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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不友善,多國籍企業當自強

How Multinationals Can Adapt to a Political Mood That Doesn't Care for Them at All
大衛.塔立安帝 Davide Taliente , 康斯坦茲.溫多佛 Constanze Windor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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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不友善,多國籍企業當自強
保護自己免遭保護主義傷害。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揭開了全球化的新時代。人、資本、商品和構想在世界各地流動,自由流動的程度,是19世紀末以來未曾見過的。

開發中國家獲得驚人的經濟效益。全世界生活在絕對貧窮(absolute poverty)情況的人口百分比,從1980年的40%,下降到今天的10%。目前,中國和印度的中產階級多達數億人。

在這個過程中,多國籍企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為了降低成本,它們把生產轉移到工資低廉的國家,因而增加了對他們勞動力的需求,並提高了他們的薪資。這讓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管理實務傳播到世界各地,大幅提高了生產力。而且,多國籍企業已在這些國家銷售商品和服務,當地人民直到最近才開始接觸到西方消費者耳熟能詳的品質和價值。

當然,這麼做不是為了慈善。產品市場更大、生產成本更低,以及審慎運用總公司設置的地點來減稅,這些因素都讓股東大幅受益。我們的研究顯示,從1990年以來,多國籍企業的市值成長速度,是全球上市公司平均水準的三倍以上。

不過,這個優越的地位正受到威脅。政治氣氛已轉變為反對全球化,也反對提倡全球化的政治與經濟政策。

2008年的金融危機,通常都歸咎於解除法規管制,以及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在那之後,政府設置了新的監管機構,強化現有監管機構的權力,目的是要降低「系統性風險」,與保護消費者、勞工和環境。

同時,一般的看法逐漸轉向認為,國際貿易和移民會損害到先進經濟體的中、低技術勞工,抑制他們的工資,並威脅到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英國脫離歐盟、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以及歐洲各國民族主義政黨興起,都是這種新政治氣氛的跡象。

當這種情緒轉化成政策,多國籍企業的結構性優勢,便遭受到下列五個主要來源的威脅。

第一個、也是最顯而易見的威脅,是貿易保護主義。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已指出,二十國集團(G20)各國從2008年之後,增加1,583項保護主義措施,卻只取消387項。關稅不只限制全球企業接觸世界各地的消費者,也提高了生產成本,因為進口零組件價格提高。

第二個威脅是「產業政策」的回歸,例如英國首相泰瑞莎.梅(Theresa May)就提倡這一點。國內領導廠商獲得有利的法規待遇,讓全球企業很難跟它們競爭。多國籍銀行正逐漸撤出市場,甚至像優步(Uber)和Airbnb這類的數位企業也發現,它們的商業模式在好幾個國家受到法規的破壞,那些國家是為了保護跟它們競爭的本國供應商,而制訂那些法規。

第三個威脅,是大眾對責任制度(accountability)的要求愈來愈高。國內的監管機構想要避免環境災難、會計醜聞或消費者受損害,因此希望負責任的企業在當地處理。精實成本模式(lean cost model)採用全球集中控管功能(財務、法規遵循、法律、風險),這麼做恐怕不再足以負起責任。

第四個威脅,是大眾更廣泛要求企業要負起社會責任。這可能會減少營收;例如,消費者要求價格更負擔得起的產品。這也可能會增加成本,例如,要求公平薪酬或對環境友善的生產。而且,可能會讓稅務負擔增加,從法律條文的規定內容,到公司應付出的合理貢獻,都涵蓋在內。為了回應大眾的不滿,有些多國籍公司已自願支付稅捐。

最後,因意外政治事件而造成投資出錯的機會,正持續增加。這種升高的政治風險,需要更高的最低要求報酬率(hurdle rate)。來自歐盟的國外直接投資,從2007年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6.9%,下降到2015年的3.3%,而來自美國的國外直接投資,則從2.9%下降到1.8%。

這個新的世界秩序,並不一定會帶來多國籍企業的終結。不過,多國籍企業必須改變。尤其,我們看到有必要進行兩項重大調整,還有一項持續的優勢會變得更加重要。

第一個重大調整,企業的目標應該要超越股東的短期利益,而能顧及所有利害關係人較長期的利益。實務上的做法,會依多國籍企業的業務類別而有不同:石油公司必須保護環境;銀行必須促進顧客的財務安全,並對總體經濟的穩定有所貢獻;全球時尚品牌必須成為優良雇主(或買家)。企業社會責任必須要納入商業模式之中,而不是慈善的附加物。

第二個重大調整,是從全球模式,轉變成以「全球當地混合式」做法。在經濟民族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的新世界裡,集中化治理和直接沿用同樣的商業模式,都無法發揮效用。多國籍企業可能需要從全球整合的企業,演變為半獨立(quasi-independent)子公司組成的聯盟。這表示要稍微減少一些多國籍性質,轉而對特定市場採取較少、但更深的策略行動。

這些改變放棄了多國籍企業具備的一些成本優勢,另外一些優勢可能會被貿易障礙消除。在這種情況下,就要由持續優勢來發揮功用:多國籍企業會持續從智慧財產獲得競爭優勢,這是無法用國界來阻擋的一項企業資產。

使用智慧財產的商業模式,需要根據當地國家的法規和政治要務,來進行調整。不過,只要能以合理成本迅速完成調整,例如數位智慧財產的情況通常就是如此,多國籍企業就仍能從中獲得極大的價值。因此,在潮流已轉向對全球化不利之際,網飛(Netflix)、Skype和捷步(Zappos)等公司,仍能繼續蓬勃發展。

過去三十年來,在自由化經濟政策的共識下,多國籍企業高階領導人關切的是商業事務,像是消費者需求、生產效率、投資人喜好等議題。現在,他們必須更重視創新和政治。如果不太願意這樣做,便應記住古希臘雅典政治家佩里克里斯(Pericles)的智慧:「你對政治沒有興趣,並不代表政治不會對你有興趣。(蘇偉信譯)



大衛.塔立安帝 Davide Taliente

奧緯管理顧問公司(Oliver Wyman)歐洲、中東和非洲地區執行合夥人。


康斯坦茲.溫多佛 Constanze Windorfer

奧緯管理顧問公司專案經理。


本篇文章主題全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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