中持股及附帶的投票權。而在我們建議的制度下,不滿意的投資人還是可以賣掉持股及附帶投票權。但如果許多股東都對管理滿意,而有一位行動派股東為了想快速獲利,打算強迫公司出售資產、削減研發投資,或採取其他可能危及公司未來的行動,這時他會發現,想收集到足夠票數以推動他的提案,變得比較不可能。

創造好工作

在追求效率的過程中,我們會開始相信,例行人力是應盡量降低的一項費用。有些公司對訓練與技能培養的投資不足,雇用臨時或兼職人員,排班緊密以避免「過剩時數」,而且設計只需少數專業技能的職務,以便把待遇壓到最低。這些手段忽視了一個事實:人力不僅是一種成本,也是具有生產力的資源,而現行管理人力的方式,在降低成本的同時,也降低了這種生產力。

如果聚焦較長期的生產力,情況會如何?如果我們設計的工作,並不是針對低技能的最低工資打卡上下班員工,而是希望他們有生產力、有價值呢?在《好工作策略》(The Good Jobs Strategy)一書中,麻省理工兼任副教授珊妮普.湯恩(Zeynep Ton)指出,有些折扣零售商加碼投資員工,期望員工更投入、更專業,提供顧客更佳服務,降低流動率,並提高營收與獲利,而所有這些都會推動進一步投資。這項策略有個關鍵元素似乎違反一般直覺,那就是建立「寬鬆」人力,好讓員工有時間以非預期、卻有價值的方式為顧客提供服務。

能從好工作策略獲益的不僅是企業。廉價勞工模式會讓更廣泛的經濟付出高昂代價。沃爾瑪(Walmart)之類的公司削減勞動力成本時,只不過是把傳統上由雇主承擔的費用,轉嫁給納稅人。近期美國國會的一項研究,評估一家有兩百名員工的沃爾瑪分店對聯邦預算的影響,結果發現,員工因為工資偏低而需要的各項福利津貼,包括食物與能源補貼、住房與醫療補助、聯邦稅負減免等,每名員工每年平均耗費納稅人2,759美元(以2018年幣值計)。以11,000家商店、230萬名員工來推算,沃爾瑪引以為傲的人力效率,其實背負著沉重的代價。

復原力教育

現行管理教育的焦點是一心一意追求效率,並訓練學生各項分析技巧,以短期指標來衡量這方面的品質。因此,畢業生進入職場之後打造了高效率的企業,但大都缺乏復原力(我認為他們並非故意要如此)。

管理學院的院長、教授和學生,對此種說法想必難以苟同。但課程顯示的情況與他們的想法不同。財務教的是追求有效率的財務結構;管理會計的目標是有效率的成本管理;人力資源教的是有效率的人員配置;行銷講求有效率地瞄準市場區隔,並銷售給他們;營運管理是要提高工廠的效率。整體的目標就是股東價值極大化。

當然,這些目標本身都不壞。公司本就應該讓股東價值極大化,只是要以很長期來進行。問題是,股東價值是以目前的市值來定義。同樣地,當季勞力成本降低就代表效率提高。至於最適合當年營運環境的資本結構,就代表有效率地運用資本。這些都是以短期方式來評估長期結果。

如果繼續倡導這些短期指標,經理人就會致力追求這些指標的極大化,而忽略這對長期復原力造成的影響。行動派避險基金則會掌控公司,導致這些公司採取短期指標顯示為高效率的行動。這些基金將受到監管機關和機構代理投票顧問肯定,因為他們全都會繼續相信,他們這些行動與公司體質變脆弱並無關聯。

為了民主資本主義的未來著想,管理教育必須發聲贊同復原力,而非反對。

改變不公平的制度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92年出版的《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一人》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主張現代史的主軸就是獨裁與所謂民主資本主義之間的鬥爭。後者當然占了上風,但要如福山那樣宣稱,後者已經贏得這場戰爭,則有些誇大。我們每天都在見證,經濟效率(這是民主資本主義傳統的基石)無法分散配置隨之而來的利得。帕雷托分布赤裸裸的現實,動搖了選民的核心信念,這個信念就是:民主與資本主義的結合,長期下來可讓大多數人過更好的日子。我們的制度比想像中脆弱得多,也不公平得多。這必須改變。

(李明譯自“The High Price of Efficiency,” HBR, January-February 2019)



羅傑.馬丁

羅傑.馬丁 Roger Martin

馬丁繁榮研究所(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主任,曾任多倫多大學羅特曼管理學院(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at University of Toronto)院長,與人合著《創造優質選擇》(Creating Great Choices: A Leader's Guide to Integrative Thinking, HBR Press, 2017)。


本篇文章主題經濟學與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