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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轉向低成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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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號

佛里曼論加速年代劇變的三大趨勢──《謝謝你遲到了》

高希均 Charles K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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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獲三次普立茲新聞獎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里曼又有新著出版:Thank you for Being Late: An Optimist's Guide to Thriving in the Age of Accelerations。出版的當天立即登上亞馬遜三個排行榜的1、2、3名(精裝本,電子書,有聲書)。

曾獲三次普立茲新聞獎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又有新著出版:Thank you for Being Late: An Optimist''s Guide to Thriving in the Age of Accelerations。出版的當天(2016年11月22日)立即登上亞馬遜三個排行榜的1、2、3名(精裝本,電子書,有聲書)。中文版由「天下文化」於1月底前在台北出版。

我曾為佛里曼前二本書:2008年的《世界又熱又平又擠》及2011年的《我們曾經輝煌》寫過導讀,這是第三次的嘗試,為讀者提供新書精華,並整合了近十年來他相關的評述。

(一)「全球化」影響的引伸

在這個不確定的世界中,狄更斯在《雙城記》中的名言更為適用:

「那是最好的時代,那是最壞的時代;那是智慧的時代,那是愚昧的時代……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絕望的冬天;我們的前途有著一切,我們的前途什麼也沒有……」

二次大戰後的近三十年,世界上發生了幾件大事:

■以德、英、法為主的歐盟,維繫了戰後歐洲的和平,但前有南歐國家的財政危機,近有英國脫歐出現的新變數。

■日本從1980年代的「日本第一」到1990年代的「失落十年」,已少昔日雄風。

■中國的經濟實力,三十年來在改革與開放下,已凌駕德國、日本,變成僅次於美國,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唯一「超強」的美國,因接連介入阿富汗、伊拉克等戰爭,加上財政赤字龐大,陷入困境。

在這大變局中,影響全球人類福祉的一件大事,就是過去二十多年來「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快速發展,以及它帶來的正負面效應。

在國際貿易理論的討論中,兩地(或兩國)之間,如果人為的貿易障礙減少,就會增加生產因素(如原料、資本)、產品與勞務的自由流通,兩地的經濟福祉就會增加,產生雙贏。因此兩世紀以來大多數的經濟學者不斷在鼓吹自由貿易。冷戰結束後,資訊流通的加速、以及網際網路的廣泛使用,更使得「全球化」的範圍、速度、實例如虎添翼般地擴散。

1992年,佛里曼就興奮地歡呼:「全球化的時代已經來臨。」「全球化」是指任何個人、公司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競爭、連結、交換、或者合作。透過這些數位工具,這個世界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密切連結。

他的著作《世界是平的》(2005)被譯成幾十國文字,一夕之間,「全球化」與「世界是平的」劃上了等號。

冷靜地問:「世界真是平的嗎?」不見得;「全球化真是萬靈藥嗎?」更不見得。可以二個宏觀觀察概括:

全球化已為眾多國家帶來利益。但是證據也顯示,這個結果並不理想。經濟活動推動著全球化的擴展,政治算計卻左右了全球化的走向。因為這場遊戲規則都是先進國家制定──尤其受到利益團體左右,全球化就塑造得以符合他們自己利益為主。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公開地嚴厲批評:「這些利益團體從來沒想要創造一套公平的遊戲規則,更別提去訂一套能增進貧窮國家福祉的制度了。」

從很多角度來看,世界甚至是愈來愈不平了。東亞國家(如四小龍及中國大陸)善用了全球化,幫助了它們的發展。可是一些最貧窮的國家,當他們獲得援助及捐贈時,所加諸的種種限制,常使他們無法實施自己認為最好的選擇。

「全球化」是一柄兩面刃,它產生了不少嚴重的後果;例如:

由於跨國企業的幕後操縱金融市場與國際貸款等,又以壟斷、獨占等方式,向第三世界廉價採購礦產、木材等天然資源;將汙染性產業移向第三世界;在第三世界為牟取特權及暴利,賄賂官員,操縱政治;「全球化」居然常常造成了貧富差距、知識差距、社會不安。

儘管全球化利弊互見,但它真是加速世界劇變的引擎。

(二)「大自然」惡化的引伸

諺語說:「上帝永遠寬恕。人常寬恕。大自然從不寬恕。」

「大自然」是泛指氣候變遷、人口成長、以及生物多樣性的消失。近年來佛里曼的論述、演講、訪談,已從人對人、宗教對宗教、國對國的紛爭轉移到人對自然、人對能源、人對生物、人對子孫的掠奪,以及人對劇變的調適。

