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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力人才的八大關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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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號

中國的非洲生意經

The World's Next Great Manufacturing Center
艾琳.媛.孫(音譯) Irene Yuan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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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清水裕子(Yuko Shimizu)+彼得.克羅瑟(Peter Crowther)
中國在非洲的投資,正重塑這塊土地的面貌。2000年,中國私人企業對非洲製造業的投資只有兩件,目前每年超過150件。這些投資改變非洲的經濟與社會,不但讓數百萬非洲人首次獲得正式工作,也培養出一個世代的非洲創業家。

孫堅(Sun Jian,音譯)在奈及利亞(Nigeria)西南部有個龐大的陶瓷工廠,在廠區低矮的辦公建築物中,他堅持招待我們喝茶。他剛從中國回來,有一批頂級好茶想與訪客分享,因為這是中國人自古以來的待客之道。

孫堅來自中國東南部中型城市溫州。大約四千年前,光潤、淡青釉色的青瓷就誕生在那裡,使得溫州成為中國陶瓷的發源地。然而,在1970年代,那裡的日子並不好過。孫堅小學畢業就輟學工作。1978年,也就是毛澤東過世兩年後,溫州成為中國第一個成立私人企業的城市。孫堅在幾家毛皮加工廠累積經驗,最終存到足夠的本錢,開設自己的毛皮製造事業。但到了2000年代後期,成本攀升速度驚人,他知道必須移出中國。有個朋友建議他考慮奈及利亞。

他到那裡考察了五天。他告訴我:「忽然之間,有一大堆窮人全都來要錢。但後來我知道,那裡也有很多有錢人。雖然要在這個市場成功很困難,但其他人的困難也和我一樣。」回到中國之後,他詢問任職海關的友人,大量外銷奈及利亞的產品中,什麼最重、運費最貴。答案是?陶瓷。

這一次考察後,孫堅就投入約四千萬美元,在奈及利亞蓋一座磁磚工廠。目前那座廠全天運作,雇用近1,100名工人,其中有一千名當地人。雖然電力供應不穩又昂貴,但生意很好。奈及利亞缺乏競爭且需求蓬勃,因此孫堅能賺到7%的毛利率,相較於他在中國只能賺5%。製造業的利潤經常很微薄,提升2%就相當可觀。

孫堅的故事並不是特例。根據中國商務部的資料,中國私有企業一年在非洲製造業部門的投資案超過150件,而在2000年時僅有兩件。真正的數字,可能是兩、三倍之多:對這個主題進行實地研究的學者,常碰到政府資料沒納入的中國公司。

這些公司已具有重大影響力。在奈及利亞,中國企業冶煉鋼鐵,協助炒熱這個非洲最大經濟體的建設熱潮。在狹小的賴索托(Lesotho),中國和台灣公司大量生產科爾(Kohl's)瑜伽褲、李維(Levi's)牛仔褲、銳跑(Reebok)運動服,以供應美國的購物中心,也讓服裝業成為該國最大經濟部門。在衣索比亞(Ethiopia),正當英國製藥巨擘葛蘭素史克(GSK)取消建立藥品廠的計畫時,中國藥廠人福(Humanwell)卻在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郊外,破土興建兩千萬美元的生產基地;公司董事會通過,對衣索比亞製藥產業的最終投資為一億美元。

過去幾年來,我曾跨越六個非洲國家,訪談近五十位中國製造業企業家。以下會說明他們的投資,如何改造了非洲的經濟與社會,他們提供數百萬非洲人生平第一份正式工作,培養一個世代的非洲創業者,甚至促成非洲的制度去支援活躍的製造業聚落。當然,這些中國創業家並非聖賢,賄賂、惡劣的工作環境、有爭議的環保措施,處處可見。但愈來愈多中國的製造廠商前往非洲,而有別於天然資源開發或服務業,製造業有可能帶來工業化。非洲的工業革命,不再是遙不可及的想法。

