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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讀杜拉克

精讀杜拉克

序:一位以管理為他最愛的偉大思想家

許士軍 Paul H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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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在一個週末(2005年11月12日)的午後,突然接到《經理人月刊》一位記者的電話,告知杜拉克先生去世的消息,並進行相關採訪。初聞此一噩耗,先是感到一陣茫然,在這過去漫長的歲月中,總是不斷有他的著述問世,為世界撥開雲霧指點方向,在潛意識中幾乎已經忘了他的年歲,甚至覺得他是「不朽」的。接著,確定這一不幸的事實之後,心中頓時又感到一種莫名的徬徨,在今後的歲月,我們去哪裡找像杜拉克這樣一位「大師中的大師」,再給我們充滿智慧的教誨呢?

要想在這樣一篇短文,對於像杜拉克這麼一位不是世間常有的思想家給予描述,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能夠做的,最多只是出自一個仰慕者對他的悼念。從學術觀點而言,他的知識超越了一般的經濟、政治、心理、社會、法律這些領域,他教過哲學和東方藝術,寫過小說,還出版了一本他自稱最喜愛的回憶錄—《旁觀者》(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 1978)。他還酷愛歌劇,據說,他之所以終身努力不懈,是要實現他18歲時觀賞一齣韋瓦第80歲的作品,因深受感動而對自己所下的決心。

關心人類社會的福祉

如今,人們推崇他是一位管理學大師,也是企業界的導師,事實上,這是比較表面的說法。基本上,他所關注和感興趣的,在於人類社會福祉的增進,依他自己的說法,他初到美國時,最盼望研究的,既不是企業也不是管理,而是美國這種工業社會的政治和社會結構。只有立足這一較高境界,才能真正了解他為何重視企業與管理的本意。

他對於社會所持的信念,依他近年接受一次訪問中所說:這些年來他「愈來愈相信,世界上並沒有一個完美的社會,只有勉強可以忍受的社會」,幸運的是,人們可以想辦法來改善這個社會。

首先,早在1942年他所撰寫的《工業人的未來》(The Furture of Industrial Man)書中,就指出,一個運作健全的社會必須以某種概念與信仰為基礎,由此導致社會價值、社會規範和社會權力。重要的是,在這架構中,社會必須賦予個別成員以社會地位和功能。任何權力必須建立在這基礎上,否則不具有正當性。

然而,不幸地,他發現政府經常誤用其權力,使得這種權力不具正當性,這也使得他不信任政府有改進社會的能力。杜拉克當年之所以離開歐陸,主要由於他同時反對左右兩個極端的政權,因為二者都違背他個人這種信念。

不過,杜拉克不同於一般無政府主義者,他並非全盤反對政府的存在,而是要對政府的權力予以限制。在這條件下,杜拉克寄望於社會中其他具有自主性的機構:由「這些機構承擔了社會任務,也限制了國家的權力」。問題是,什麼是這種自主性機構?

曾寄望企業扮演建設性要角

最先,在他於1950年出版的《全新的社會》(The New Society)中,延續了《工業人的未來》的想法,寄望企業在未來社會中扮演一種主要的建設性角色。不幸的是,依照日後事實的發展,他發現,企業在「股市」和「輿論」雙重壓力下,喪失其應有的社會價值,所追求的,是不斷成長和獲利,甚至表現得重視「公共關係」甚於企業本身。這種趨勢,不但造成企業弊端連連,也是使得企業趨於軟弱的根源。

在這種情勢下,杜拉克發現,在美國被稱為「非營利組織」卻有蓬勃發展的趨勢。依他1995年完成的《巨變時代的管理》書中所稱,當時這種非營利組織經正式註冊獲得免稅地位者,已達75萬家,成為美國社會最大雇主;而每週在非營利組織工作三小時的志工,居然有九千萬人之多。

這類組織,並非由「營利」所驅動,而是靠擔負起社會所需要的「使命」而獲得大眾的支持。在他看來,這類「使命」,就像他在《下一個社會》(Managing in the Next Society, 1998)中所稱,一方面,反映多元社會下所出現的種種日益複雜而嚴重的問題,另一方面,這類問題既非政府官僚體系所能解決,而自由市場也無能為力。這種「非營利組織」是在「公民社會」中,一種有別於政府及企業的「社會部門」,它們挺身而出擔負起改進社會的重要功能。

從以上說明中,我們才能了解,杜拉克終其一生所真正關心的,是如何締造一個《運作健全的社會》(A Functional Society, 2002),這也可以了解,為何在他的著作中,除了前述提到的外,還有如《後資本主義社會》(Post-Capitalist Society, 1993)等這麼多都以「社會」為主題的原因。

進入管理領域是個意外

我們也可以從上述脈絡中,更進一步了解他何以重視「管理」的理由。用他自己的話說,他「進入管理領域幾乎是個意外」,這是緣自1942年通用汽車公司一位高階主管的邀約(並非當時擔任執行長的史隆〔Alfred Sloan〕),請他針對公司高層管理結構與基本政策,進行深入研究。由於這一研究工作讓他入迷,導致了杜拉克一本劃時代的著作《公司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 1943)的問世,並且對於管理這一領域產生深遠的影響。

首先,儘管在杜拉克之前,不乏諸如泰勒(Frederick W. Taylor)、費堯(Henri Fayol)、梅育(Elton Mayo)、佛萊特(Mary Follett)與巴納德(Chester I. Barnard)這些名家,各自提出有關管理的重要觀念或方法,但是,他們並沒有提出或發展一個對於管理整體而全面的體系。

杜拉克在通用汽車公司中也發現,公司主管們當時並不知道,他們所做的,是屬於一種稱為「管理」這種獨特性質的工作。

被尊為「管理學之父」,當之無愧

杜拉克的重大貢獻,在於經由這次深入研究企業的結果,使他界定「管理」為組織內一種掌管「績效」的獨特功能,也代表人們所從事的一種專門工作,使得如何做好這種「管理」工作,成為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知識領域。在這方面他的一本最先、也是最重要的著作,就是1954年出版的《管理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也被譯為《管理聖經》)一書。人們一般認為,管理學這門學問應從杜拉克開始,主要即基於上述理由。

其次,具有更重要意義的是,在他心目中,管理並不只是為一機構創造績效、更不要說「營利」的這種作用而已。基本上,從政府到企業,尤其是前此所稱的「非營利組織」,能否發揮它的功能,都取決於它們所發揮的管理效能。尤其經歷二次大戰以後,杜拉克明白指出:如期獲勝的美國,應避免重蹈1880年英國的覆轍,戰敗的德、日兩國能自廢墟中重新站立,以至於開發中國家的前途,都和這些國家能否培育管理人才、提升管理績效有密切的關係。

管理的最終目的,不管是用在生產肥皂,或是經營一家醫院,都是為了使人們有能力實現「公益」(common good)。因此,管理也應當建立在某種深層價值理念之上,如正直、誠實和信任,而不是一種作業性和技術性的理性經濟活動而已。總之,在他心目中,管理是牽動整個世界和人類前途的一種力量,管理新社會,而非新經濟,代表今後經理人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杜拉克對於企業和管理的眾多創見和貢獻,已為大家所熟知。在這短文中所強調的,是支持和推動他這種超越脫俗的思想和動機。真正說來,他不是一個管理學者,而是一位以管理為最愛的偉大社會思想家。

(本文出自《經理人月刊》2005年12月號)



許士軍 Paul Hsu

逢甲大學人言講座教授、台灣董事學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