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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留不住的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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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號

金融科技創新與監理的平衡

臧正運 臧正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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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FinTech)近年的發展,為全球政府帶來創新與監理的兩難挑戰。台灣如何借重他國的經驗,為自己找到定位?

金融科技方興未艾,除了帶動經濟的轉型與變革,同時也為金融體系帶來新的風險來源,以及新的風險傳遞途徑。沒有人確知,透過新科技進行的金融服務,在實現跨時空、跨維度的價值交換的同時,會在何時、何處產生風險。而這對於監管者與受監管的業者而言,都是極為巨大的挑戰。

全球課題要有在地解答

在此前提之下,其他國家是如何思索自身金融科技發展監理定位的呢?

歐美強調智慧加密金融

歐美已開發市場,由於科技發達,資本市場結構成熟,因此更強調如何才能透過科技來提升金融服務的效率,並降低金融市場的整體交易成本。而在發展上,可以看到公私部門都非常重視「智慧加密金融」(smart and crypto finance),也就是透過人工智慧、大數據等技術,發展智慧化資產管理、虛擬貨幣與區塊鏈,一方面強化支付系統與資本市場基礎設施的運作效率,另一方面也確保「監管科技」(RegTech, regulatory technology)應用得以發展,讓諸如洗錢防制及市場揭露等機制能高效率執行。

而以法治監理而論,由於這些國家金融法規與風險防治體系已臻成熟,變革的重點通常不在於制定新的法律規範,而在於確保既有的監理體制能夠兼容並蓄,確保創新發展,並能有效回應新的金融風險。

中國大陸摸著石頭過河

中國大陸則發展出了極具特色的「互聯網金融」(internet finance)。一方面,中國市場有高度「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金融市場受到高度管制與干預,加上政府的隱性擔保(編按:指政府雖然並未言明,但對於重要企業和金融機構的競爭失敗,提供了信用擔保,不會輕易允許其倒閉),使得市場信用分配效率扭曲,大量的金融服務需求並未被滿足;另一方面,其遼闊的地理環境,以及電子商務和平台技術的高度發達,讓它在金融科技的發展上,更重視如何透過網路科技、電商數據與平台的使用,來調節信用的供給與分配,並提高消費者使用金融服務的便利性。因此我們看到,在中國大陸的金融市場,第三方支付、網路借貸、股權眾籌以及線上理財商品等新形態金融服務都有蓬勃發展。

儘管當前金融體系與法制還不夠細緻完備,但由於以上的市場環境,監管者通常會先選擇放手讓新形態金融服務發展,以調節扭曲的經濟金融結構,一旦風險明顯出現後,再依據風險特性制定整治或監理規範。其監管重點在於對市場與創新金融服務的持續監督,並借重行業自律,確保市場競爭與消費者保護。例如,中國大陸去年正式成立「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希冀由產業界帶頭制定行業標準與自律公約,以提升市場的公平競爭。除此之外,該協會更被進一步賦予了「評估認定」互聯網金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職權 。

非洲借重行動貨幣提升普惠金融

非洲與南亞等中低度發展中國家,由於金融資源缺乏或分配不均,且資通訊科技基礎設施的普及性與穩定性不足,這些市場更加重視如何透過傳統的行動通訊技術,來增加消費者使用金融服務的機會。而許多國家的科技金融是以新的「行動金融」(mobile finance)服務形態展現。

代表性的金融服務包括了透過手機進行交易支付的行動貨幣(mobile money),以及以此為「門戶」(gateway)所延伸的信貸、保險與投資等金融商品。像是肯亞的M-Pesa行動貨幣只要利用手機簡訊發送指令,付少許的手續費,就可以進行匯款、轉帳與繳費支付,甚至取得小額貸款、購買保險及政府公債,省去過去花幾小時跋山涉水才能到銀行分行一趟的麻煩。目前全世界九十多個國家都有類似於M-Pesa的行動貨幣商品。

對這些國家來說,提升「普惠金融」(financial inclusion),幫助更多中小企業與經濟弱勢者能夠使用金融資源,是優先政策目標。因此,經常可以看到金融監理單位致力於協助金融新創業者制訂產業與自律標準,並提高對於弱勢消費者的保護。以坦尚尼亞為例,該國為全球率先實現行動貨幣可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的國家,由當地行動貨幣業者與國際非營利組織帶領推動,透過業者間倆倆簽訂雙邊合作協議,並以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簡稱API)對接,使境內不同的行動貨幣能夠彼此互通。而監管者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鼓勵業者間進行磋商,以及把關最終由業者所共同制定出的行業標準。

台灣如何找到金融科技發展座標

如果與上述市場相較,台灣正走在「行動金融」與「互聯網金融」兩者之間的道路上。

一方面,台灣便利超商普及,人們隨時可以透過超商進行繳費交易,而幾乎每一個人的手上都有數張信用卡和金融卡,本來金融服務環境就已經相當便利,加上,人們普遍對線上金融存有資訊安全疑慮,因此,比起支付便利,消費者們更加在意交易結算安全。這使得新創行動支付工具發展需求,在台灣的發展,並不像是中國大陸或是非洲大陸這麼強烈。再加上智慧型手機與行動科技的普及,我們的行動金融更大程度是透過「行動銀行」(mobile banking)服務,以既有銀行帳戶往數位線上延伸和手機APP應用程式的形式實現。