全球最大勞動力供應地

中國企業家前進非洲,受到推力與拉力兩種作用。推力方面,中國在全球製造業的優越地位,目前正面臨結構性壓力。一胎化政策施行一個世代,使得中國勞動力供應緊縮,導致沿海製造業重鎮人力短缺。近年來,人力成本飆升:自2001年以來,製造業時薪每年上漲12%,而從2004到2014年,生產力調整之後的製造業工資,幾乎成了原來的三倍。

世界銀行(World Bank)前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Justin Yifu Lin)指出,「中國即將從低技術製造業工作畢業……這將釋出近一億個勞力密集的製造業工作機會,足夠讓低所得國家製造業的就業機會,達到現在的四倍以上。」換個角度來說,美國製造業雇用人數在1978年達到高峰時,只有兩千萬人在美國工廠內工作。現在,有這個數字五倍的工作機會,會從單一國家移出:中國。

同時,非洲正處於人口膨脹的早期,到了2050年會有二十億人,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勞動力供應地(東南亞屆時只有八億人)。然而,非洲有些國家目前的失業率是全球之最。奈及利亞官方失業率是12.1%,但政府也承認,另有19.1%工作年齡人口屬於「低度就業」(underemployed)。年輕人的狀況又糟糕得多:青年失業率是42.2%。因此,非洲很自然成為中國製造業工作的目的地。

從企業投資者的角度來看,非洲有一項優點,就是雖然許多方面仍有挑戰,卻提供最寬廣多元的市場選項。奈及利亞對多項消費性商品的國內市場龐大、利潤高,而且競爭相對稀少。賴索托享有外銷美國市場免稅待遇,而鄰近的南非擁有優良的基礎設施與物流服務,有利於輸出時效性高的時尚產品給美國顧客。衣索比亞提供吸引人的減稅優惠,還有廉價的電力,又鄰近利潤可觀的中東市場。換句話說,不論製造業者的商業模式為何,非洲基本上都是一個有吸引力的地點。

需求面也同樣往有利的趨勢發展。非洲國家的政府已踏出決定性步伐,邁向區域市場整合,預計可為投資者降低成本,並增加商機。2015年,非洲有半數國家加入非洲三方自由貿易區(Tripartite Free Trade Area),會把六億人結合在單一貿易集團中,形成世界第13大經濟體。東非六國則已更進一步,成立單一關稅聯盟,以提振貿易,並協調相關法規,以方便做生意,還實施旅客單一簽證,讓他們能跨國移動。

以下就來看看中國私人投資在非洲的成果。

對未來的承諾

不論非洲流傳的謠言,或是非洲報刊的基調,都說中國公司不雇用非洲人。但各項嚴謹的研究都顯示,情況剛好相反:在非洲的中國工廠,雇用的絕大多數是當地人。近期針對各類統計資料整合分析顯示,沒有任何樣本公司的當地工人百分比低於78%,而在一些有幾千名員工的公司中,這一數字更高於99%。我個人在奈及利亞的小規模實地研究顯示,中國製造業者雇用的工人,有85%是本地人。一項以中文在肯亞(Kenya)進行的大規模調查發現,中國製造與營建公司有90%員工是當地人,而且隨著中國企業在肯亞的經營時間愈久,當地人的比率愈高。

阿梅德.伊布拉辛(Ahmed Ibrahim)是個真實的案例。他是我造訪奈及利亞一家紙箱工廠時,帶領我參觀廠房的人,我發現,他對製造紙箱的事瞭若指掌:紙漿供應商的特性、卡車載送原料的卸貨流程、每件機器的諸多細節、最新客戶訂單的現況、某項平版印刷作業的修理訣竅。他還記得所有工人的名字。雖然工廠所有人是他的中國老闆,但顯然負責經營的是伊布拉辛。

伊布拉辛從基層做起。中學畢業之後,和許多奈及利亞年輕男孩一樣,他沒有正式工作,只能打零工為生。他生長在接近尼日(Niger)的邊界地區,所以會講法語。他找到的一項利基,就是代表想買車的奈及利亞人,到鄰近的貝南(Benin),和講法語的黎巴嫩車商打交道,因為貝南的汽車進口稅低得多。2009年,他替剛由中國到奈及利亞做生意的王俊雄(Wang Junxiong,音譯)開車。他很快就轉型,成為替老闆處理當地事務的萬事通。