他不斷指出所看到的五個趨勢:(1)能源與資源的供需失衡;(2)產油國的獨裁;(3)失控的氣候變遷;(4)能源匱乏(如電力);(5)生物多樣性消失。佛里曼的總結是:21世紀能否安定,端視人類能否處理這些問題。

佛里曼做為一個全球採訪的專欄作家,自然感受到來自東方社會帶給美國及西方世界的指責,列舉三個說法:

(1)西方認為他們是問題的「解決者」,實際上是「麻煩製造者」。他們的優越感與自私心,永遠是把自己的利益與享受放在第一位。

(2)要求新興國家的改善(從節約能源到性別平等),不僅在自己發展過程中全犯過,此刻仍在犯這些錯誤。

(3)占全球12%的西方世界人口,占用了地球上太多的能源、市場、財富及權力;其餘88%的人口還要不斷的接受西方的教訓。

面對這種指責,更使佛里曼要提倡「綠能革命」。因為它不僅創造各種商機,且會使社會更健康、更安全、更有競爭力,人類必須要走向這一場綠色大革命。

台達集團創辦人鄭崇華先生早已在推動綠建築,以及節能減碳的各項創新。因此我在2016年11月遠見主辦的華人企業領袖遠見高峰會中,公開稱讚他是台灣第一位「君子企業家」。

(三)「摩爾定律」的引伸

我們生活在千變萬化的數位科技世界中。優步(Uber),全球最大的出租汽車公司,沒有自己的「車輛」;臉書,全球最受歡迎的傳媒公司,沒有自己的「內容」;阿里巴巴,最有價值的零售商,沒有「存貨」;Airbnb,全球最大住宿供應者,沒有自己的旅館。這種過去難以想像的顛覆愈來愈普遍。佛里曼認為:躲也躲不掉,該來的就會來,問題是你先做,還是別人比你先做。

所有這些該來的顛覆的根源,就是科技以「指數成長」的速度滲透進生活上每一個層面。廣被引用的「摩爾定律」,用1975年後的話形容就是:「晶片元件數量每兩年增加為原來的二倍,效能倍增,價格幾乎不變。」如果英特爾1971年推出的第一款微處理器4004與當前第六代處理器Intel Core相比,晶片效能強3,500倍,能源效率高出九萬倍,價格則只有六萬分之一。這是一般人難以想像的「指數成長」。如再以1971年德國金龜車(Volkswagen)為例,時速可達三十萬哩,一加侖汽油可跑兩百萬哩,這輛車價只要四美分。

摩爾定律也預言了個人電腦、手機、自駕車、iPad、大數據、智慧型手錶的出現。沒有摩爾定律,就沒有大數據。因為有了摩爾定律,才有更大的記憶空間,更強的運算能力,使得科技更有效率且可靠。

摩爾自己也沒有想到「網際網路能為人類開啟一個新的宇宙」、「很多人都預測摩爾定律已走到盡頭,但他們都錯了。」

2015年5月佛里曼在舊金山探索博物館為「摩爾定律」問世五十週年訪問了已高齡86的摩爾,追憶他在1965年4月發表的論文中所做的類似描述,後來加州理工學院卡佛.米德(Carver Mead)教授把這番預測稱為「摩爾定律」。

拜「摩爾定律」之賜,世界不但是「平」的,且是「快」的——這是科技整合與擴散的自然結果。這就產生了佛里曼對「超新星」(Supernova)的討論。

佛里曼參觀了一個跨國大企業總部後,有這樣的描述:它不像政府那樣在上演停擺鬧劇,也不像國會一樣陷入僵局…負責人每天一早起來先看新聞,那些公司倒下了,心裡默唸,今天我們不會被「超新星」摧毀。「如果企業負責人沒有強烈的警覺性,只有死路一條。」

「超新星」是指電腦、網際網路、行動裝置、寬頻上網等。「超新星」的形成與成功來自硬體與軟體的演進,資料數位化和儲存的速度更快速,經過分析轉化成知識。如果一機在手,就可從「超新星」擷取所需資料,複雜化已化為無形。迅速、免費、簡便,無所不在,任你取用。如果善用「超新星」:「20世紀你喜歡別人做的東西,21世紀你可以做出自己喜歡的東西。」

「超新星」能促進知識成長嗎?那就要細算新科技帶來的擴散效果與替代效果之間的消長。長期來看,我比較接受麻省理工學院布林優夫森(Erik Brynjolfsson)樂觀的看法:各行各業必須要在這轉型期間重新學習,重新投資、重新配置,整體社會才能獲得科技之果。