但另一方面,金融科技發展仰賴大數據與人工智慧運算,數據的分析與交換是決定金融科技發展的關鍵前提。雖然台灣有豐沛的科技創新人才,但用以支持智慧金融所需的行為分析數據,仍處於不足或無法有效共享的狀態。

更為重要的是,台灣由於銀行家數過多、利差極小,傳統金融機構多年來一直存在過度競爭(overbanking)、獲利水準偏低、規模過小,而難以進軍國際市場等問題;這樣的市場環境,恐將導致金融業者對於市場新進者「金融科技新創者」的排拒。既有金融業者除了透過轉投資或併購買下未來的潛在競爭者外,還可能會通過與其他金融機構結盟的方式,排拒新創業者參與新技術與服務標準的制定。在此情況下,我們是否能期待普惠金融的目標得以實現?畢竟,台灣還有許多偏鄉連一家銀行都沒有,更有許多新創企業和中小企業抱怨融資困難。

尋找創新與監理的平衡座標

台灣發展金融科技的最大障礙,通常被外界歸咎於法規調適緩慢與監理體制僵化。但台灣的金融市場樣貌以及金融監理體系與其他國家都不一樣。在其他國家可行的,未必適合台灣。如果我們要在金融科技創新與監理取得平衡,筆者提出以下幾點建議,提供監管者、傳統金融業者及金融科技新創業者共同思考:

1.當務之急在於打造公平開放的金融科技競爭市場

雖然台灣目前正在修法,擬透過監理沙盒(regulatory sandbox)的導入,間接降低金融科技新創業者的市場進入障礙,但是相關具體的配套措施仍不明朗,加上各界對監理沙盒的理解不盡相同,也經常有人誤解,監理沙盒是個監理真空地帶。

其實,監理沙盒的核心精神在於讓監管者與新創業者在一個模擬空間,透過一段時間內密集協作的過程,一方面協助監管者了解新形態的金融科技商品或服務所可能帶來的風險,降低監管者與業者之間的資訊不對稱,進而強化監管能力;另一方面,則在於提供一個平台,讓原本並不熟悉金融法制的新創業者,有機會快速了解並融入既有的監管體制之中,進而減少其與既有金融機構相比,因法規遵循能力與組織資源不對稱所導致的競爭劣勢。換句話說,若經妥善設計,監理沙盒機制有助於打造公平開放的競爭市場。

既有法規對許多新創金融產品或服務本來並沒有限制,有時候,新創業者對於法規與監理保守的想像,才是限制創新的主因。

2.監管科技是值得監管者與業者共同投入的雙贏領域

監管科技係指利用機器學習、人工智慧、演算法、雲端計算與區塊鏈等技術,提供金融服務業者,遵循法令及監管標準的有效解決方案。它的發展有助於提升監管效率,也可幫助業者降低法令遵循與營運成本,可以說,對監管者與業者而言是具有潛力的雙贏產業。

監管科技在全球都處於剛起步階段,如果台灣的業者能利用我們在資通科技領域既有的優勢,及早切入此一市場,參與甚或主導各類金融監管科技的技術標準與運作守則,將有機會使台灣成為此一產業的領先者,甚至是標準制定者。

3.金融科技產業自律與監理標準需要各方協作

金融科技產業自律體現在兩個層次:一是個別業者對自身營運所涉風險的評估與控管,以及相關金融法令遵循框架的掌握;二是業者之間共同制定自律守則,確保市場紀律的實現。

就前者而言,金融科技業者不應該只是被動期待法規鬆綁,或是仰賴主管機關針對如何遵循龐雜的金融法規進行「教育訓練」,而是應該主動與專業法律顧問團隊合作,了解自身想要推展的金融創新可能引發的風險。事實上,既有法規對許多新創金融產品或服務本來並沒有限制,有時候,新創業者對於法規與監理保守的想像,才是限制創新的主因。

建議金融科技業者可以積極組成產業自律組織,或者監管者也可要求金融產業公會除了傳統金融業者之外,也讓提供創新金融科技服務的非金融業者加入。

就如前述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協助防止不正當競爭行為,或是坦尚尼亞由產業推動行動貨幣可互通性的例子,新的市場秩序未必要事事仰賴監管者帶頭,有許多新商品或服務的技術、營運與法令遵循標準,其實可由業者間先行協商取得共識,再由監管者審核評估是否需要進行調整。這樣一個由下而上,或是由多個產業自律組織同時發起的分布式共治(distributed and shared governance )模式,會是未來金融科技監理的主流。



臧正運 臧正運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法學院研究員(數位金融監理研究團隊及「法律、市場與監管中心」成員)、FinTech Taiwan創辦人。曾任商務律師與金控公司法務。美國杜克大學法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金融監理與國際金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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