兩人關係的關鍵時刻,是王俊雄打算替這家新公司購買一輛車,而且依循當地人的做法:去貝南買車,以省下高關稅。伊布拉辛責無旁貸,因為王俊雄不會法文。問題是,這麼一大筆錢,可以託付給伊布拉辛嗎?王俊雄的中國經理都很擔心。最後,王俊雄在瞬間下定決心,凝視著伊布拉辛,把買新車的全部款項交給他,都是現金。當伊布拉辛前往貝南,王俊雄的中國員工都不信任地搖頭,認定這輩子再也不會看到他和那筆錢。

出乎他們意料之外,伊布拉辛回來了,帶著車子,還有找回來的錢。不過,他滿懷歉意,因為用了部分找回來的錢,買了一雙「漂亮到難以抗拒的鞋子」。他堅持這筆款項要從下一次薪水扣抵。從那天起,伊布拉辛就成為王俊雄的左右手。

他很快就負責工廠的日常作業。王俊雄很欣賞他,有一天把印有「經理」頭銜的名片交給他。這麼做,讓擁有同樣職銜的中國人覺得沒面子,伊布拉辛為了息事寧人,而且知道自己反正擁有實權,悄悄地停用這些名片。

只要工廠群聚,在地供應商就會茁壯擴大。

無疑地,在紙箱工廠上班,徹底改變了伊布拉辛的生命。在他的部落,男人要有一定的財力才能結婚;他在找到這個工作之前,只能打光棍。但現在他不只有妻子,還有兩個(他的部落准許多妻),落實了他有錢人的地位。身為掌握實權的工廠經理,伊布拉辛把弟弟伊許梅爾也帶進公司。伊許梅爾很快就學會相關技能,現在,哥哥為老闆處理其他事務時,他就負責工廠運作。我與伊布拉辛在工廠內穿梭時,他和工人以奈及利亞北部一種方言交談,而這種語言,在工廠所在的西南部很少使用。那些工人並不是來自工廠附近地區:伊布拉辛幾乎把他整村的人都帶來了。

工廠的工作,可協助一億個聰明、但低度就業、教育程度不足的年輕人,讓他們有機會脫離不穩定的非正式工作,改從事與全球經濟連結、生產力高的正式工作。隨著這種開放,未來的潛力將更不可限量。

非洲新世代

非洲人取得製造業經驗之後,不少人會自己當老闆。這種所有權在地化,背後的推動力量有部分是來自製造業的性質,製造業必須不斷致力縮短供應鏈,以降低成本,並提高靈活度。只要工廠群聚,當地供應商就會茁壯擴大。國家政策也是推手之一:許多政府標案偏向本地製造商,而且,國家層級的開發銀行,往往也只融資給本土公司,這些都鼓勵本地人與中國人結成伙伴關係。此外,外國投資人通常很重視對當地的了解,設法找尋靠得住的在地伙伴;中國人也不例外。

再看看來自阿迪斯阿貝巴的扎芙.葛布瑞沙迪克(Zaf Gebretsadik)。1980年代初期,她從藥學學校畢業,在公立醫院擔任藥劑師。1980年代中期,乾旱與饑荒襲擊衣索比亞,引起舉世關注。葛布瑞沙迪克加入一個救援組織,之後轉而研究殺蟲劑。

1992年,她決定自行成立公司。在一個以農業為主的經濟中,從事農業研究工作的經驗,讓她體認到人類及動物藥品的需求,也看出銷售這些藥品的商機。衣索比亞生產的藥品很少,因此她決定進口。她分別向中國、法國、瑞士的大使館詢問,結果只有中國回應。在中國經濟辦事處協助下,她聯絡了好幾家中國藥廠,成為它們在衣索比亞市場的正式代表。兩年之內,她就從衣索比亞政府那裡,爭取到大筆藥品供應合約。