當科技成長率(曲線A)高過了人類適應率(曲線B),人類就陷入調適焦慮,覺得錯亂迷失、徬徨不安,難以使用或享受科技帶來的好處。因此必須透過學習、知識擴展、自身體驗,來克服「好不容易習慣了一種變化,新變化又來了。」佛里曼說:「雖然大家多少聽過機器人手術、基因編輯、複製生物、人工智慧,然而不知未來的進展。」

在原來的圖上,如果我再增兩個字母T與C,那麼可以解釋成年代在CT(或許是2000年)之前,科技成長落後於人類的需求;CT年代之後,快速的科技成長,已使人類難以適應。但透過加速學習,適應率可以提升(虛線JK表示),焦慮就可減少。

佛里曼在敘述很多「超新星」帶來新創業的成功故事後,興奮地指出:「現在,所謂的『弱勢團體』已經不見了。只要你的大腦能運轉,接受短期訓練,不管身在何處,都能把點子變成好生意。」

由於技術與教育的普及,第三世界愈來愈多的低收入者可以獲得新的生活能力,這會是顛覆性的劇變,影響幾十億人。佛里曼鼓舞大家:「這個故事才剛開始。」關鍵就是人類要能適應,並且利用新科技。

(四)樂觀主義者的自述

進入21世紀第17個年頭,當川普在2017年元月變成美國總統時,大家屏息以待,全球都充滿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不確定感。那麼哪有樂觀可言?

讓我率直地先指出:當美國的競爭力已不再遙遙領先時,當政治人物與利益團體相互利用時,當媒體擴大散布社會對立時,當政府的支出超過能力時,當美國人民過度消費時,當不斷增加的社會福利影響工作意願時,當年輕一代失去認真工作、獨立奮鬥的精神時,美國社會的生命力與凝聚力開始渙散,然後就走下坡;尤其面對新興經濟體的崛起──特別是中國,產生了複雜的情結。

20世紀的二次世界大戰曾是美國國力增強的助力,此後的戰爭變成了阻力。從韓戰、越戰,到阿富汗與伊拉克──似乎師出有名,但逐漸都遭到國內及國際反對,最後變成難以收拾的財政負擔,以及國際聲譽遭受到嚴重的損害。

面對這種說法:「英國霸氣地擁有19世紀,美國傲慢地主導20世紀,中國遲早將主宰21世紀。」佛里曼不得不理性地承認:美國的輝煌必須要重建。他內心有現實面的沮喪,但他的基因中,更有立國精神中澎湃的樂觀主義。因此自稱是「沮喪的樂觀主義者」(frustrated optimist),他的「沮喪」是表面的,他的「樂觀」則是根深柢固。

「沮喪」來自美國出現了一連串的問題:教育品質、財政赤字、負債、信用擴張、能源與氣候變遷,以及缺乏強勁的整合能力與停擺的政治運作機制。尤有甚者,美國也忘記做一個偉大國家應有的長程投資:教育、基礎建設、研究與發展,以及修改法令,吸納有才華的移民等等。佛里曼痛心地承認:過去十年對抗恐怖主義以及縱容減稅,所付的代價造成了今天「已無存糧」。

「樂觀」則來自作者深信美國社會仍然擁有龐大無比的無形資產:

■勇往直前的精神

■多元的意見與才華

■富於彈性的經濟

■工作道德與追求創新

■可以調整的政治和經濟體系

佛里曼指出:要在21世紀領先,美國必須要處理好四大挑戰:適應全球化壓力、減緩國家財政長期赤字、減輕能源消耗與氣候威脅、善用資訊科技革命。這本新著正是在持續闡述這個處方。

(五)回到明州家鄉找到處方

做為全球最有影響力之一的意見領袖──《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走遍過全世界,在為這本新著尋找解決各種難題的處方時,他想到青少年成長時代的明尼蘇達州(Minnesota)。那個萬湖之州,四季分明,風景優美,民風樸實,人才輩出。明州的最大城市明尼亞波利斯,充滿了現代都市規畫的硬體與文明標誌的軟體,常被選為全美生活品質最高的城市之一。

佛里曼以全書五分之一的篇幅(共三章),敘述他們猶太家庭在郊區聖路易公園社區1950年代的遷移、融合、生活及成長。文筆的細膩、感情的濃厚,以及故事的動人,宛如一本傳記。這使我想起本書首頁中的第一句話:「這是我第七本書,誰知道,這也可能是最後一本。」如果他真不寫自傳,那麼這就是簡要版。