幾年後,她代表的一家中國公司,提出一項不尋常的提議:雙方成立合資企業,生產包覆藥物的膠囊。

葛布瑞沙迪克立即加入。她投入的資金,基本上是她過去賺到的所有錢,取得非洲中衣聯合公司(Sino-Ethiop Associate Africa)30%的股權。這家公司成為整個撒哈拉以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第一家、也是唯一的膠囊製造商。她熟悉衣索比亞市場,也了解如何與官僚體系打交道,與兩個中國合夥人完美互補:其中一個擅長在開發中國家銷售藥品,另一個的專長是膠囊製造技術。他們的工廠迅速完工營運,而且很快就獲利。公司日產量從最初的兩百萬顆膠囊,增加到六百萬顆,未來計畫擴增到1,100萬顆。公司產品占衣索比亞外銷藥品的絕大部分,在整個非洲與中東都有銷售。

今天,葛布瑞沙迪克是三家公司的老闆和共同老闆,總共雇用約三百人。她和其他非洲創業家的做法,與中國、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同行如出一轍:和外國投資者建立伙伴關係,然後自己變成製造業大亨。葛布瑞沙迪克的經歷與孫堅可相提並論:目前這一代中國工廠老闆,在當初起步時,也是靠著替外國投資人做事,或是與他們合作。

回想近二十年前,決定把畢生積蓄全都投資到一家製造工廠時,葛布瑞沙迪克著墨的不是商業考量。雖然她是由僅需少量固定投資的銷售與行銷事業,轉入固定成本龐大的製造業,但她的決定,並不是基於經濟因素或事業計畫。她告訴我:「我當時並不確定財務上是否會成功,但我從1992年就認識這些人。我真的相信他們,大家就像一家人。」

從好生意到好制度

在非洲的中國企業常受到批評,說它們破壞非洲的制度健全。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擔任美國國務卿時,曾多次批評,把中國在非洲的投資形容為「新殖民主義」。2011年,她在尚比亞(Zambia)接受電視訪談,被問到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日增時,她回答說:「有人到非洲投資時,我們希望他們能經營得好,但也希望他們能做好事。我們不希望他們破壞非洲良好的治理。」

前面提過,中國在非洲的投資紀錄,並不是毫無瑕疵。但我看到的許多中國新創事業,正積極建立非洲的制度化能力。這些投資者一再與政府互動,共同打造制度的創新,而過去他們曾在中國採取同樣做法,讓中國這個沒有市場機制的馬克斯主義經濟體,蛻變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關於這些,齊林(Qi Lin,音譯)可以講出一套大道理。他最初在中國東北的小鎮當美髮師,後來在那裡開了間服裝店,但不太成功。他的祖父是醫師,早年在中共取得政權之後,曾被派往索馬利亞(Somalia),參與中國政府慈善醫療援助任務,所以,他從小就聽過祖父講非洲的事情。齊林希望親自到非洲看看,不假思索就接下一家中國重型機具公司派駐肯亞的工作。現在,他對奈洛比(Nairobi)大街小巷瞭若指掌,和當地計程車司機不相上下,而且能以多種部落語言打招呼,比大多數肯亞人會說的部落語言還多。

齊林到肯亞之後,白天的工作是賣車床與銑床機器:這種桌子大小的高性能設備,可供工廠製作特殊的零組件。不過,他很快就碰到一個問題:公司賣的機器太先進,肯亞人根本不知道怎麼用。肯亞的技職教育,至少落後了一個世代。

改善整個肯亞的技職教育可能要花很大的工夫,但齊林的公司並未卻步,而是和負責執行大多數職訓方案的兩個政府部門合作,就是肯亞教育部與全國青年服務(National Youth Service)。該公司大幅降價,提供最新款機器給肯亞的職訓中心。齊林在兩年內,為十家中心安裝機器,開車行遍全國,檢查電力線路,並會見學校校長。他原本認為,一旦大型機器安裝妥當,困難的部分就已結束,沒想到機器空擺在那裡,幾乎沒人使用。

有一天,齊林和教育部官員伯納德.艾沙蘭波(Bernard Shikoli Isalambo)一起訪視職校時,艾沙蘭波忽然冒出一個構想。他說:「你給了龐大的設備,但我們並沒有使用。如果舉辦一個支援這項設備的比賽,你就可以協助我們建立學生的信心。」他們回到奈洛比後,就寫了個提案,而齊林透過內部管道獲得批准。2014年,這個構想化身成「非洲技術挑戰賽」(Africa Tech Challenge),匯集肯亞各地的學生,進行工業機器技能的密集訓練與競賽。現在,齊林的公司每年在這方面花費五十萬美元,屬於企業社會責任方案的一部分。

但這樣就解決問題了嗎?當然沒有。艾沙蘭波表示,「進行非洲技術挑戰賽,讓人看清楚一件事:我們的老師比學生還差!」這個時候,齊林又再度發揮堅強的樂觀主義,以及解決問題的技巧。他召集非政府組織工作者與顧問組成小組,希望與他的公司以及肯亞政府合作,成立一個教師訓練中心(我就讀研究所時,有一年夏天曾參與過這個計畫)。經過兩年的推動與遊說,中非工業技能升級中心(Sino-Africa Industrial Skill Upgrading Center)終於在2016年正式宣布成立。

齊林的故事是一個案例,說明中國公司如何耐心地在非洲實際打造新的制度。或許,中國本身的政府單位與其他機構也正在建構,因此中國公司並不畏懼不完整或發展中的制度。他們會一路修修補補,鎖定不同的在地伙伴,並根據情況的變動來調整計畫。他們對非洲同伴的想法保持開放態度。他們毫不留情地現實,又無可救藥地樂觀。他們採取行動,不坐待情況變理想,而在這種做法之下,他們改變了這些既有情況。

這種過程有個名詞:自助式開發(bootstrapping development)。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社會科學學者查爾斯.賽伯(Charles Sabel)指出,在這種方式之下,不完美的制度,可經由不斷學習並適應市場狀況,而產生良好的結果。這是對制度採取動態、樂觀的觀點,較不強調制度現在如何,而更重視未來可能變成如何。就像賽伯說的,「如果真能透過自助式流程,也就是根據每個行動決定下一步行動,建立起有利成長的制度,這種制度就會既是發展的起點,也是發展的結果。」

當然,這些都是成功的故事;也有許多嘗試沒那麼成功,甚至極度危險。中國公司多半會配合非洲現有制度,而不要求更好,或許會人為地助長無能或不負責的地方政府,以致強化現狀,而非改變現狀。不過,完善的制度不會憑空出現,必須透過使用而產生。因此,公司必須願意參與其中,讓制度有改善的機會。

世界銀行的史帝芬.奈克(Stephen Knack)和史丹福商學院(Stanford Business School)的尼可拉斯.優班克(Nicholas Eubank),研究的是另一種做法:繞過在地體制的西方捐贈系統。他們發現,「當捐贈者透過自身獨立的平行系統來管理援助,國家系統會受到……破壞。」一個重大課題是,平行的捐贈系統會吸走有價值的人才:「捐贈者繞過國家系統時,經常會『掠奪』最幹練的政府官員,配置到自己的……系統。」從這個角度來看,相較於一開始就堅持完美,自助式改進應該是更好得多的策略。

中國公司並不畏懼不完整或發展中的制度。

製造業的奇蹟

在磁磚工廠品茗八、九泡好茶後,孫開始談起哲學。他說:「開發的列車,從哪個車站是第一站,然後要經過哪個車站,我們中國人很清楚路該怎麼走。奈及利亞要向中國學習。」

孫堅不是經濟學家,但他無意間觸及發展經濟學的雁行理論(flying geese paradigm)。這個學說最初由日本的赤松要(Kaname Akamatsu)提出,近期經過林毅夫廣為提倡,認為製造業者就像遷徙的雁鳥,隨著成本與需求變動,從一國飛往另一國。根據這個比喻,領頭國家的工廠由於工資壓力,被迫前往追隨國家投資,因而協助後者累積所有權,並移到技術曲線上方。這種移動把追隨國家的經濟活動重心,從低生產力的農業與非正式服務業,轉往高生產力的製造業。追隨國家最終也變成領頭國家,並在尋找新的生產基地中,培育出更多公司。這個學說提供了可信的模式,來說明亞洲各國經濟如何發展,從日本到亞洲四小龍,再到中國的一條發展鏈。