近年他幾次回明州,深度採訪,又再體驗到一個現代的民主社會仍然可以有效地運作。那裡的州政府、議會、學校、社區、醫院、博物館、藝術中心、職業球隊等等都非常有創意、有執行力。即使一年有四個月冰天雪地,仍然(1)彼此合作;(2)同心協力;(3)相互支援;(4)共同分享。這真是值得學習的運作模式。

佛里曼的明州尋根之旅,發現了禮失求諸野,發現了這是一個「接地氣」的社會,發現了基本價值的堅持與實踐。

明州提供了面對劇變,尋求繁榮的重要藍圖。

(1)「妥協」(彼此理性退讓)的重要:不能陷入中東地區相互對立的死胡同:「我弱,如何妥協?」「我強,為什麼要妥協?」。

(2)「信任」的重要:沒有人與人之間、人與公部門之間、政商之間、多色人種之間的信任,社會就無法包容、適應、合作、進步。

(3)「教育」的重要:年輕人需要導師、教練;出了校門的人,要不斷自修。有人擔心川普的決策,因為他聽了很多情緒的話,讀了太少理性的書。

(4)「連結」的重要:美國最嚴重的病不是癌症,而是人與人之間的孤獨、不接觸、不交流。

(5)「家庭」與「社區」的重要:要在「颶風中跳舞」,必須要有溫暖的家庭與和諧的社區,它是社會安定的二大基石。

這些看來平淡的處方,恰正是了解美國社會的「對症下藥」。這些處方當然也是佛里曼半世紀以來孕育的價值判斷下的對策。

他在第12章中,對自己的價值有這樣的描述:

■社會改革傾向自由派

■強烈的愛國情操

■贊成多元文化

■社區扮演主導角色

■財政政策適度中庸

■偏向自由貿易

■創新狂熱下的環境保護者及資本主義信徒

湊巧的是,我在明州的右鄰威斯康辛州,生活及教書有四十年,比他在明州的時間長了一倍,也偶爾有機會開車經過他少年時代居住過的聖路易公園社區。

我們的價值觀念幾乎雷同。美國中部人民的樸實、熱心、專注、認真、分享,正是我會留在那裡學習這麼多年的重要原因。他們建構了美國社會做人做事的的厚實基礎;也享有現代社會的高度文明。

(六)結語:關注美國的盛衰

對於美國的盛衰,不只是美國人關心。做為一個曾在美國讀書、教書及生活近半世紀的中國人,我也很關心。必須先說明的是:我對美國情有獨鍾。它是一個偉大、開放、富裕的國家;但半世紀以來,政府權力的傲慢,企業營運的自滿,人民生活的浪費,造成了東方文化中「驕必敗」的嚴重失衡。所幸美國社會從不缺乏有識之士(如佛里曼),他們總會及時提出警告與忠言。

近十年來,隨處可以感覺到美國經濟的衰落。近年的資料指出:4,900萬人陷入貧窮,9,700萬人為低收入,二者占美國總人口48%。

二十年來的幾件大事,提供了衰落的線索及轉捩點:

■1991年蘇聯解體,市場經濟終於獨領風騷,美國變成唯一超強,可是絕對的權力開始了相對的衰落。

■2001年9月11日恐怖份子摧毀了紐約世貿大樓,布希先後發動阿富汗及伊拉克的軍事報復。十年的戰爭,重創美國元氣及國際地位。

■2008年發生全球金融海嘯,華爾街的貪婪使美國經濟自身變成了最大的受害者,資本主義的運作再度面臨危機。

■金融風暴後,中國以龐大的外匯及其政府效率,扮演了穩定及刺激全球經濟的角色。在國際舞台上中國第一次與美國並駕齊驅;但中共領導人在國際場合一再宣稱:「中國不搞霸權,中國本身還有很多難題要解決。」

■2016年川普在主流媒體普遍看衰中逆轉勝,當選了美國總統。

當台灣在貧窮落後的年代,美國是我們最要學習的。從台灣看美國,我們充滿了自卑與嚮往。佛里曼六年前出版的《我們曾經輝煌》,卻表達了他們的焦慮。扉頁就引用歐巴馬2010年11月的話:「中國的鐵路系統比我們完備,新加坡的國際機場比我們進步,這根本沒道理。現在,我們剛聽說了中國擁有全球最快的超級電腦。這樣的成就,原該屬於美國。」

這本新著中,佛里曼又持續在鼓舞美國人民,面對加速劇變,他相信個人透過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與技能增進(skills growth),可以追求到美國夢:這一代比上一代好,下一代比這一代好。

(本文摘自本書導讀)



高希均 Charles Kao

《哈佛商業評論》全球繁體中文版董事長.發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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