雁行理論還有第二層意義:它不但描述公司從一國移到另一國,也描述一個國家內,從一個產品移到另一個產品的產業升級過程。首先,少數公司出現,嘗試製造某種產品。在它們學習時,製造同樣產品的其他廠商受到利潤吸引,也來加入。但當市場變得擁擠,導致競爭加劇與利潤稀釋,有的公司會尋求生產其他產品:這回產品稍微複雜一點,也較不易模仿。同樣的循環重覆發生,原本以模仿與學習起家的公司,僅僅經過一、兩代之後,就開始發明與教導。一項針對148個國家的分析顯示,隨著國內生產毛額(GDP)提升,可預期一個國家內的製造商,會往更複雜的產品移動。一、二十年後,非洲工廠也會大量生產電腦,而不是陶瓷與成衣。

這就是為什麼製造業投資會是非洲發展的關鍵。經濟學者知道,長期來說,創造更高生活水準的唯一方式,就是提高生產力。服務業經常屬於在地性質,很少達到規模報酬,但製造業不同,生產力會長期提高,部分原因是產品經常要和進口貨競爭,或是得出口到其他競爭性市場。此外,製造業投資有很大的乘數效果:研究顯示,創造一個製造業工作機會,就有1.6個服務業工作隨之而來。就像曾擔任歐巴馬總統製造業政策資深顧問的隆恩.布魯姆(Ron Bloom)說的,「如果你設立一家汽車裝配廠,沃爾瑪(Walmart)就跟著來;如果你開了家沃爾瑪,不會有汽車裝配廠跟著來。」

當然,工業化釋放的強大力量,有好處也有壞處,這在今天的非洲已清晰可見。賄賂影響地方政府的正當運作;不良的環境措施,影響非洲的空氣和水;至於勞工受到不當對待,影響的不僅是他們的工資,有時甚至是在工作上是生是死。中國本身貪汙醜聞與霧霾危害時有所聞,正好提供不少負面案例,彰顯漫無節制的經濟擴張,會帶來什麼樣的社會與環境後果。

但另一件可確定的事就是,非洲會經歷不同的工業化。非洲各個國家和社會不論在經濟、政治、社會層面,都與中國不一樣。雖然在任何新地方蓋工廠,都會產生一堆可預知的結果,從所得提升到勞工醜聞都有;但那些結果的形式、發生順序、性質,都有很大的差異。有關工業化的歷程,奈及利亞是因為一家自由媒體的相關報導促成的,賴索托是靠強大的工會運動,肯亞則是部落與族群的考量,這些因素在中國大都不存在。的確,中國投資人與非洲參與者的接觸,包括工人、供應商、配銷商、政府、媒體等,勢必會創造出新形態的組織、伙伴關係、權力結構。主題或許是舊有的,故事卻是全新的

非洲,就像三十年前的中國

工業化會讓非洲得以追隨日本、南韓、台灣、中國的腳步:興建工廠以雇用快速成長的人口,並調整改造各項制度,以符合現代資本主義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工業化能提供真正的機會,讓廣大部門的群眾得以提升生活水準。中國只在三十年之內,就讓許多人民脫離貧窮,非洲只要脫貧人口達到中國一半,就可消除境內的赤貧狀態。對近四億人來說,這代表饑餓與溫飽的差別,求職無門與工作穩定的差別,也是子女要去幫傭或能進學校讀書的差別。今天現身非洲的中國人,都不懷疑這些狀況終會出現。就像一位參與建立奈及利亞經濟特區的中國人告訴我:「這就像三十年前我的家鄉。如果我們做得到,這裡也可以。」

(李明譯自“The World's Next Great Manufacturing Center,” HBR, May-June 2017)



艾琳.媛.孫(音譯) Irene Yuan Sun

著有《下一個世界工廠》(The Next Factory of the World, HBR Press;即將出版),目前擔任麥肯錫顧問公司(McKinsey)專案經理(engagement manager),位於美國華盛頓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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